【北京之春】百日囚车在行动

近年来,中共当局作为执政的掌权者,对于权力的行使对象——社会和民众,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年底判处魏京生十四年徒刑后,又接二连三地对异议人士进行一波又一波的疯狂镇压。今年七月判处刘念春三年劳动教养,八月九月,逼迫吴学灿、傅申奇先后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十月又以“闪电战”手法判处刘晓波三年劳动教养并逼王希哲逃亡美国,十月三十日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王丹十一年徒刑。

这些疯狂行动,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的强烈反弹,各国一致谴责中共当局的倒行逆施,呼吁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王丹、魏京生、刘念春、刘晓波和一切良心犯、政治犯。

计划的提出

全世界在抗议,全世界中国人在抗议,全世界反对共产党专政的异议人士在抗议。纽约是世界之都,也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异议人士最为集中的大本营。老资格的方、刘、王中的刘、王在此,民联的历届主席王炳章、胡平、于大海在此,民阵的首任主席严家祺在此,还有许多民主墙、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在此,更有中国人权、《北京之春》这些做了许多工作已被世界和中国注视的人权团体、民运刊物在此。这些组织和个人,这么多的重要异议人士,如何把抗议行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如何既揭露中共的疯狂、残酷真面目,又能使饱受牢狱之苦的难友们感受到严寒冷酷中的一丝温暖?大家在思索,许多方案在议论中。

老资格的民运人士陈军想到狱中的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刘晓波正在受罪,自己却在自由女神的驻地——纽约呼吸自由空气,饱享民主政治带来的种种权利和好处。“自身得自由,难忘狱中人”。这是王丹在九三年二月出狱后发出的呼喊。其实,王丹出了牢房,只是得到了身体的部份自由,并未享受到真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更何况时常被跟踪、窃听、传讯?如今,身处纽约的陈军,想起了王丹,想起了魏京生,想起了刘念春、刘晓波,想起了许许多多他熟悉的不熟悉的仍在狱中的难友,决心以自囚行动,表示不忘狱中难友的一点心意。

陈军的构想是:用一辆破车,改装成监狱的模样,由民运人士轮流在车内自囚,二十四小时轮换,一波一波地接力,要坐到一百天。

陈军的想法,首先得到傅申奇的赞同。傅申奇是陈军的老朋友,是上海民主墙时期的伙伴。傅申奇于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离沪来美后,一直在设法为仍在狱中受罪的朋友做些什么。陈军的想法与他一拍即合,很快产生了“与你共度铁窗”行动计划。计划初拟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吴学灿。吴学灿因八九年《人民日报》号外事件被判四年徒刑。一九九三年奥运会申办城市表决前出狱后,立即与王丹、魏京生、许良英、丁子霖、陈子明、江棋生、刘念春等人取得联系,经常采取联合行动继续为自由民主事业奋斗。他在秦城单人牢房备受摧残,九死一生后更知道监狱的惨无人道。

陈军、傅申奇、吴学灿广泛联系民运朋友,征求大家的意见,得到潘国平、刘刚、胡平、倪育贤、薛伟、项小吉、王若望、王希哲、林樵清、郑义、王军涛、吕京花、魏权宝、贝岭、辛苦、周健、沈彤、宋立峰等人的支持。他们纷纷报名,要求参加自囚行动。

年已八旬的老资格民运人士王若望几次被关进中共的监狱,老囚徒更知道铁窗的滋味和自由的重要。老人现在在纽约仍然属于贫困之列,但在自由女神的光芒照耀下,其生活质量与中国大陆相比,确是判若云泥。老人与夫人羊子听说了这个计划,立即致电陈军表示支持。他还表示一定要不怕严寒到车中自囚,要远隔千山万水与仍在大陆的苦难同胞一起继续品尝囚徒的滋味。羊子女士还提出做好后勤工作的若干意见并首先奔走落实。

《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经理薛伟不仅报名参加,还对计划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他们认为,囚车不仅要在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停泊抗议,还要去唐人街告诉同胞,去联合国告诉全世界。

