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江泽民访美抗议活动散记

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热情的声音:中国主席江泽民,第一位具有学位的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在访问期间多达三十几次的各类演说中,江泽民也不无得意地多次宣称自己是十二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元首。虽然没有用“世纪之旅”之类的形容词,但是中国官方对于江泽民的访美寄予巨大希望。当八天的访问结束,中国舆论工具照例高唱“圆满成功”曲子的同时,人们看到了海外媒体上这样的大字:“江泽民访美,抗议活动如影相随。”平心而论,这句话确实概括了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和各个人权团体多天来的活动面貌:从江泽民入境的夏威夷,历经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到首都华盛顿,从自由钟所在地费城到世界商业大都会纽约到学术重镇波士顿,直至他访问的最后一站洛杉矶,被他称为“噪音”的抗议声浪一直在他的耳边回荡,象征着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的“囚车”也如同幽灵一般追随他的车队。在江泽民访美的全过程中,海外中国民运和人权组织再次向全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给江泽民上民主课的教师

人们难以忘怀的镜头之一是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之后的临场答问。一个美国女孩问江泽民:“你到美国后,对一路遇到的示威抗议作何感想?您是否认为这是美国人对您的不礼貌待遇,还是您认为他们有正当理由来表达这些意见和看法?”江泽民回答:“我到美国以来从到夏威夷开始,我就对美国的民主有具体的体会,比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要具体得多。”哄堂大笑的听众们当然还记得江泽民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自己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不能认为这全是假话,江泽民确实受到了教育。请听他后面几句被有些人认为是很机智的话:“虽然我已七十一岁,但我的耳朵还是很尖锐,刚才演讲时听到外面高音喇叭的声音,但我想唯一办法,就是我的声音比他们的还要高。”在这里,江泽民毕竟认为对付示威群众的“唯一的办法”是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把坦克调进城来”或者“开枪”。

八天里,许多人充当了给江泽民这个共产党学生上民主教育课的老师,应当说,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无愧是这个课程的教育者,他们为江泽民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教材。

十月二十七日,纽约和华盛顿的《世界日报》头版刊登了由《北京之春》编辑部、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论坛联合签署的“致江泽民先生公开信”(这封信的打印件在十月三十一日晚间被送到了江泽民下塌的华尔道夫旅馆经理手中,请他转交给江泽民),十一月六日,全美各地《世界日报》的大陆版上又刊出了波士顿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送江泽民”书。这一迎一送的两个文件,再次向公众表达了海外民运、人权组织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表达的主要政治见解,对江泽民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政权,有批评,有警告,也有苦口婆心的规劝。在此之前,还有王希哲等二十余人联合提出重新调查“六四”,给予实是求事的评价;善待赵紫阳,推翻强加给他的诬陷不实之词;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停止迫害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保障他们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的起码人权;着手政治改革,逐步实行民主等五项要求的公开信。此外,还有童屹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刘刚、沈彤、吾尔开希要求释放王丹的公开信,王希哲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公开信,张林要求释放刘念春的公开信,刘宾雁、安琪、曹长青、张伟国、吴学灿要求释放高瑜的公开信等文稿。如果江泽民谦虚一些,这些文件足够他细读一阵。

记者想起十月三十一日下午接到的布鲁克林一位衣厂女工的来电,她问下班之后坐地铁再赶到示威现场可能比较晚,能不能见到江泽民?她说她不认识江泽民,与他也没有什么恩怨,只是觉得要让江泽民知道,如果王丹和那些被抓被关的学生是自己的儿女,会怎样对待?她希望共产党能讲一点人性。也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吧,在各个示威抗议队伍中,大家高喊的口号主要是“人权”、“自由”、“民主”与“法治”,只是当人们想起共产党六四屠杀的悲惨场景的时候,忍不住挥起拳头怒吼:“打倒共产党!”

