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一、改革以来自由主义的复苏

1949年后,活跃于中国舞台上的自由主义者,要么出走台湾或西方,要么留下来臣服于新政权。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三大运动,彻底埋葬了那些心存自由主义理念的社会精英。在毛时代,敢于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社会名流,可谓凤毛麟角,象梁漱溟、陈寅恪和马寅初这样的著名人物,他们用以反抗毛泽东极权的武器,更多是传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屈原式人格,而非自由主义理念。倒是在1957年短暂的鸣放时期,一批1949年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发言,其中尤以储安平“党天下”论最为振聋发聩。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是革命青年的年轻女大学生林昭,却为打抱不平而成为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宁死不屈,展现了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捍卫真理的勇气。

反右运动把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随之而来的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文革后期,自由主义诉求才在民间悄然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中,顾准先生居然写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著作,不能不说是大陆知识界的奇迹。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大量读书笔记,特别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堪称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顾准还翻译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

在中国知识界(包括现代知识界),顾准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十七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两种革命,即导向典型资本主义的英美式革命和导致了帝国专制的法国革命。在顾准看来,法国革命乃苏联十月革命的先驱。无论法、俄革命的口号多么动人,实质上二者同属于只能导致独裁的暴力革命,用顾准的话说就是:1789年和1917年都是“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革命专政旨在“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正是基于这种清晰的英美自由主义立场,顾准选择了告别法俄式理想主义而走向英美式经验主义。他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遗憾的是,尽管顾准在80年初获得平反,但在知识界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的整个八十年代,他的自由主义遗产并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浮躁。反而是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自由主义言说以反激进的面目再次浮出水面,顾准遗产才得到自由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以及毛式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国人重新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国门也再次向西方洞开,自由主义重新变成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中共高层出现了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特别是赵紫阳先生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提出政治和经济同步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的民刊和西单民主墙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从文化大论战到方励之等人对政治改革的呼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启蒙,无疑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主流,也是八九运动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步伐,被六四大屠杀所终止,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开明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

六四后的十八年以来,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但也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汲取,在翻译和介绍上,在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及精髓的汲取上,也在自由主义的本土应用上,不仅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特别是1998年李慎之先生为自由主义破题之后,知识界对英美自由主义的高度重视,对市场化与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认同,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起到了很大作用。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现实过程就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实践。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扩展,二者又必然带来民间力量的增长。

二、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由于政治自由主义实践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当代自由主义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夹击:独裁官权的反自由化、新老左派反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反西方。

1、当局的打压

六四后的十七年来,当局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奏折经济学,而对政治自由主义则进行严控和打压。因为,奏折经济学迎合官方发展经济的政策,全力推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跛足改革及腐败进行辩护。究其实质,奏折经济学不过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包装的权贵经济学。然而,宣扬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践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间反对派,一直受到来自官权的时紧时松的打压。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反自由化”和“拒绝和平演变”一直是当局的意识形态重头戏。

所以,那些秉持政治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党内民主派、新闻记者、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封杀言论、或被严密监控、或被投入监狱。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对各个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官方“黑名单”所罗列的知识界名字,绝大多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官方学界还召开专门会议集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民间自由主义的社会空间也随之大幅度萎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被整肃,自由主义网站被关闭,自由主义学人的专栏被取消,以网络舆论维权为标志的实践自由主义被镇压。正如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在《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一文中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登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针对着穷人没有改善生存处境的自由、绝对不公平的竞争、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不受节制、平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现实,它与这种现实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这种特性,它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是极其边缘的,并倍受压抑、排挤和攻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属少数派,是个弱势群体。”

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官方意识形态衰落,也在经济利益多元化和个人空间逐渐扩展的社会渐变中,自由主义的理念越来越普及,追求民主的民间反对运动也从未间断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