在美西、在多伦多、在欧罗巴、在香港、台湾都有朋友打来电话,对“铁窗行动”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特别是大陆同胞,也在越洋电话中表示支持,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设想。

这些多方面的建议使“行动计划”不断完善;目前,仍在完善中。

计划的实质

“伴你共度铁窗”计划开宗明义,就是“抗议中共当局新一轮疯狂镇压,呼吁海内外共同声援王丹、魏京生、刘念春、刘晓波等良心犯。”

在中共当局的默许下,《中国可以说不》以反自由、反民主为实质大唱极端愚蠢的民族主义。面对世界自由民主的新潮流,鼓吹中共当局要敢于做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在“普天之下,莫非党报”的条件下,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电影、戏剧等一切媒体和宣传机器疯狂鼓吹民族疯狂主义,要把中国拉到世界的对立面。极端、疯狂超过义和团何止千百倍?而义和团中的部分爱国反侵略情绪却不能得到体现。

如果说当年义和团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虽然疯狂、愚昧却仍有一丝弱者爱国护种的光亮;则今天并无外敌入侵且世界潮流倾向自由、民主的时刻,中共鼓吹民族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面对民众日益不满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为了阻止世界舆论的谴责,诬蔑自由民主潮流对中国大陆良心犯的关注是“干涉内政”。

中共当局置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于不顾,公然违背自己制定的宪法,对于用和平理性公开的方式表达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只能表明中共当局对自己的统治丝毫没有信心。

事实表明,以江泽民为首的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漠视人权、残酷迫害异议人士方面,比毛泽东、邓小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是考虑如何解决四十几年一党专政造成的深重危机,不去设法克服民众与执政党之间日益紧张的对立,不懂得长治久安的真正稳定只能是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自由选举、设置三权分立、落实宪政民主;反而逆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潮流而动,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将反映民意社情,以理性手段表达政见的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刘晓波等人打入牢房。江泽民等人之所以接二连三地使用如此恐怖的手段,目的是在大陆建立新的独裁统治;同时,要给不久被迫成为鱼肉的港澳同胞发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威胁;对于已经实行总统直选的民主政治的台湾同胞,也要“杀一儆百”隔海飞弹。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团以无赖手段大搞“人质外交”,企图阻止国际社会“说三道四”。这种挑战人类理性和良知,开人类历史倒车的做法,不仅使中共更加臭不可闻,更连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玷污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勤劳、能干、文雅、自律的美好形象。中共当局的党文化摧残了人性,扭曲了许多人的人生,以至于某些被党文化摧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为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丢丑。这些恶劣影响,并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过,实乃中共当局历次政治运动对于人性的摧毁泯灭所造成。

“伴你共度铁窗”正告江泽民:不要做历史罪人!

今天,发起“伴你共度铁窗”行动,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抗议中共当局新一轮政治迫害,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刘晓波和一切良心犯、政治犯!同时,通过这一行动,表示对国内身陷囹圄的朋友们的声援,使大家增加一份休戚与共的情感,体现海外朋友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通过这一行动,唤起海内外一切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对狱中难友的关怀和声援,并希望国际社会和舆论界能够进一步了解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迫使中共当局作出改善的承诺并付诸实施。

自囚感慨多

陈军、傅申奇发起的“百日囚车”行动,到十二月一日已进行到第七天了。七天里,陈军、傅申奇、吴学灿、薛明德、辛苦、陈波冬、刘刚、吕京花、潘国平、魏权宝等人先后在寒风中与魏京生、王丹远隔重洋共度铁窗。

百日囚车行动的第二天,纽约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个摄氏零下的严寒日子。当夜,陈军、吴学灿、薛明德在零下二度(摄氏)的夜风中畅谈感想。薛明德说:“我来参加这一活动,一是要回味一下当年坐牢的感受;二是要对仍在狱中的朋友表示一点心意。虽然有许多仍在狱中的朋友与我从未见过面,但我觉得时时刻刻都与他们在一起。中共的监狱不是西方人所感受过的监狱,坐过中共监狱的人,对其中的荒唐、野蛮、残酷是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