来自美国朝野的批评

给江泽民上民主课的还有美国一些朝野人士。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弗吉尼亚州长艾伦,他临时取消了两次与江泽民的会见,由其夫人在原定由他主持的午餐会中代念讲稿。州长夫人苏姗念的讲稿强调,维吉尼亚州是美国自由的诞生地,是个人自由、自治及商业自由的播种、生根和收获之地。讲稿强调,自由和代议民主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是美国的建国基础,希望江泽民在这个可贵的环境里对这些原则产生更深的了解和鉴赏。艾伦讲稿的针对性很明显,因为江泽民在出国前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他认为最基本的人权就是人民的温饱。

海外民运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关注的主要是国际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商界人士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巨大而有深度的市场以及四十亿美元的订单。尽管关注点各有不同,但是柯林顿总统在与江泽民会谈之后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还是表现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正义感。当记者问到对一九八九年北京当局压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以及继续监禁异议分子是否表示遗憾的问题时,江泽民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纸条为当年的镇压辩护,并未表示任何遗憾之意。表情严肃的柯林顿立即针锋相对表示他“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政府有时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

纽约商界热情款待江泽民,在三十一日晚间由美中商业理事会主办的晚宴中,美国商界各大机构几乎倾巢而出。但是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纽约州长柏德基和两名联邦参议员却拒邀出席晚宴。市长与州长在江泽民抵达纽约时就没有前往迎接。原因也很简单:朱利安尼和柏德基历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对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不满意。在这个最具有美国开放特点的大城市,纽约“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还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被下狱的大陆记者及作家。委员会呼吁江泽民在访美期间能够阅读美国报纸,观看电视节目,如此“才能明确了解生活在民主环境中的真谛”。“不像贵国的新闻自由环境,那些报导你所读到的新闻事件的记者,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职责而被逮捕、被扣押或被下狱。”致力保护媒体自由的这个委员会同时公布了一份有被中共当局关押的十六位新闻记者及异议人士的名单,呼吁江泽在访美期间下令释放这些人。

海外中国民运力量的大检阅

许多中外人士对这几天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因为现在正是民运的所谓“低潮”时期。让我们先看一看以下的记录:

十月二十七日,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古迹,二百多人示威抗议中国大陆的迫害人权。

十月二十七日晚间,“中国人权”在华盛顿主持“人权民主的活动如何因应柯江会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小型讨论会。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举行了由“中国人权”、“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组织主办的记者招待会,敦促江泽民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参加者有属于四十九人黑名单的刘宾雁、郭罗基、陈一谘、胡平、李禄、赵海青、杨建利、吕京花和刘青。非黑名单上的人有王军涛、傅申奇、童屹、唐柏桥、陈破空和刚刚出国的张林。会议由萧强主持,八九年学生领袖李禄和人权观察的申妮、国际特赦的比尔·舒尔茨、“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及刘宾雁、童屹,全美学自联代表李靖弘和天安门基金会马世敏先后发言。当天下午刘宾雁、郭罗基、萧强、李禄、童屹和一位西藏代表应邀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工作会议。当天,民联主席吴方城和民阵主席杜智富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负责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卡菲先生,在交谈中对美国在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所应起的积极作用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会见时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苏丽文女士在座。下午,吴方城、吴学灿、刘晓竹、刘刚、张林、王军涛去美国国会拜访了参议员哈金森。哈金森参议员重申了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即离开柯林顿和江泽民会谈前一小时,距离白宫只有三个街口的国际记者俱乐部里,由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天安门纪念基金会、中国战略研究所和海外各个民运团体共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晓竹主持了会议。童屹、高光俊、刘宾雁、王希哲、沈彤、连胜德、马时敏、傅申奇、唐伯桥、张林、林樵清、吴方城、吴学灿、杜智富(书面)、薛伟、王军涛、肖强、张昭富、黄翔等在会上发言。各民运团体的代表和著名异议人士同台亮相,协调一致地发出了共同的声音。著名诗人黄翔在会议上朗诵他的诗作《不,你没有死去》,以纪念那些在“六四”民主运动中牺牲的英灵。记者会结束,人们赶到白宫附近拉法叶广场,手举标语牌,喊着口号,开始示威活动。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中国自由民主党组织的抗议活动在白宫旁边的十七街举行。连胜德、倪育贤、叶宁主持了会议,张林、傅申奇、唐柏桥等人发表了演讲。

据统计,由海外民运、人权、宗教组织和西藏、台湾人士共同组成的这场示威的参加者达两千余人。许多支持、同情民主运动的美国朋友的也纷纷加入示威队伍,强烈抗议中共违反人权。著名美国影星里察·基尔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夫人包柏漪女士也参加了抗议活动。

