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笠:“八九”十字架的背负者——郭海峰

是夜,我正在为应付考试挑灯夜读,友人传真一份十月十一日的《华夏文摘》,短短的一页“一周文摘”中竟有三个友人的消息:北京市法院将于下周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审判王丹,警察把刘晓波从家里带走(华尔街日报称已判三年劳教);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以”流氓罪判处前北京学运领袖郭海峰七年有期徒刑。显然,这是继重判魏京生、陈子明等人后的又一轮新的政治迫害。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召开第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前一天,更加重了事件的政治色彩。按中共党的会议的历史惯例看,显然是拿这几名著名民运人士开刀祭旗了。

呜呼,我那成为专制刀下鱼肉的书生朋友!

对于王丹和刘晓波,人们是熟知的,但对郭海峰,人们就不那么熟悉了。其实,参加了天安门抗议运动的人很少没听过郭海峰的名字。他是一个八九民运自始至终的领导者。他是一个李鹏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他是一个在天安门的主要学生领袖中受苦最多而又被外界关注最少的一个。今年五月下旬的一天,郭海峰被当局以“诈骗罪”逮捕,后来法院却又以“流氓罪”判了他七年重刑。据说他与另一位学运领袖刘刚的出逃有关系,而重判是秘密进行的。

一、二十二名变成了二十一名

郭海峰,河南南阳人,生于六十年代初南阳乡村一个农民家庭,没有饿死已算命大,后来考进华中师范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国政系,也算是自诸葛亮死后南阳又出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据说,他考进北京大学时,老家的百姓像办喜事似给他庆贺了一天,盼他将来也能像诸葛亮似的为南阳争光。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郭海峰一个惊人之举震惊了世界。他高擎着北京大学的请愿书跪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徽下,在几十万人一片“李鹏出来,李鹏出来”的潮水般怒吼声中,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高官显贵一一从郭海峰身边走过,没有一个敢接过郭海峰手上的请愿书,后来,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走过来,想把跪在石头台阶上的郭海峰等人扶起来,但被警察拦住了。郭海峰跪了整整四十五分钟,那张照片定格了,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而那四十五分钟也永远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对“人民的公仆”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从此,郭海峰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知,而郭海峰的勇气也令人称道。

我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认识郭海峰的,随后我们一起投入到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从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我们一直一起工作,朝夕相伴,一直到六月四日凌晨,而后他被捕入狱,我亡命天涯。半年后我在苏联KGB的监狱中听到了关于郭海峰的消息,审问我的KGB军官告诉我,郭海峰因为炸天安门城楼被戒严部队逮捕了,有可能被判死刑。两年后我成功地逃到香港后才知道他没死,被判了五年徒刑,罪名也没有定上“炸天安门”,而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加“阻碍交通罪”。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当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全国通缉的“高自联头目”共二十二人,郭海峰是其中一个。因为郭海峰是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城楼附近被捕,当六月十三日中共颁发王丹等二十一人通缉令时便拿掉了郭海峰的名字。所以,海外舆论只盯着这二十一人的命运,郭海峰却由于在通缉令发布前被捕而被人们遗忘了。

从此,郭海峰背着八九民运的十字架寂寞地坐了五年大牢,也许是因为他被捕得太早,而没有在原来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的名单中出现,海外的呼吁很少见到郭海峰的名字,这使他比王丹等学生领袖在监狱中又多了一份艰难。

二、一个自始至终的八九民运领导者

郭海峰是最早发起和组织天安门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大学学生的第一次游行时,他便与我以及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队伍在十八日凌晨抵达天安门广场时,郭海峰灵巧地爬上纪念碑,把“中国魂”的条幅挂上了纪念碑,并主持了那天的抗议活动。当时我征得王丹的同意后,起草了向中国政府请愿的七条,交给了郭海峰,是他站在纪念碑二层上逐条读给抗议的同学通过的。后来他和王丹等同学将七条请愿书送进人大会堂。回到校园,郭海峰参与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筹建,担任了筹委会常委并接替了丁小平成为筹委会第二任召集人。从四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九日这段时间里,郭海峰主持了大多数的北大筹委会会议,也主持过多次大型集会游行。他热情、质朴、肯干,给北大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翻开我的《长歌当哭》一文,对郭海峰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四月二十日下午,郭海峰通知我到二十八号楼参加筹委会,……参加会议的有王丹、郭海峰、封从德、杨涛、熊焱、杨丹涛、赵伟国、常劲、欧阳、谢健、蔡键和我。主持会议的是郭海峰,主要议题有总结分析这几天的形势,研究如何参加胡耀邦追悼大会,选出“筹委会”执行委员并详细分工,各司其职……,会议决定,罢课三天,明天全校出动并通知北京市所有高校协调行动,在天安门广场戒严前进入广场,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晚上,王丹、熊焱、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参加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和夫人北明也参加了……后来,大家推选王丹去联系其它高校负责同学,准备成立北京高校自治团体联合会,郭海峰仍然作为北京大学筹委会召集人。

