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民族主义引向歧途的东亚三大国

日本争取“入常”,引发的东亚三大国之间的较力,中韩的反日风潮突然高涨,为近些年之最。

相对而言,由于中国乃三国中的唯一独裁国家,官方根本不允许自发的民间游行,所以,国际社会更关注中国的反日风潮。然而,就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而言,在三国的“内忧”远远大于“外患”的国际局势下,三国的外交都表现出“远交近攻”的病态,其内部日趋畸形的民族主义相互激汤,大有恶性循环之态,表现出越强硬越正义的张狂。

而这,才是最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中韩的反日风潮,尽管从官方到民间,两国没有合作反日的主观意愿,但在客观上却有相互激汤的效应。

一直以来,中国民间的反日运动大都要受到官方的限制和压抑。与南韩朝野高度一致的强硬反日相比,此次反日风潮初起时,中国也是民间热而官方冷,与南韩政要的一系列明确坚定的表态相比,中共官方的表态颇为含混。随着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民间对官方低调的不满也水涨船高,对谨守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也构成压力,官方的表态便开始日趋强硬,并开始支援网路反日和默许民间的街头反日。

中国民间反日风潮的逐步升级,显然也受到了南韩民间的反日行动刺激,韩国人不停息的游行示威,自焚、断指、绝食等激进自残行为,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为大陆民族主义者做出了示范。

在我看来,日本右翼的病态在于:在历史问题上,对于一目了然的是非善恶,他们仍然要坚持对历史的暧昧解释,显然是出于日本传统的民族阴暗──缺少那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成王败寇价值观的普世正义感。所以,对于日本在亚洲曾经犯下的历史罪恶,他们可以策略性地道歉,可以用大量金钱购买受害国的沉默,却很少会有真诚的忏悔和反省。

中韩两国的反日风潮也都有些病态。中国的病态表现为:官方既利用又操控,民间既激愤又懦弱;南韩的病态表现为:爱国爱得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善恶。更重要的是,激烈反日的中韩两国都处在各自的分裂状态中,分裂的双方中也都有一方是崇尚暴力治国的独裁国家,台海问题和朝核问题,无疑是最有可能引爆东亚战争的最危险的火药桶。

如果三国不想办法遏制各自的愈发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是任其在相互仇恨、相互刺激的歧途上狂奔,那么东亚的和平就随时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

一、独裁化的民族主义中国

中国仍然是独裁国家,多重因素的综合发酵,不断强化着中国民族主义。

1,在传统的共产意识形态崩溃之后,特别是六四之后,急于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政权,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建立政治合法性。官方已经把“爱国主义”提升到意识形态化的“五热爱”之首。但在党国一体的制度下,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最终都要被归结为政权利益或执政党利益。所以,中共全力灌输的爱国主义,实质上仅仅是“爱党主义”。一旦“爱国”与“爱党”构成冲突,官方必定为了“党的利益”而强行压制“爱国热情”。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

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法轮功请愿。

2,两岸对立的难以化解,也给了中共政权以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最大借口,面对日益强势的“台独”势力,中共不思以政治改革的实绩来消弭两岸之间的制度阻隔,也不想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打动对方,反而在经济利诱、外交围堵、统战分化和武力威慑的四管齐下的同时,狡猾地把两岸的制度对立的政治命题,偷换成统独之争的民族主义命题,整天以大一统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不断加强军力和部署导弹来威慑台湾,最近又出台了授权动武的“反分裂法”……致使两岸关系愈发紧张,国际主流社会一片恶评。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由于美国的特殊角色,再加上了历史恩怨还未化解的日本,致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仇外之路。

过去,北京政权主要以“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李登辉和陈水扁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在反日风潮刚刚被官方强行压制下去后,中共又以优待台湾“蓝营”来掀起爱国高潮。而实际上,官方不会告诉大陆民众,中共出台1949年后最大的统战秀,猝不及防地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访问北京,主要是为了弥补“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以缓解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弥补“反分裂法”对台湾朝野的伤害。