由民联阵自民党秘书长林樵清带队,由宋书源、杨周、成志良、李宏宽、尉小鹏和黄翔夫妇、范士栋夫妇驾驶的三辆囚车十月二十八日专程从纽约起到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出租车司机李光明从报纸上看到囚车活动的消息,主动放弃自己的载客业务,为囚车作义务驾驶员,跟踪江泽民,参加了全程抗议活动。

十月三十日,在美国民主的诞生地费城,江泽民为了避开五百名示威者,只得从后门进入独立宫,匆匆参观了十分钟,还取消了原定的参观对面自由钟的计划。

抗议活动随着江泽民的行程来到了纽约。在江泽民到达之前,纽约民运人士就几次在《北京之春》集会商讨抗议活动计划,来自不同民运组织的人士不分你我,建立了联合抗议活动联络组,由胡平、项小吉、万润南、王若望、李洪宽、林樵清、倪育贤、傅申奇、陈军、刘国凯组成,推举胡平为总召集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抗议活动内容。

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大约一百五十名示威群众等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挥舞标语旗帜,在一个半小时的示威集会上,王若望、项小吉、高光俊、薛伟等人发表了抗议演讲。示威群众的抗议声浪在华尔街高楼底下显得格外宏亮,吸引了大批采访江泽民敲钟开市的中西新闻媒体转往采访。当天晚间,江泽民下榻的位于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饭店对面,示威的人群站满了整整的一条街,警方估计约有五百人。示威者高昂的呼声,在四十二街中央车站外即可清晰地听到。抗议示威预计开始时间是下午五时,但是四时三十分即开始有人聚集,呼声不断。刘青、胡平的演说,童屹宣读的公开信,黄翔朗诵的诗,陈波东的讽刺顺口溜和吕京花、倪育贤领呼的口号,把抗议活动带入了高潮。三辆流动“囚车”在附近巡行,使得刚刚下班的更多的纽约市民看到了海外华人的示威行动。车上抗议的标语和多位被拘禁良心囚犯的名字及画像清楚地告诉纽约市民,江泽民所代表的政权是一个压制中国大陆居民的专制政权。

除了中国民运团体的代表相继发表讲话外,“美国传统协会”主席罗森堡、“支援被奴役国家委员会”主席乌立克也在集会上指责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姑息。“联合基督徒人权委员会”行政主任纪思德牧师还率领与会人士祈祷,希望柯林顿总统申张人权正义,希望中国人民早日能获得自由。从新泽西州赶到的美国青年哈平带着女朋友奥斯达从四点半就拿着自制的标语,“为中国人争人权和信仰自由”。哈平说,看了江泽民在美国的几场演说,感到中共的虚伪,令他最难忍受的是江泽民所称的中国大陆没有政治犯,所以在下班后就赶来参加示威活动。琳达·麦尼尔女士,早上参加了在华尔街的示威,下午又戴着写着“高瑜”名字的纸作的枷锁出现在集会上。麦尼尔说,她所配戴的只是厚纸板,而高瑜在狱中的却是真的铁枷锁。不少参加者是全家出动,小儿女们还穿戴着万圣节的服装,一位参加者的牌子上写着“江泽民就是万圣节的怪物”。

在访问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当江泽民在比华利山希尔顿饭店演说时,约一千五百名群众聚满街道高呼口号和挥舞标语牌,抗议中共政府迫害人权、焚烧五星旗抗议。来往车辆纷纷鸣喇叭声援示威者。示威者演出街头秀讽刺中共当局:一名蒙面人在鼓声中假装把跪在地上的四人斩首,另一幕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人押送满脸血迹的出家人。