那段时间,王丹、郭海峰以及后来的柴玲、封从德经常来到我宿舍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听取一些知识分子对学运的建议,其二是筹委会许多重要宣言和文件由我起草。郭海峰住四十八楼,我住四十七楼,所以跑得最勤,彼此了解也最深。那段时间,他风头最健,可与王丹并列,后来因为一场对话,使他被北大同学批评,并退出了筹委会。

四月十九日上午,郭海峰到我宿舍,我看他是骑自行车而来,就问他去哪?他告诉我说,袁木和国家教委的何东昌、北京市的袁立本要找学生代表对话,却通知了北大官方学生会干部。他找筹委会同学商量,却找不到人。我当时就告诉他,北大官方学生会不能代表北大学生在运动中选出的筹委会。既然找不到筹委会成员也来不及开会,你就赶去开会,回来再向筹委会汇报。另外我提醒他这次对话据说是电视直播,告诉他不要紧张,以宪法和我们请愿的七条为前提,要求公平对话。后来他去了,也发言了,电视也转播了,北大的学生对他不那么潇洒的表现十分不满。当时,在袁木、何东昌、袁立本等中共大员面前,郭海峰确实没有表现出北京大学代表的水平,他只是一个劲地问袁木:“为什么我跪交请愿书政府不接?为什么不接?”

北京大学的学生认为他的对话不成熟而且表现糟糕,让袁木无理还占了上风,若不是政法大学的一位代表项小吉提出这种对话不公平而带头退场,真不知那“对话”如何收场。

第二天三角地多出了一些新的大字报,许多指责郭海峰对话不利,郭海峰为此辞职,导致北京大学筹委会全面改组。

我那时正在主编《新闻导报》,辞职闲赋的郭海峰带着女朋友到我宿舍坐一坐,有时给我们买点冷饮什么的。记得他的女朋友是湖北襄樊的一个教师,人长得漂亮而文静,和敢说敢干的郭海峰相得益彰。我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他女朋友说等郭海峰毕业。郭海峰说,我也许毕不了业了,也可能坐牢,他女友说:你坐牢我等你。后来她也参加了绝食活动。

郭海峰那时情绪有些低落,他感觉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我在此期间访问了他,给他写了一篇专访《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新闻导报》上用了一个版面刊登了此文。我介绍了郭海峰,也希望同学们理解郭海峰。我认为郭海峰也许不适合代表学生出去讲话,也许北大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但我们都是年轻的学生,而袁木、何东昌等是共产党豢养多年的政客,无论他们理论多么高深,他们却不能直接回答郭海峰“我跪交请愿书政府为什么不接?”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因为郭海峰是一个学生,一个战士,他有他合适的位置,后来许多人对他表示理解,他的压力也似乎轻了许多。

郭海峰真的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战士。五月十三日,他参加了天安门绝食,后被选为绝食团常委兼秘书长。他和柴玲、李禄、封从德以及笔者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秘书长的工作是烦碎的,他必须每天守在指挥部寸步不离,而对外发布命令,发表谈话都是我们这几位总指挥、副总指挥。而且大多没有他参加运动早,但他始终恪守岗位,毫无怨言。

有一次,他把我拉到指挥部附近的一个帐篷里,说给我看一样东西,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崔健亲自签名并送给他的《一无所有》磁带。他说他没有经过我和另几位常委同意答应崔健来广场开演唱会(我当时主管宣传),但带子都受了,不好意思拒绝。我那时才发现他还是那么孩子气,当时就告诉他:我乐观其成,并提供一切条件。他当时就乐了。那是我们那时仅有的几次笑容之一。那时形势逼迫,我们不再是孩子,尽管我们当时都留存着孩子般的天真和爱好。

五月二十日,李鹏政府宣布了对北京部份地区的戒严令,我们结束了绝食,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郭海峰仍担任秘书长一职。记得后来他主要负责广场营地的帐蓬等物资的分发和各高校布局。我们那时都十分忙碌,除开会时能见到外也很少见面,后来他“以权谋私”给我留了一个睡袋,转身就被几个外地高校学生拿走了。为此他还怪我:“给你东西也看不住,这可是最后一个睡袋了。”我不讲理地说:“你不能让我每天开会谈判都抱着一个睡袋吧?”他气得直翻白眼:“冻死你活该!”