2,新老左派的搅局

自从1992年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快车道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为跛足改革辩护的御用经济学变成主流话语。虽然,御用学者自称是经济自由主义,但实质上是伪自由主义,正是他们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辩护,严重扭曲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为新老左派诋毁自由主义提供了口实。御用经济学的变味自由主义和新老左派的混淆视听,共同把部分弱势群体的不满引向自由主义,致使自由主义对民众的劝诱力下降。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出了贡献,但在跛足改革的过程中,官方权力戏弄民间权利的极端不平等扭曲了市场及其分配,御用经济学家片面强调做大蛋糕的效率优先,而忽视自由主义中的公平公正思想。他们先提出为腐败辩护的“交易成本论”,声言腐败是改革润滑剂,是资本对权力的变相赎买,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所以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就应该利用腐败;继而他们又提出为两极分化辩护的“改革代价论”。他们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打破毛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两极分化是改革和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御用经济学家因回避政治改革和独裁体制而受到质疑,为新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提供了口实。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变成了新老左派的主要攻击对象。新老左派以毛泽东遗产为自己的政治保护伞,打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经济殖民化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道义大旗,有意混淆自由主义与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伪自由主义的明显区别,进而把权贵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归咎于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

讽刺的是,一直把社会公正挂在嘴边的新老左派诸公与御用经济学家完全相同,他们照样绕开独裁体制和政治改革的停滞,而专注于对民间富豪和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他们关切弱势群体和抨击邪恶的最大勇气,更多地向大洋彼岸的美国霸权咆哮,向在国内备受打压的自由主义吼叫,而对独裁政权制造的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却不置一词。他们既不会为“天安门母亲”呐喊,也不会为法轮功群体伸冤;既不会抗议官权对互联网的封锁、对新闻媒体的严控、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也不会为底层群体的利益受损和备受打压的草根维权仗义执言。而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政治自由主义群体,则是抗议这些社会罪恶和帮助草根维权活动的主力军。

新老左派所集中攻击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与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伪自由派”。所以,新老左派以权贵经济学为借口来攻击自由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念和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意歪曲。事实上,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跛足改革的批判立场。看看李慎之、李锐等老一代自由派对独裁统治的批判,读读刘军宁、秦晖、徐友渔等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再看看杨小凯、周其仁等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鲜明立场便一目了然。他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批判只重效率而无视公正的跛足改革,批判官商勾结的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批判无视国民权利、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权贵经济学。比如:

1994-1996年,秦晖先生就在《东方》月刊上连续发表“四论公正至上”,激烈地抨击过“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国企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根本弊端“权力作弄权利”,呼吁改革应该遵循“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的法治化市场规则。

1997年-1999年,徐友渔先生写出《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他指出:腐败泛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为旧权力体制对市场的控制。自由主义绝非不计代价、不顾社会公正地推行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更不能走火入魔到把腐败当成建立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力化公为私当作最有效率的市场化手段;然而,在权力主导经济改革的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权贵们以加快改革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

1998年-1999年,刘军宁先生写过《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利息税: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如何实现合理的财富分配》等文章指出:中国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不是市场经济太自由化了、竞争太充分、太公平造成的,而是行政权力、垄断行业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自由而公平的竞争,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育。中国式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独裁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官员滥用权力,漏洞百出的豆腐渣制度。正是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权势者可以更从容地以政策设租,以职位寻租,利用手中权力敛取巨额不义之财。

然而,由于官权对自由知识界的打压和封锁,大陆政治自由主义对跛足改革和权贵经济学的批判很难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遂使香港学者郎咸平的半吊子批评掀起所谓的“朗旋风”,并使新左派的“伪公正”一时间占据了公共话语的主流。他们所抨击的民营大老板和当红经济学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而造成两极分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原因及其官权之手却被轻易放过了。

如果说,大陆的主流经济学是“伪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大陆的新老左派的“毛泽东旗帜”就是“伪公正”。

3、民族主义的裹胁

近年来,在中共官权的煽动和纵容之下,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越演越烈,已经变成当下中国最时尚的社会潮流,爱国主义变成了中国的“政治正确”。一批以弘扬中国儒家传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连民主政治都可以抛弃,而力主恢复传统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儒家的仁慈独裁。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在官权的支持下大搞尊孔祭孔,并企图借助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和官权的行政力量来推广“读经运动”,甚至提出儒家复兴运动要得到收税的特权。实质上,民族主义与新左派基本是同一批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也是自由主义。他们把中国自由主义指控为西方殖民化的中国代理人,甚至直接把亲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称为“文化卖国贼”或“思想汉奸”。