哈佛大学:反越战以来最大的示威

这是在波士顿。

早在十月十六日,波士顿地区的民联阵、中山同志会、香港民主会、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会、中国民主基金会和中国作家自由写作暨人道救援协会筹备会就成立了“波士顿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和政府学博士侯选人杨建利为召集人。行动委员会还与波士顿地区的其他人权团体,包括西藏人权团体,中华民国同学会,台湾同乡会一起成立“关心亚洲人权和自由协会”,并以此协会的名义,以“在江泽民的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为主体举办在哈佛的抗议活动。二十日,由王希哲起草“十问江泽民”发至美国政界、学界和中国留学生,引起巨大轰动,连国内也有人来电话或电子信件参与讨论。杨建利、王希哲、郭罗基和陈志强发表给哈佛大学校长的公开信,直陈邀请人权记录最坏的政府的领导人来哈佛演讲与自由民主的精神不合,希望校方采取正义的立场及适当的做法以不辱哈佛的名声,随后又在校内征集签名。二十五日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哈佛图书馆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十五家新闻单位出席,杨建利在会上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批驳中共政权的“养猪”人权理论,说明抗议理由,介绍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各组织负责人。王希哲介绍了“十问江泽民”,对柯林顿的讲话做了评论。次日,波士顿最有影响的报纸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并登出杨建利和王希哲在一起的大照片。哈佛校报二十九日刊登了杨建利的信,指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就邀请江泽民到哈佛大学演讲一事在该报向读者“提供偏面甚至是错误的讯息”,杨建利列举事实说明哈佛大学邀请江泽民演讲非常不明智。傅高义说在天安门大屠杀时,江泽民只是上海市长,当时上海也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江泽民容许示威和平地进行。杨建利则指出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就对民主运动“第一个大打出手”,在四月十九日禁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纪念胡耀邦专刊,撤销了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江泽民又于五月中旬正式关闭导报。“六四”屠杀后,导报有四人被捕,钦本立遭软禁,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在忧愤中去世。“所以说,中共对八九民运的镇压自江泽民始”。杨建利还指出,江泽民于一九八九五月廿一日被邓小平从上海召到北京,直接参与了中共屠杀学生的最后决策。此外,魏京生于一九九四年四月被秘密拘禁,九五年十二月被判处十四年徒刑,王丹于一九九五年五月被秘密拘禁,九六年十月被判十一年监禁,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发生的。二十九日上午,应美国最大公共电台WBUR邀请,杨建利与傅高义教授在“叩应”(CALL IN)节目里公开辨论。下午,关心亚洲自由和人权协会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杨建利、沈彤、石涛、阿利等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人士出席,沈彤代表委员会发表演讲。杨建利就江泽民演讲后的问答和校方进行严正交涉,哈佛副校长和教务长分别接见杨建利,校方坚持让听众事先提交问题,但是许诺挑选出质量高的问题向江泽民提问。三十日晚,王希哲作为主讲人之一,在费正清中心主办的讨论会上与傅高义教授等进行辨论,陈述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的理由,要求傅高义教授对江泽民“既团结又斗争”。因为至三十一日上午,费正清中心仍然拒绝发给身为哈佛法学院研究员的郭罗基入场券,杨建利就此与校方交涉,在副校长ANNE TAYLOR的干涉下,费正清中心被迫在当天下午同意给郭罗基发票,郭罗基为此向新闻界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谈话。杨建利还受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委托与哈佛校方交涉,请求校方将国内政治犯刘念春和陈龙德家属的来信转交江泽民,最后校方同意将信转交中国外交部,但是认为由校方直接交给江泽民不合适。三十一日晚,联合行动委员会放映纪录片“天安门”,潘强负责主持,观看电影者约三百人,电影放映后,行动委员会号召大家参加次日的抗议活动。

十一月一日,江泽民到达的当天,近四千人参加了哈佛的抗议活动。戒备森严的江泽民演讲地桑德斯剧院对面一侧被警方指定为公众集会区。上午八时不到,已陆续有不少人开始集聚,各式各样标语,横幅和旗帜并列交错。专程从纽约开来的两辆“囚车”格外引人注目,自八点起就在桑德斯剧院四周街道上巡游,车身周边贴有民主、人权、的口号标语,及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魏京生、王丹等民运人士的画像。SWENDENBORG CHAPEL教堂外草坪成为媒体注视的焦点,此地点距哈佛校方安排江泽民入席的进口仅一百尺左右,抗议人士在草坪上搭起讲台,架设数对高音喇叭,直冲桑德斯剧院。在集会上演讲的除杨建利、沈彤、王希哲、李兰菊和吴弘达外,还有美国人权活动家,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西藏和台湾人士。十时四十五分,当江泽民车队驶近,并经由此街口拐入桑德斯剧院入口时,群情更为激奋,此处一时成为怒吼的海洋。车队驶过时离路边最前排的示威人士才十余尺。江泽民在桑德斯剧院内的一个多小时,外面的抗议者始终未停止怒吼,相形之下,欢迎人士的声音几近淹没无闻,民运人士烧掉近十面五星红旗。十二时许,江泽民的车队在“JIANGZEMIN,GO HOME!”的巨大声浪中绝尘而去。