陈军已在囚车中渡过了四个白天和三个黑夜。除了和别的朋友共同自囚在车中,他还于二十九日夜里独自一人在囚车中过夜。他说:“我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坐过中共的牢房,但他们多次传讯、骚扰我,我也尝到野蛮、疯狂的滋味。现在,我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表达对中共当局的愤怒。我发起囚车行动并自己带头多多自囚,只是为了表示对魏京生、王丹等朋友的声援。希望以我们的自囚吸引世人把关注的目光多多投向苦难中的朋友们。”

曾被中共当局关押十多年的傅申奇说:“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和被囚禁的滋味。”他希望通过这次自囚活动,表示海外民运人士对狱中难友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增加海内外休戚相关的感情。

曾在秦城单人牢房中九死一生的吴学灿说:“我以前在狱中,每次听到有朋友在为我呼喊,我就感到如同寒风中的一股暖流。”

曾在中共的北京、辽宁监狱中关押六年的刘刚说:“坐牢的人最怕被人遗忘。”他想起狱卒多次嘲笑他:“外面的人都忘了你,你还在这里傻坐。”他用确切的事实回答狱卒的嘲笑,狱卒狼狈不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名闻讯而来的大陆同胞蔡南潮和刘有成。

来自长岛的蔡南潮说:“我昨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才看到《世界日报》的消息,今天就来报名加入囚车行动。”他说:“有的朋友或许生活比以前改善了,或许忙于生计,或许隔了个大洋,渐渐地也不再关心还在受难的同胞,这辆囚车提供了一个机会。”

六十五岁的刘有成说:“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对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就被打成右派。现在王丹、魏京生还在为言论获罪。我要来参加囚车行动,表达一点心意。”

林樵清、赵品潞、唐其煌、杨巍等多次前来看望自囚的朋友,并送来食品和衣被,做的后勤工作非常极时。

广泛的支持

“伴你共度铁窗”计划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特别是新闻媒体不断连续跟踪报道,对计划的推进与实施,起到了鼓舞和不断激励的作用。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林宝庆、刘宇曦已发过十几篇报道文章。传讯电视、中视、台视、北美卫视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伦敦BBC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已不止一次地报道和评论,对于计划的精神性质的传播起到了极为有效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真正的恐慌

囚车行动在进行中,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头头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一目了然,囚车中自囚的真人和囚车四周的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刘晓波“囚禁中”的画像让他们发慌:向纽约警察局交涉,无正当理由;因为抗议一国政府的和平、理性行动,是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如果照习惯手法请客送礼、行贿走后门,更会遭人白眼,落人笑柄,自取其辱。

迟浩田访美,给纽约的总领事馆一个绝好机会。他们借口囚车会“干扰”迟副主席的外交军事活动,向美国国务院交涉,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向纽约警察部门打招呼。上级的指示虽然未必合理,但纽约警察局还是给了国务院十足的面子。

难言的遗憾

囚车行动在进行到第八天的时候,纽约警察局传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指令,要囚车离开中共驻纽约领事馆。

囚车虽然被迫离开,但是计划仍在进行。

不让停在四十二街的中共领事馆,就开到联合国,开到唐人街,还要开到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国会山和白宫去。

当年,美国争取独立、追求自由民主的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自由女神像并不是美国的土产。法国人民为了表示对美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支持,远隔大西洋送来了光耀千秋的自由女神像。

美国国务院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忘了自由女神的出处!

以独立宣言享誉世界二百年的美国,长期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了支持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角色。最近的海湾战争就是对专制狂人萨达姆的迎头痛击。特别是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发生后,美国给了中国数万留学生以政治庇护,即世人称道的六四绿卡。还有方励之、王军涛、刘刚、吴学灿、傅申奇、王希哲等许多异议人士也在六四后相继来到美国避难。

美国的胸怀是宽广的,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是巨大的。中国人民会永远忘不了美国民众对于自己的支持!

