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看叶剑英之女忆文革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2003年,曾以《只诉苦而不自省的叶剑英之女——看凤凰卫视对叶向真的采访》为题首发于《观察》。后来又查阅了一些资料,陆续对旧文作了充实。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再次发表。

2003年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鲁豫对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叶向真的回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她自己和叶家的文革遭遇。

整体而言,与我见过的其他高干子女对父辈、对自己的回忆相比,叶向真的讲述还比较实在,没有刻意自我美化或夸大劫难,但她对叶剑英的文革作为和她自己造反生涯的叙述,仍然难免老一代红卫兵缺少自省的通病。

谈到早期文革,叶向真可谓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当时的北京也算得上家喻户晓。因为她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共元帅之女,也是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但她对自己的红卫兵领袖生涯的叙述,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全部叙述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她都参加了那些造反活动,是否参与过“打砸抢”和“揪斗”,特别是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

然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受难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叶向真早在延安就认识江青,当时叫她“江青妈妈”。叶向真说:“那个时候她说话当着我们说不多,但是呢,她唱戏,教周围的孩子唱京戏,那时候我们都在场。应该说熟还是很熟,我还有她给我拍的照片呢,就是上电影学院以后。”

江青喜欢摄影。有一年,在广州,江青看到叶向真和叶挺的女儿叶剑梅,觉得她俩长得漂亮,就请她俩当了一回模特。叶向真说:“第二天真的派车把我们俩接去了就。哎哟开始我们俩紧张的,因为她那个时候有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不能听声音,水滴的声音不能听,关门的声音不能听,脱鞋的声音不能听,吃饭嚼的声音大了,不能听,锅碗瓢盆乒乓乒乓不能听,走路嚓嚓嚓,不能听。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下我们俩紧张得,紧张得要命,因为进去都换拖鞋,所以说那个时候,叶剑梅啊,她没有一张相她照好了,为什么,都紧张,我也是,好多张都特紧张。有一张算是就蒙了一张,那张还可以。”

但叶家子女的牢狱之灾就是来自这个“江青妈妈”。

文革早期,叶向真象其他高干子女一样,豪情万丈地投身文革风暴,她成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当时的叶剑英负责首都的治安工作,他与江青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叶剑英气愤得难以自控,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叶家的厄运随之而来,子女纷纷被投入监狱。

叶向真讲了自己在功德林监狱中的经历:一个人关在九平米的牢房里,见不到家人,最后半年才见到家人送来的日用品和书籍;她很孤独,没有放风和其他活动,只好自己解闷,把扫帚上的苗种在小铁合里,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练字,向看守撒谎,甚至在刚进监狱时,连风都不放,只能呆在牢房里,牢房冷得结冰。她因太孤独而企图自杀。她说:“有过绝望,觉得出不去了,有一段时间,情绪会很低落。我干脆死了算了,我想不通啊,我干吗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个小煤球,小粪蛋儿呀,就这么一个处境,从天上掉下来,就熬不过去的时候,有,死了算了,还想怎么死痛苦少一点,想来想去,都想过。”

她出狱回家后才知道:她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大姐夫邹家华、连同家里的一个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不同囚室力。她回忆说,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水都不给你喝够的,一天两碗白菜汤,四个窝头,就是一天。你像我姐夫邹家华,最后,没有地方喝水,就没有地方有足够盛这个水的容器,最后你猜怎么着,把胶鞋洗干净,装水喝,自己的胶鞋洗干净,装水喝。”因为看守们认为:“反正你们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带着阶级仇恨,就这样。”

出狱后,她经历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语的折磨。据她的前夫钢琴家刘诗昆回忆说:两人1959年初相识,1962年结婚,1964年有了儿子毛毛;1966年“文革”开始,在短时间内,刘诗昆也被定为“反革命”而身陷囹圄。刘诗昆怕连累叶向真和叶家,经过再三考虑后,他主动提出离婚。他向叶向真表示:我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你还没有被点名,我们离婚吧。这样才不会牵连到你,也许还能保住叶帅。刘诗昆和叶向真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办理了离婚手续。刘诗昆在忆及1967年4月5日离开叶剑英家时说:那时我们俩都无法预测未来的命运,为了年仅三岁的儿子,我把所有的东西包括钱和粮票全部交给她,而我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

刘诗昆还回忆过自己的狱中:我一个人关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天就是面对四壁,或者是面对六壁,四面墙,一个地面一个天花板,全是水泥的,地下一个木板,就睡那个木板上,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情况。监狱里没有纸,也没有笔,根本不能跟外界联系。每天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的著作,每天要看。还有每天下午,每个牢房的政治犯发一份《人民日报》,晚上收回去。牢房里不能留一片纸。