据此间老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哈佛校园内的这一次示威抗议行动是一九六零年代反越运动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警方的安全戒备措施之严密也为最近二十多年来所罕见。

江泽民的答问风波

在这次江泽民访美活动中最受注目和争议的,也许是他在哈佛演讲之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了。先让我们看一下事情的实况。

江泽民十一月一日中午十一时发表“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接着由傅高义教授主持听众提问。傅高义指出这次校方共收到一百多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只能选择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欢迎”江泽民来哈佛大学的联合委员会(其实是“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联合委员会”,未知傅高义为何将“抗议”说成“欢迎”)提出的有关“六四”屠杀的问题:“江泽民主席曾告诉我们‘不要搞对抗而要对话’,但为什么却拒绝与自己的人民进行对话,请问中国政府为何在八九年六月四日时,要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对付中国人?”

江泽民回答:“我想对关于中国汲取群众意见来说,我们有多种渠道。我在当上海市长时,经常同广大人民代表进行接触。自从到中央工作后,差不多全国三十个省市都到过了,因为中国地方比较大,发展水平也不一致。我到过乡村、城市以及工厂各个基层单位,广泛接触各方面群众。他们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十分满意的。我们政府的方针,就是为人民服务,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因为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事,我们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至此,江泽民可以说还没有回答问题本身。接下去的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毫无疑问也有疏失、缺点乃至错误,但我们不断努力加以改正。”这句话引发了中外各个媒体的猜测和评论,有的认为江泽民含糊其词,有的近乎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对六四有了回旋的空间,甚至说这是“对天安门事件重新评估的开始。”接着而来的便是中国政府发言人唐国强和外交部长钱其琛的严肃“纠正”,说江泽民的话指的不是六四事件。

我们暂且把猜谜的工作留给他人,只说一说这个引起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的由来。在十月二十八日早上,王希哲开始在白宫前静坐抗议,并向人们散发他十天前所写的《为释放刘晓波和一切政治犯静坐抗议江泽民访美声明》。在“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要求西方‘不要搞对抗而要对话’,但他们却要用坦克枪炮对抗自己的人民,拒绝人民对话的要求。”可见这是哈佛第一问题的雏形。在几天后王希哲为“行动委员会”起草的“向江泽民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是这样说的:

哈佛的同学、老师、朋友们:也许我们得不到江泽演讲会入场券的机会,请你们参考下列的十个问题,选择向江泽民提出,中国人民将感谢你们!

一、江泽民要求西方“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不要把西方的制度强加于中国”。那么,他是否也应该承认中国自身多样性,不应该把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强加于中国?

二、江泽民要求西方“不要搞对抗而要对话”,为什么却要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在一九八九年“六四”要把坦克开到天安门与人民对抗?

三、江泽民要求西方“承认各国有选择自己的制度的权利”。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中国人士有自由选择中国的制度的权利?

四、江泽民要求西方尊重的“东方的人权标准”内容是什么?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什么要提出另一套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标准?共产党当年对国民党革命的目的,是否正是为了维护这套“东方人权标准”?

五、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共是否需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如果共产党地位高于宪法,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六、中国军队归共产党“绝对领导”是否符合宪法?中国宪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对军队的领导怎样获得尊重?

七、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声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怎样才能使西方相信它强大起来了,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任何威胁?

八、“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政策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大陆人民?现在有大陆学者提出两岸可以统一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江泽民是否认为可能?

九、赵紫阳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写给中共十五大的信是否属实?

十、依据国际人权准则,魏京生、王丹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无罪的。他们已经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中国政府是否打算释放他们?何时释放他们?

波士顿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联合行动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读到这里,人们不得不钦佩波士顿民运人士的政治智慧。

(本文部分材料和照片由刘青、杨建利、吴方城、吴学璨、孟浪、于桂蓉、程真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北京之春】1997年12月号-封面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