但是,遗憾的是,今日的美国政府,屈服于中共当局的蛮不讲理,更以暂时的短期的经济利益牺牲自由民主理念和美国民众的长期利益。

其实,中共当局的一系列判决,不仅是对魏京生、王丹等异议人士的判决,也是对全体中国人良心的判决!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的判决!是对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判决!

可是,就在中共当局公开藐视国际社会的抗议而作出一系列判决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却急急忙忙地前往北京与中共握手言欢,柯林顿总统也与江泽民举行会谈。这些做法,只能助长中共当局蛮不讲理的嚣张气焰。

我们虽然不能要求别的国家牺牲本国眼前的利益,来促进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改善。但是,像美国这样以独立宣言倡导人权二百多年的国家,产生了华盛顿、林肯、罗斯福这样伟大人物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国家,却在中共的蛮横面前进退失据,确实让人们感到失望。柯林顿政府对人权的承诺比过去哪一届政府都不算少,但兑现落实的情况却难以让人信服。中共当局并没有因为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而有所回应;相反,却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让步而变本加厉地对异议人士进行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

历史证明,没有一个专制政权会由于国际社会的让步而主动地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没有一个独裁政府会在没有国际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努力走向自由和民主。

诚然,一国的自由和民主,主要是依靠本国民众自己的努力;但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从来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抗议迟浩田参观西点军校

就在囚车被迫撤离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的时候,中共军委副主席、六四屠夫迟浩田来到了美国。

十二月五日,陈军、吴学灿得知迟浩田来美的消息,要赶在迟浩田去五角大楼之前现场“恭候”。下午三点半,薛明德得知囚车向华盛顿进发的消息,立即跑来参加。

一辆破旧的囚车,轰轰隆隆地呼喊着开出了纽约。陈军、吴学灿、薛明德载着魏京生、王丹、刘念春、刘晓波、陈子明的画像驶出了纽约。

一路上,行进中的汽车在街头、路边遇到中国人、美国人、阿米戈和犹太人、欧洲人,他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扬囚车行动,更有不少外国朋友用中指和食指做出“V”字手势,鼓励囚车行动取得成功。

载着各国朋友的支持和祝愿,囚车嘎吱嘎吱地开了三个多小时,在离华盛顿已剩五十英里的时候,得知迟浩田已来到了纽约的西点军校。

囚车的目标是六四屠夫迟浩田。得知迟浩田窜到纽约的消息,囚车马上掉头驶回纽约,又是一路地轰轰隆隆。

回到纽约已是万家灯火的晚上十点钟。陈军连夜对囚车进行检查、修理、维护,准备第二天去西点军校与迟浩田交手。

第二天八点,囚车载着陈军、吴学灿,冒着漫天风雪,驶向西点军校。

来到西点军校门口,站岗的士兵拦住囚车。陈军用娴熟的英语与士兵交涉,士兵说他自己不能作主放囚车进校。在守门士兵的上级来到后,经反复解释,那两个军人还是要他们把囚车开离校门口。陈军、吴学灿把囚车开到西点军校的访问接待中心,得知迟浩田正在校内访问并要在下午到军校的美术中心参观。于是,囚车又开到了军校的美术中心,在那里“恭候”六四屠夫迟浩田。

陈军和吴学灿各拿一块抗议牌,挺立在风雪中,气势昂扬如同两座金刚,虽然他们在中国人中间也只能算是中等身材。

陈军手上举起的牌子用中英文写着:对六四屠夫说不!

吴学灿手上举起的牌子是中文写的:六四屠夫迟浩田,你的良心在哪里!

警车的车号是934,来来回回地绕着囚车驶了三四回。到下午三点半,也没见迟浩田的一点影子。

陈军、吴学灿站在风雨之中,头上落满了雪花,依旧挺立不动。莫非迟浩田习惯走后门?莫非他已从后门进来又从后门出去了?