直到1973年,叶剑英复出,掌管了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已经出狱的叶向真得以前往秦城监狱探望刘诗昆。他躲过看守的监视把一封信交给了叶向真。叶向真又通过父亲把信交给毛泽东,毛让立即释放。不久后,刘诗昆不但出狱,叶帅还把他送到301医院住院疗养。毛泽东再次对刘诗昆表示关注,发话让他搞些民族钢琴并让他继续演出。(以上史料来自:《因音乐结缘,刘诗昆忆与叶剑英女儿恋爱往事》,载于《千龙网》2006-04-07)

叶向真在回忆离婚时说:在那种时候,只能以大局为重,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影响到那么多人都受牵连。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的话,那老人不仅受牵连,孩子们也遭殃,没人管了。那时候还指望着有一人能够照顾家庭和孩子。但她没想到自己也被捕入狱,她出狱后的状态:三年的单人牢房,她出来后一度无法正常生活,整天傻呆呆,不说话,怕听声音,外出时马路上一乱她就会受不了。每每这个时候,叶剑英看见女儿的傻呆呆样子,就是坐那儿跟她说了会儿话,他情不自禁流眼泪。她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每次回忆至此,她总是非常激动。她感到了爸爸的真情。她对记者说:“他当时心里可能在想,自己这个女儿也许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自己,他真害怕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可事实上,一年以后,我就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参见记者建青采写的《叶向真:元帅爸爸教我面对生活》,载于《今晚报》2004年6月25日)

叶向真还特别讲到她的释放。她说:“就是周恩来总理跟毛泽东主席讲,说剑英同志的一个女儿,还关在监狱里,后来那个毛就跟他说,哎呀,赶快把他们放了,孩子,关他们干什么,就这样,就这么给放出来了,稀里糊涂地就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到这里来看我的时候,弄得我们上下特别紧张。”

当毛泽东让叶剑英掌管军队的日常事务之后,江青自知已经无法整倒叶剑英,就假惺惺地来叶家表示慰问。叶向真回忆说:江青一到,叶家人诚惶诚恐,大人马上让孩子叫“江青奶奶”。但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却不接受叶家孙辈叫“奶奶”的称谓,而非要让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叶家挨整的全部责任推到林彪身上。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她说这些人呀,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但是,“四人帮整个倒了,从卫生部,当时卫生部是公安部,卫生部里的一些批示材料里头,才知道,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文革后,随着叶剑英掌管军队大权,叶家子女大都变成新时代的权贵,叶选平作过广东省省长和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叶选宁升为共军中将,曾任总政联络部长、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叶选廉为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叶家女婿邹家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就连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也是武警部队高级军官。

叶向真当了导演、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电影《原野》。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史上,那确实是八十年代的杰作之一。后来,她放弃电影与第二任丈夫罗丹到香港经商。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够以还原历史的态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银幕。

叶向真在文革初期曾是艺术院校造反派的著名领袖,但在她回忆文革灾难时,她生出的唯一内疚是对家人。她说: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过出名,太过折腾”和“太活跃”,给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开刀,当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够把叶剑英给弄下去。”“因为我给家里头已经带来很多麻烦了,……我到现在都很内疚,……”

但她从来没有告诉观众:她在文革中是怎样就“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她是否对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

文革作为中国的大灾难,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尽管这灾难已经过去30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于官方的压制和封锁,更在于个体的良知匮乏,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回忆录,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大都由高干子弟所为,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要么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也基本不提他们那种“自来红”的特权傲慢,也不提他们造反来自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个体责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责归咎为极少数替罪羊(如四人帮),或者归结为抽象的时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体性。

作为一场全民卷入的狂飚,遭到残害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那么,参与迫害的人数将几倍于被迫害者,却很少有人反省和忏悔。比如,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造反派的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及人吃人惨案、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没见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在此意义上,阻碍国人直面文革灾难的负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参与制造文革灾难的个体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肯忏悔和反省的民族传统,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间基础。因为在网络时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于反省和忏悔,那么官方绝对无法封锁民间对反思文革的自发反思。

其实,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进行个体性的反省和忏悔,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审判,而仅仅是为了:

1,还原文革大灾难的真相,并通过还原真相来总结文革的教训,以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

2,逐步摆脱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传统意识,进而培育一种健全的个人责任意识;

3,把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大灾难变成国人的精神财富,通过每个人自愿的反省和忏悔来提升国人的精神素质。

2006年5月7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