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跛足改革带来的统治危机

一、觉醒的民间不再愚昧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独裁中国,如果只看官方媒体,现在的中国是经济繁荣、民生富足和政治稳定,甚至已经进入“太平盛世”;而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和在境外媒体上,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大规模官民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性质也越来越血腥,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大陆各地共发生骚乱或严重骚乱逐年上升,2003年有五万八千多起群体抗议事件,2004年迅速上升到七万四千起,2005年的官方数字还未出来,但官方人民网发表文章《中国2005年盘点!》称:“2005年,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加、强度有所扩张,多为地方官员执政不当,替人民着想操心不够所致。更有徇私舞弊、放任黑社会和黑商人欺压百姓,还有执法枉法、草菅人命。”

更严重的是,官权的野蛮屡屡酿成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比如,2004年10月27日到11月7日,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爆发了十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冲突中有两名武警和七名农民死亡,四十多人受伤;2005年12月6日,中国再次发生令人发指的暴行——广东汕尾红海湾东洲坑村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请愿的村民们开枪,不能不让我想起十六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野蛮大屠杀。

改革开放以来,底层民众的物资生活好过毛时代,起码不再有票证经济的物质紧缺,更不会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然而,为什么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而在基本饿不死人的改革时代,却屡屡发生大规模的民间反抗运动?

有人说,毛时代虽贫困但分配相对平等,而后毛时代虽小康却贫富悬殊。事实上,高度极权的毛时代的不平等,实为举世罕见,制度性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其残酷性要远远高于当下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占人口90%的农民被置于“二等国民”的地位,类似于古代农奴制。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制收归国有,所有农民变成中共这个最大地主的农奴,农村被作为工业和城市的输血机;乡下人被户籍制固定在“党的土地上”,祖祖辈辈只能当农民,完全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普遍享有的社会福利,毛式人祸又导致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另一方面,阶级歧视制造了大量“阶级敌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还要殃及亲朋好友。他们被作为必须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劣等人群,甚至仅仅因为有“海外关系”,就必然陷于经济困顿、政治歧视和社会孤立之中,不要说他们的私人财产难以保住,就是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也可能随时被剥夺。

同样,在今日中国的跛足改革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主要原因也不是经济利益上的而是政治权利上的。只要独裁依然延续,必然出现官权太大而民权太小的分配格局,在经济利益受损的背后是民间权利的匮乏,在反抗官权的背后是对民权的饥渴。

毛时代独裁秩序之所以稳定的原因,除了官权的暴力镇压和谎言灌输之外,关键的原因是民智未开的愚忠使毛政权具有广泛的民意认同,而一旦民间开始觉醒,独裁秩序必然被动摇。甚至在毛时代的晚期,群体性的民间反抗已经开始,所以才有1976年的“四五运动”,民间才会喊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的口号。

可以说,“四五运动”是改革时代来临的前奏曲,邓小平的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最早开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也来自民间的自发行动:农村改革开始于农民的求温饱的自发行动,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正是民间最早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诉求;也是民间发动了1980年全国高校的自发竞选运动。

在整个八十年代,在党内开明派的保护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群体运动和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思想运动相呼应,把政治改革的诉求由民间推进到体制内部;继1986年的学潮之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伟大“八九运动”。尽管遭到邓小平政权的血腥镇压,但八九运动之于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一方面,彻底动摇了中共体制的政治合法性,1992年邓南巡发动第二次经济改革,显然是为了弥补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他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以惨烈的代价促成了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时代的到来,而权利意识一旦觉醒,民间自发的维权便不可避免。

在此意义上,六四亡灵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换言之,当下中国的底层反抗之所以频发,乃在于民间的不再愚昧和权利意识觉醒,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失去了魔力,整体性官权社会也在逐步瓦解,民间对自由的诉求推动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未经民众自愿授权的政权越来越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自发的民间维权运动也在同步壮大。而且,底层反抗已经不再局限于贫困的中西部,而是向东部的富裕地区如广东等地蔓延,草根维权所要求的权益也不再仅仅是恩赐的温饱,而是上升为制度性的分配公正和政治权利的平等。

二、跛足改革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官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固守政治稳定第一和经济效益优先的跛足改革,但是,官方改革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1,市场经济与垄断管制的矛盾。旨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变成民间自发追求的目标,这种民间目标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间经济,必然要求行政权撤出市场。

2,私有化及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权力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权畸形强大而民权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实质上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民间要求能够体现社会公正的财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绝依靠垄断权力的“强盗式资本主义”,而向往权利平等的“竞争式资本主义。”

3,经济高增长与腐败高增长之间的矛盾。在跛足改革之下,稳定第一和权贵利益优先的改革策略,必然带来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权腐败和分配不公,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优惠收买以肆意践踏社会公正为代价,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日益落伍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摧毁伦理为代价。所以,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民间的最大诉求。这种官民对立使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丧失合法性。

4,社会多元化与政治权力一元化之间的矛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构成因素中,经济利益日趋分化,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而唯有在政治领域仍然是独裁一元化,所以,与一元政治结构相抗衡的多元社会正在形成。在经济上,整体的国家利益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集团的利益最终要量化为家族及个人利益;在文化上,大一统的官权意识形态日趋萎缩失效,而民间价值观念分化为多元,使意识形态控制显出漏洞百出和力不从心的窘态,尽管,大众文化还要受到官方的管制和利用,不得不迎合官方主旋律,但是民间的价值趣味越来越远离官方主旋律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多元化正在以官权无法操控的力量不断地蚕食着、瓦解着僵化的一元化政治。