他们又去访问者接待中心和美术中心询问,得到的回答是:“美术中心没有后门,迟浩田改变了计划不来美术中心,现在已离开西点军校,到下一个访问点去了。”

原来,来回转悠的警车是探子。难怪人们都说警探,警察与探子往往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就像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一会儿探马来报,曹操得知常山赵子龙在此,只得绕道而行了。

进军华盛顿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点,陈军、吴学灿驾驶囚车,向华盛顿进发。

一、追来的小汽车

车子出了纽约城,后面追来一辆小汽车,按响喇叭,要和囚车把话谈。吴学灿回头望去,只见小汽车上坐着一人,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食指点着平放在方向盘上的左手的掌心。明白了:这是要囚车停下来。陈军踩着刹车,囚车缓缓停在了路边,小汽车紧挨着囚车停了下来。车门开处,一位四十来岁、两鬓初霜的人走了出来。看见陈军、吴学灿也走下车来,便上来打招呼:“你们二位的精神太使我感动了。这样破的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是很危险的。且不说任何一个部件都可能突然出问题使车子失控像惊马一样不知会闯出什么大祸,即使不出大祸也可能随时抛锚把你们扔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他的江浙口音普通话,使陈军、吴学灿异国遇乡亲。陈军和吴学灿都是南方人,陈军后来长期生活在上海,吴学灿当兵时也在上海住过几个月。来人用上海话讲他的想法,三人都觉得已经成“众”。

站在路边,他侃侃而谈:“我们来到异国,实在是没有办法。不是共产党蛮不讲理,我们怎么会背景离乡?来到美国,美国的民众很善良,并不排斥我们。可是我们心里更难过。自己的祖国没有一个好政府,民众被逼得四散流徙,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人应该深刻反思!德意志民族产生希特勒,产生法西斯,已经为此反思了几十年,现在还在不断地从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习惯中刨根问底;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却显得醉生梦死。面对共产党的残酷,在国内的某些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开脱罪责,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民主。这种想法与当年希特勒一样。当年法西斯就是鼓吹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德意志民族不适合自由、民主,只适合拥护元首的绝对权威,理由是德意志民族是优种的日尔曼人,不必采取劣等民族的什么三权分立,自由民主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

虽然要急着赶路,陈军还是愿意与老乡多说几句。陈军说:“前几年海外民运热热闹闹,人多舞台小,愿意做事的人很多,因此,觉得缺我一人并无影响。我就去开出租车,一方面过一个平常心的生活,一方面帮助国内的民运朋友。现在要想搞一点民运活动,难度确实不小。这次判了王丹十一年,我就想一定要为魏京生、王丹、刘晓波、刘念春他们做点什么。我与老朋友傅申奇商量时提出囚车计划,用‘与你共度铁窗’的形式把我们对狱中朋友的思念表达出来,并通过媒体让狱中的朋友知道我们牵挂着他们,使他们的狱中岁月不至于太寂寞孤独。”

因为来人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吴学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能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既不比别的民族更聪明,当然也不比别的民族更愚蠢。人类,不管是什么种族、肤色,不管是使用什么语言,共同性是主要的,差异是次要的。共同性是根本的,就是人性;差异是枝节问题,就像爱穿裙子还是爱穿裤子,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不同。在国内,在海外,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自愿拥护(百万人中挑一)、被迫拥护共产党的人中间,甚至在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中间,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不适合民主的大有人在。与法西斯鼓吹日尔曼人优种相反,共产党的马屁手、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人却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不能享受自由民主。这是十分奇怪也是十分荒谬的。”

他乡遇知音,乡音浓似酒。三人成众,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陈军、吴学灿不好意思结束他的谈兴。还是来人善解人意,掏出一枚金光闪闪的硬币:“这个过桥币送给你们,表示我的心意,祝你们一路顺风,就请上马吧。”陈、吴二人觉得一个过桥硬币价值虽然只有七元钱,但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专制制度的厌恶之情,对反对专制的行动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陈、吴问他可否将大名见告,他说:“我现在手头不宽,今天又正好没带什么钱,就剩下这一个硬币,姓名就不提了,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他既不愿扬名,也就只能尊重他的意思。陈军、吴学灿与他握手告别,向南方驶去。

