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举起丹柯的心

我突然想起了高尔基写的丹柯的故事。

在茫茫的森林里,一群迷路的人们,他们丢失了眼睛。这时,丹柯把他的胸膛剖开,取出了心,将它高高举起。心闪射出光芒,照亮的人们前进的道路。

……但是,丹柯却倒下了!

丹柯是不死的。他的故事今天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重演,演得那么悲壮!那么惨烈!那么惊心动魄!

自今年二月下旬以来,大陆内部异议人士相继发表了数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十二人联合署名的“反腐败建言书”以及关于“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的建议”。

王丹、林牧、江棋生、刘念春等二十六人联合署名的“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

刘念春、黄翔、王丹等二十二人联合署名的“关于废除劳动教养的建议”。

王丹等十四人联合署名的“吸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呼吁书”。

王淦昌、许良英、楼适夷等四十五名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联合署名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

刘晓波等五十六名作家、学者及前学生领袖联合署名的“敦促中共实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建言书”。

陈子明发表公开声明,要求给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恢复名誉并赋予基本人权。

但和平的建言与忧国忧民的赤诚,所招来的,却是共产党冰冷的镣铐与残酷的刑讯。

五月份以来,北京公安局对参与公开签名的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捕人和抄家。

五月十九日,王希哲、黄翔、刘晓波、张铃被捕。

五月二十日,廖亦武失踪。

五月二十一日,王丹、刘念春、杨宽兴、邓焕武、刘勇被捕。

与此同时,陈子明之妻王之虹、任畹町之妻张凤颖受到便衣警察的严重骚扰和跟踪,这些跟踪常常是贴身的挤撞式的,作为女士,她们为此深感痛苦和人格上的受辱。

五月二十三日,沙裕光被捕。

同日,包遵信被警察带走,三小时后释放。陈小平也被关押十余个小时。江棋生、勾庆惠后又于二十四日释放。

五月二十四日,刘念春的妻子储海蓝被传讯,江棋生、勾庆惠再度被抓。勾庆惠沉默抗议两个多小时,心脏病发作,警察不得不暂时将她释放,目前在治疗中。

同日,周舵、侯宗哲、何德普被传讯,王希哲被押回广州。

也是这一天,原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在杭州被警察带走,并于第二日押送回西安,软禁在一个招待所内。杭州的一批联合署名的异议人士吴高兴、王东海、陈龙德、黄强、傅国勇均被拘押。

五月二十五日,毛国良、王永清在杭州失踪,杨海在西安失踪,徐水良在南京被拘留,包遵信被二度传讯,已被判刑的异议人士刘京生的妻子金艳明也被传讯。

五月二十六日,徐永海被传讯式拘押,丁子霖被传讯,路端正和王国礼被拘捕。

同日,警察又再度传讯了江棋生、沙裕光、钱玉民、刘凤刚。

五月二十七日,何德普被警察带走,杨周的妻子李国萍被上海市公安局传讯。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国防科工委保卫部的官员和当地公安局警察一起,到“中国原子弹之父”、着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家,对王老先生签署呼吁宽容公开信一事盘问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其间王老先生身体支持不住要去睡觉,警察也不允许。

江棋生被第三次传讯。

警察加强了对陈子明的监视,规定他不准出家门,连到附近草坪上散步也不允许。陈子明的母亲吴永芳也有警察看守。

五月三十一日,张健康、郑保和在西安被传讯,张宗爱在西安失踪。

六月四日,杨海在西安被捕,第二天释放。

……

根据所得消息,中共在“六四”事件六年后的这新一波的镇压异议人士的行动中,至少有五十人被捕或暂时被扣留,至今仍未停息。

我对这些异议人士感到由衷的钦佩。我看到了他们在血痕中透露出来的高傲的微笑,看到了他们在叮当????的镣铐声中昂首挺立的铮铮铁骨,纵然他们面对的是无尽的黑暗,但他们那颗跳动的赤热的心,却闪射着无比灼亮的光辉。

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捍卫者,也是真正的殉道者。

面对不合理的专制制度,他们是那样的理性;

面对残暴的专制机器,他们是那样的和平;

面对着生,他们本着一个公民应有的职责和宪法赋予的权利,不懈地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斗争;

面对着死,他们又那么坦然,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慷慨以歌。

当我读着他们的一篇篇来信、来稿,莫不为他们伟大的人格而感受到心灵的撼动。

请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王丹对自己被捕,早已在预料之中。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王丹就手书《告世界人民书》,安排了“后事”。他写道:“从一九八八年投身民主运动之时起,我就已经做好了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付出自由、青春、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的思想准备。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我的心中没有恐惧和后悔,我是‘求仁得仁’,无所怨尤。……如果我个人的苦难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哪怕是很微小的作用,我将感到死无所憾。”

再看前八九民运山东大学学生领袖杨宽兴是怎么说的:“对自由而言,最大的威胁也许正是人类赖以获取安全感的东西,为了得到一个新文化的入海口,我将对自由的至上追求当作暗夜的明灯……以身相试,真诚于对良心、对文化的承诺,始于‘六四’,而终会再归于‘六四’。”

“六四”英烈的母亲丁子霖也这样写道:“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干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还有魏京生的秘书童屹,面对着牢狱之灾和狱警的残酷虐待,她写道:“经历了‘六四’的洗礼之后的徘徊,魏京生的耳提面命以及目前仍在继续的不自由的磨炼,我自信自己是比八九年的那一批要成熟许多了。本人有良好的耐心,知道自由的获得要经历痛苦的代价,我将为捍卫我的权利而斗争。”

……

是啊!“我自横刀对天笑,生死肝胆两昆仑”,人到了死都不怕,那还怕什么?

牺牲——无论是肉体的牺牲,或是对个人幸福与前途的牺牲,已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人格得到了升华,让他们定格为高尚、定格为永恒、定格为不朽!

十二亿人民已经从丹柯们手中看到了高举的心,看到了这些心所闪射的光芒。

人民会感谢他们的!

历史会铭记他们的!

【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民运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