可悲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之强势,甚至将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裹挟而去,使一些自由主义者在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面前变得进退失据、惶恐不安。这些进退失据的自由主义者居然也乞灵独裁民族主义,一些人跟着那些基于功利目的而发起“读经运动”和倡导“王道政治”的新儒学,提出“中道自由主义”或“宪政民族主义”,企图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挖掘自由主义资源,也意欲从民族主义愤青那里汲取民意支持。

在后殖民后冷战的环境下,中国正处在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也面对着国际大势走向自由民主的外在压力,中国面临的国内转型课题,关键要解决的不是民族主义问题,而是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转型的问题,即如何走向自由民主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日益流失的当下中国,一方面,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中共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对内用于弥补合法性的流失,对外用于抵御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一国的大变革时代同时兴起之时,自由主义能够同化民族主义、进而达到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双重目标,这样双赢的结果是非常偶然的,而民族主义吞噬自由主义、进而走向独裁爱国主义的现象则是经常发生的。

在根本不存在国家独立危机和独裁体制不变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鼓噪必然要走向独裁爱国主义,变成民间非理性宣泄的出气口,也变成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它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极不成熟的国家,那种天下主义的盲目自傲、怨妇诉苦的仇恨情结和奴性十足的自卑心态,必然使民族主义走向或好战或犬儒的泥潭。而那些企图借助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来争取民意认同的自由主义者,要么是信念上的糊涂,要么是政治机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是与虎谋皮。

4、自由主义本身的犬儒色彩

在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中,自由主义都不仅是思想而更是行动。而强于理论而弱于行动,恰恰中国自由知识界的致命内伤。即便我们不涉及更为广泛的现实问题,仅就对言论自由的态度而论,中国自由知识界也做得远远不够。

在当下的大陆知识界,不要说自由主义者,即便是新左派,也大都承认言论自由的价值。那些倾慕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大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举世公认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伏尔泰的这句自由主义的名言,不只是他著作中的漂亮辞藻,更是他勇敢地捍卫自由的实际践行。甚至可以说,这句名言不是来自伏尔泰的思想,而是来自他捍卫人权的具体行为。即便有人了解伏尔泰当年的种种义举,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反而会在一种人格分裂的萎缩聪明中,自鸣得意地玩弄着自由辞藻。

再如,宽容是自由之母,但对大陆知识界,在把宽容提升到上帝的绝对高度时,自由知识份子之间却能因为既得利益而相互痛下杀手且乐此不疲。宽容及自由,遂在道义高调响彻云霄之时,坠入恶意人身攻击的泥潭之中。

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着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中共大屠杀是野蛮的,但在六四难属群体进行艰难的抗争时,他们沉默并显得优雅!

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但在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时,他们也是沉默,并仰视上帝!

言论自由是人类正义,但在一家家媒体受到整肃和一个个同行因言获罪时,他们还是沉默并象个绅士!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在稚嫩的孩子们被炸的血肉横飞时,他们仍然沉默并叹息几声!

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却在理论高峰上头头是道地阐述抽象的正义,在古香古色的书斋里论证尊严,在酒足饭饱之余郑重地讨论良知,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拿出一本研究消极自由的论著,在只用宽容标准苛求他人而对自己无限宽容时……这正义、尊严、自由、良知和宽容便是可疑的。让人搞不清这些言说,是信念的表达还是处世谋食的便利工具。而一个每天谈论自由的知识份子,从写下关于自由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为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划出一条互不相干的界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现实处境和内在苦衷,自由在这里都免不了被亵渎被出卖之嫌。

如果我们这代人已经把自由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并决意什么也不做地等待下去,那么我们只能在“遥远的自由,多么渺茫!”的悲叹中了此一生。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

2007年4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

编者注:作者还有“20061121-刘晓波: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