由于这位不愿扬名、只愿表示支持的同胞的支持,陈军、吴学灿精神倍增,驾驶着破车也真的一路顺风。

晚上九时,车子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

二、在五角大楼

到了华盛顿,马上就联络各方面的朋友,朋友们把迟浩田在华盛顿的活动告诉了陈军和吴学灿。

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一早,陈、吴就驾着囚车来到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占地极广,四面八方都有几十亩大的停车场。美国人把迟浩田请到五角大楼做客,当然有美国人自己的利益。但是作为中共当局一党专制的反对者,陈军、吴学灿坚信自己的做法没有错。他们在五角大楼门前停车,许多身穿海、空、陆军军服的美国军官和士兵向囚车上的魏京生、王丹等画像致敬。囚车在便道上行驶时,迎面而来的军车中探出头来,举着大拇指:“OK”!由于得到上级的指示,守门的士兵不让囚车驶入大门,陈、吴就把英文的抗议迟浩田访美的资料送给卫兵,并请卫兵转交给美国国防部长培里。

囚车在五角大楼周围行驶两圈后,又驶向了美国国务院。

三、拜访国务院官员

在美国国务院,陈军、吴学灿拜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他们向这位官员介绍了中共当局压制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活动的恶劣行径,并对美国政府不能始终如一地维护人权表示遗憾和失望。

陈军告诉美国国务院官员,美国这几年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美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袖的角色,成为倡导民主、捍卫人权的代言人,却又受制于现实的短期利益,在应付中共这样的专制体制时,容易在中共的强硬立场下表现得进退失据,招架无力。从政治是极为现实的意义上考虑,美国的难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应当在一定时间内设法保持其一致性,否则难以取信于人。为了短期利益改变政策,最终一定会在长远利益上付出代价。陈军说到九四年三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到北京去找魏京生,魏京生很快被抓,并于一年后被判十四年徒刑。魏京生被判后,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帮助魏京生。以后美国政府的要员去大陆访问,希望会晤大陆民运人士,其结果是这些人士遭受更严厉的处罚,美国却表现得无能为力。如此一来,不仅中共政府不把美国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当一回事,反而借机用“人质外交”反制美国,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开始怀疑美国到底有多少诚信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就是民运人士也会对美国政治人物的判断能力产生疑惑。当年美国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希望借此换取中共自觉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某种善意的回应,没想到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却日益恶化,美国却没有应对之策,显得外交政策上缺乏张驰之道,让中共处处得逞。

吴学灿对国务院官员说:中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中国民众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十二亿人都愿意实行自由和民主,只有共产党的一小撮当权者极其走狗愿意让中国停滞、落后并保持野蛮的封建法西斯的一党专制。美国人弄不清中共与中国的不同,误以为中共骑在人民的头上就可以代表中国了。了解中国实情的美国官员并不多,应该多听听普通中国民众的意见。只有民众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中共政府只是强行披在中华民族、中国民众身上的一件生了锈的破的铁衣。中国民众正在努力挣脱这件生锈的破铁衣。总有一天让全世界也让美国人看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也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实行者。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要把陈、吴的意见向上级转告,并希望以后经常保持联系,讨论中国民众和美国民众共同关心的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太平洋沿岸的政治经济及全世界的人权问题。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气氛十分友好,都很注重对方的意见,并努力向对方介绍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四、驶向国会山

十二月十日九时,囚车来到美国国会山庄,向参加早餐会的迟浩田抗议示威。

在国会门前,陈军、吴学灿得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不愿与迟浩田见面,并通过他的发言人席森说:“倘若我们去了,将不会是一个愉快的场面。”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更是直言不讳:“迟浩田是北京的刽子手。”

五、请迟浩田从后门进出

离开美国国会,囚车又驶向美国国防大学,提前半小时“迎候”将于下午二时来这里演讲的迟浩田。

守卫国防大学的军事警察怕迟浩田看到囚车后丢面子,走过来要陈军、吴学灿离开。陈军反问:“为什么?”那个军警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理由。