所以,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绝不会满足于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是追求政治和经济、发展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改革。从民间的角度看,在根本上,当下中国的贫富分化之根源,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并非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是源于官权的富足和民权的贫困的制度性不公。没有政治权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间的自发动力所支持的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化私有化,所反对的是垄断制度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进而是要求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权的不断扩张和官权的不断收缩。

换言之,民间改革乃根植于人性的内在逻辑,个人权利意识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就会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民间维权必然对固守官权的官方逻辑构成挑战和压力。官方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有所进展,是官方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动的结果。官方在民间压力下实施的每一项改革措施,也都能进一步唤醒和释放民间力量,民间力量不断扩张已变得难以阻挡,官权在改革上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为了缓解制度的道义劣势和跛足改革所带来的危机,官方不能不对其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调整,也不得不实施局部的制度改革。同时,官权对日益觉醒的民间力量的应对,也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硬性镇压、柔性收买和意识形态调整并用,企图用满足被统治者的温饱来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可,已经成为后毛时代的常态。

然而,机会主义应对带来的稳定并不等于长治久安,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极少数人的暴富并不等于普遍繁荣。即便抛开官场权争、官员腐败、职业操守败坏和执政能力下降等党内危机对社会稳定的致命威胁不谈,仅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恐怖高压下的民众对强权下的不公正的无奈忍受,不是稳定而是积累动乱;不让表达导致的不敢表达,不是认同而是积累怨恨。何况,在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之后,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时有投诉无门的上访者进行激进的自焚式反抗,昭示出强权下的表面稳定是多么脆弱。谁也不敢预测:无数分散的民间反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汇聚起来,酿成全国性动员大爆发。

三、民间维权乃中国的真正希望

只要不是仰望中南海而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人们就不难发现: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日益高涨的维权抗争,始终是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点。

六四后的十六年中,虽然自发的民间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达到过“八九运动”的动员规模和世界性影响,但规模不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从未间断过,且越来越呈现出此起彼伏之势:六四难属的坚忍不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公开化,法轮功维权的国际化,知识界反抗“文字狱”,民间签名信运动也借助互联网而有了飞跃性发展。

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自社会最低层的草根维权愈演愈烈,不仅规模越来越大且反抗方式也日益走向激进,个体的自焚不断出现,群体性的官民冲突,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常常演变为局部暴力,上访运动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

这些草根维权,涉及到跛足改革造成的主要社会不公问题:国企改革中的职工权益受损、血汗工厂对农民工的过分剥削、退休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开发为名侵占农民土地、大型水电站建设中移民的安置和补偿、上访无效所导致群体示威、官权霸道引发百姓愤怒……等问题。虽然,民间维权事件的起因,大都与底层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相关,但在既得利益诉求的背后,更有民众要求民主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道义饥渴。

比如,2004年10月18日,重庆市万州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数万人到万州区政府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政府停止办公一天。冲突的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冲突初起时,当事人只是两对夫妻四个人,与其它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正是长期的官权霸道造成了被压抑的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换言之,“万州事件”不是源于民众的既得利益受损,而是源于超越既得利益的公正饥渴,即普通百姓对恃强凌弱的官权的强烈怨恨和对弱势者的同情心及正义感。

再比如,2005年8月-10月,广东番禺区太石村爆发的官民冲突,村民们所要争取和捍卫的,不仅是“民主权利”且“法定的民主权利”;村民们的维权方式,不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而当地官方的应对方式,不仅是违法的且是出动上千警力的暴力镇压,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力量来围追堵截维权人士。两相比较,草根民间维权表现得竟是如此文明,而地方官权表现得竟是那么野蛮,甚至就是政治绅士VS政治无赖。

四、缺乏道义合法性的政权难以长治久安

只有被自发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独裁政权,要维持住威权统治的稳定,必须同时满足五大条件:一是搞好经济,使民有恒产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廉洁高效的政府;三是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四是有效吸纳社会精英的制度化渠道;五是为民间提供有限的言论空间来释放社会不满和政治异见(如新加坡)。否则的话,即便独裁政权把施舍小恩小惠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也无以在道义上服众;即便进行血腥的镇压,也无法压制住民间的反抗。

而中共现政权,除了以巨大的综合社会代价维持住经济高增长之外,其它四项则一塌糊涂:腐败横行,两极分化加重,统治效力急遽下降,压制不满和异见。手握独裁特权的权贵们,早已丧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变成了极端自私而功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身处体制的核心地带,最了解体制性危机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大都怀有“搭末班车”的惶恐和贪婪,利用公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后把财富转移到境外的安全之地,已经成为他们为官的最大动力。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受损,不可能得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所以,在体制救济的匮乏和无效的情况下,觉醒的民间必然进行体制外的自发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民众权益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民间所积蓄的对官权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民间的公正饥渴就无法得到释放、缓解或满足,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六四后积累了十几年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所以,如何通过为底层的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化解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