五月三十一日凌晨,郭海峰钻进我的帐篷,把我的大衣扯过去一半,我被冻醒,睡不着,也不让他睡,二人便爬起来吸烟。天刚放亮,北师大的陈来同学来找我们,说柴玲要逃跑,被他们捉住了,让我们去处理。我和郭海峰跑到秘书处,柴玲在哭,后来得知是一部份同学对柴玲不满,他们在夜里跑到广播站叫醒柴玲:你现在已经站在少数人的地位,你最明智的决定是把权力交出来,柴玲说:我不想把持权力,如果你们有民意基础选我下台,我肯定交权。于是发生了争执,等我们去的时候,广播站已被这些同学占领了。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种做法,但我发现郭海峰一直不表态,便以为他也参加了这事,后来几天对他不再那么信任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郭海峰。六月四日凌晨,他带着一群同学乘坐一辆大客车阻拦进军广场的部队时,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被戒严部队逮捕。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高自联秘书长郭海峰炸天安门未遂,被戒严部队当场逮捕……

三、受苦最多而外界关注最少的学生领袖

郭海峰被判五年徒刑,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阻碍公共交通罪”。他如何在监狱中渡过漫长的五年,我不得而知,在海外所有的声援活动中,很少有人提到郭海峰,他好像被人遗忘了。

两年之后,我逃出中国,在一次聚会中偶然见到一个北大的女同学,她认识郭海峰。她对我说,她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戒严部队将郭海峰转给北京市公安局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头肿得连眼都看不见,惨不忍睹,连警方的人都看不下去,问戒严部队怎么可以把人打成这样,戒严部队说没枪毙他就不错了。

在监狱里,他没有得到什么呼吁,但他挺了过来,一九九三年他被释放,被遣送回河南原籍,出狱后他没在海外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没有和海外民运及当年天安门的老朋友联系。他如何生活我仍不得而知。有一次一位北大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应该关心一下郭海峰,他很困难,没有工作,亲人生病,据说他身体也很糟。而当时中共释放了一批参加六四运动的人,捐款和舆论都集中在那么几位明显的人身上,给郭海峰找捐款还真不容易,有人甚至告诉我,郭海峰已被打傻了,不能再搞民运了。我一直找不到他的地址,后来给王丹打电话,王丹说他在农村老家,根本没有电话,地址也不详,只好等他到北京找我们才知道。后来我托那位回国的朋友给郭海峰带去五百元钱,我没有得到他的回音。后来听周封锁说他四处找工作找不到,后被一个在广州做生意的朋友聘了去,没多久又被警方押解回原籍。

我终于又得到海峰的消息,而这消息又是那么残酷,他又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流氓罪”。据报载:郭海峰于今年五月份便被以“诈骗罪”被捕。后来公安局根本找不到罪证,于是改控“流氓罪”。郭海峰的女朋友王燕平曾多次询问郭海峰犯了什么“流氓罪”,一直未得答复。报称:据说郭海峰被判重刑与刘刚外逃有关。另外今年四月郭海峰开始筹备资金,准备买一批电脑放入一些大学,开办个人电脑培训班。此举被当局认为是郭海峰企图向大学渗透,有所图谋。

郭海峰从被捕到被判充分体现了“从重从快”。然而没有律师,没有家属,没有陪审员。郭海峰是什么流氓罪也不得而知。我想,如果郭海峰真的犯了流氓罪,对他恨之入骨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秘密地判他。民运领袖犯了流氓罪,这是教育人民认清他们真面目的多好的反面教材,中共怎么能忍心错过?后来一想,也就释然了,中共不是在抓陈希同、王宝森打击经济犯罪时曾经给丁子霖——那位六四死难者蒋连捷的母亲定过贪污罪吗?现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江泽民抓精神文明判郭海峰流氓罪不正是党的需要吗?

谁是流氓流氓是谁这不是很清楚吗?

对于郭海峰,我常常感到内疚,这如同我面对死难的好友温杰和其他坐牢甚至惨死的天安门孩子们的感情是一样的。我逃出了中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工作学习,而且顶着个学生领袖的桂冠,接受着华裔和外国人的掌声,接受中外媒体的访问,照片不断地上报纸、杂志、电视,但是我有多少次想过他们——那些“八九”十字架的背负者?

八九学生领袖,这称号在海外象征着荣誉、历史、绿卡、学位,甚至地位和金钱,而同样的称号在中国却象征着牢房、电棍、失学、失业、贫穷甚至死亡,作为每一个仍自由的八九民运的幸存者,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应承担的责任。

同是天安门的孩子,让我们把阳光分一点给我们并肩战斗过的同学们吧!记得我在中国东北深山里逃亡而绝望的时候,一友人数千里之外送我一小小的纸条竟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那纸条只写着一句话: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是我在冬日里唯一的一丝阳光!

写完了这篇文章,天已放亮了,我按惯例开始我的晨祷,祈求神垂听我的祷告:

愿救主耶稣的宝血洗尽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罪,让我成为一个正直、公义、勤奋、圣洁的人。

求神保佑身陷囹圄的魏京生、王丹、郭海峰、刘晓波以及一切追求自由中国的人们。

求神保佑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坚固他们的信心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求神赐福中国民主运动,免于私利,免于软弱,使之健康成长,自由民主精神得以光大。

求世界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杀戮,不再有劫难。

求中国不再有苦难,不再有贫穷,不再有恐惧。

求人类不再有罪恶,不再有不义,不再有欺骗。

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北京之春】 1996年12月号-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