这里是美国,又不是中共一党专制压迫下的中国大陆。在美国,甭说抗议类似国防部长培里的迟浩田,就是抗议类似江泽民的柯林顿,也是合理合法的自由权利。

军警不能完成让囚车驶离校门的任务,就请治安警察帮忙。治安警察问陈军怎么回事?陈军向治安警察详细介绍了为什么要抗议迟浩田。治安警察一听到“天安门”三个字,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是依法办事,你们要抗议,这是你们的权利,谁也没权利干涉。谁要是干涉,你们可以控告他。”陈军、吴学灿得理让人,并没有意气用事,不愿计较年轻军警的简单粗暴,更因为抗议中共当局的重任在肩,宽容和大度才是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性格。

军警无奈,也不敢再劝陈、吴离开,只得向上级报告。

时间已经是二时五分,来参加演讲会的汽车进去了一二百辆,就是见不到迟浩田的车队。

正在纳闷,前来搭讪的治安警察告诉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小门,可能从那里进去了。”于是囚车开到又脏又破的小门,看到那里杂草丛生,觉得真是难为了迟浩田:“习惯了走后门,到了美国也还是不能自己。”

进来不走正门,已经失了体面;出来大概一定会堂而皇之地从前门走了吧?陈、吴二人又从车里出来,每人拿着一块牌子,守候在国防大学正门的马路对面。陈军手中的牌子用中英文写着:“对北京屠夫说不!”吴学灿手中的牌子用中文写着:“六四屠夫迟浩田,你的良心在哪里?”

迟浩田演讲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三点钟,离开的汽车鱼贯而出,直到车子走完,也没见到迟浩田的影子。

原来,迟浩田又一次“忍辱负重”从后门溜出去了。

守候在国防大学的校门前,进出的车子里不时有人摇下车窗向陈、吴二人挥手致意。一位满头银丝的将军,驾车缓缓驶出校门时,从车窗中竖起大拇指,对陈、吴表示支持。

朋友们围上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台视的记者们向陈军、吴学灿介绍了迟浩田演讲会的情况。迟浩田作为六四屠夫、作为天安门大屠杀的具体部署人,至今歪曲事实,仍然一口咬定:“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现在已在全世界展示的物证,竟不能让迟浩田说一句实话;成千上万的天安门的见证人,也不能让迟浩田“良心发现”。他只是一味地按照中共最高当局的指示照本宣科,实在有愧于军人称号。

当过陆军、海军的吴学灿向朋友们介绍了另一位令人尊敬的军人许勤先的铮铮铁骨。同样是军人,当时是三十八军军长的许勤先,拒不执行丧尽天良的开枪指令。他号召部下:“我们的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为了军人的良心,许勤先不怕丢官,也不怕因此背上了“违抗军令”的罪名,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五室坐了四年牢房。

可是,美国的军人并没有忘记天安门,没有忘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全世界军人带来的耻辱。一位海军上校向迟浩田表示:“天安门在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你对此有无反省?有没有得到教训或感到遗憾?”迟浩田依旧坚持认为数百万北京人参加的民主运动是“少数不法份子滋事和外界的渲染。”

这种毫无反省意识、将错就错的死硬作风,实在令人齿冷!

六、参加国际人权日活动

离开国防大学,囚车又驶向白宫门前,参加了国际特赦组织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陈军、吴学灿高举抗议北京屠夫的示威牌,与国际特赦组织一起对世界各地的专制政府扼杀人权的丑行表示抗议。

七、中共驻美使馆门前的示威

晚上,囚车开到中共驻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迟浩田在这里为美国国防部长培里举行的宴会。陈军、吴学灿向参加宴会的各国武官散发英文资料,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所有的良心犯、政治犯,并将抗议信交给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那位官员不敢接受。

八、返回纽约

抗议行动持续到晚上十时半,囚车离开华盛顿返回纽约。路上汽车出现故障被排除后,于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四时安全返回纽约。

十二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北美卫视记者来到纽约唐人街孔子大厦旁边采访停泊在这里的囚车。陈军向记者介绍了“与你共度铁窗”的活动情况,并将纽约警察当局在中共压力下刁难囚车活动的情况告诉记者。北美卫视记者表示要将这一情况在电视中播出,为正当的抗议活动讨还公道。

(本刊记者:雪蚕)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