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宾士、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4,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政治腐败的愈演愈烈,致使社会公正日渐荒芜,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越来越感到利益受损,跛足改革的正面效应早已开始萎缩而负面效应日渐突出,中共政权引以自傲的“经济政绩”正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危机和挑战,即便仍然维持着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民意对跛足改革的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都是现政权修补政治合法性的努力。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但在民主化已经变成大势所趋的当今世界,一个独裁国家再努力,只要它不思在道义上政治上融入主流文明,其国际关系也就只能停留在国家机会主义的相互利用中,其国际地位也至多靠经贸关系来维持,而不可能建立政治互信,也就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所以,中共现政权要想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最大的王牌就是在对外关系上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无论中共现政权在外交上的实际行为多么机会主义,但在对内的统治上,中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以民族主义为道义基础的政权。

观乎六四之后中共的内政外交,它也的确是在努力这样做。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所以,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5,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让国人的关注离国内现实越来越远。在“内忧”重重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的批判性言论却大都指向臆造出的“外患”:经济上批判全球化,政治上反对美国霸权,文化上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知识界的本土化思潮和舶来的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相对主义相互激汤(九十年代),新世纪的威权主义与儒家王道、读经运动相互支持,越来越强势的国粹论注释着官方的中国特色,甚至英美自由主义的保守传统,也被纳入“特殊国情论”的框架来解读,不伦不类的“唐装”以后现代的方式包装着延续千年的独裁传统。

在我看来,后毛时代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和日本,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产品,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示范。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互信和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自由与奴役无法建立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所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公权力和百姓们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汤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鉅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六四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官民共同认可的“政治正确”,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人聚会,反美反日反台独也已经变成了当下中国最畅销的道德货币。在道义合法性日益流失的今日中国,中共现政权主要依靠“政绩合法性”来维持。如果说,高速增长的经济是现政权最依赖的“经济政绩”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及其外交成就也就自然成为官方最大的“政治政绩”的生长点。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只在殖民化时代和外敌入侵时有效,而在殖民化早已成为历史而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和平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仍然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上的国粹主义来统领意识形态,那么民族主义就不再是所谓“利弊兼有”的“双刃剑”,而是弊远远大于利之剑,甚至就是遗害无穷的单刃毒剑。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害是双面的,既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也遮蔽了导致国内危机的关键原因。

对中国而言,只要仍然自外于主流政治文明之外,无论如何强调“和平崛起”,也不会变成被信任被尊重的大国。因为,历史经验早已昭示:对于周边国家、特别是对于历史恩怨比较深的国与国关系来说,一个独裁大国的崛起及其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必然被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视为威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不肯反省的日本民族主义

中国的独裁化民族主义,固然最为令人担忧,但外界并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中共现政权的执政理念及其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用符合普世道义的方式来处理国内外的各种挑战。

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和南韩是已经民主的国家,但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恩怨和领土之争等问题时,却背离了自由价值及其民主国家所应遵守的外交准则,而过于倚重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就无法真正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岛国日本为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民族主义目标,曾经走上了畸形的军国主义之路,为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战后,虽然日本被美国成功地改造成和平的民主国家,也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且进入了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七强俱乐部;日本在资金上技术上管理上对世界的贡献,对联合国的资金提供及对济贫、维和的大力支持,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亚洲,四小龙的腾飞,除了四地自身的努力之外,最大的外力支持,一为美国,二为日本。而且,由于日本文化与亚洲的亲缘性,日本对四小龙崛起的正面作用,更有一层美国所不具有的地缘性优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奠定基础的八十年代,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当时的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也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1988年我接受金锺先生采访时,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山口百惠等人;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

耐人寻味的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首开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北大学生上街抗议,非但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成为“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而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被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3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专案165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它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22兆2005亿日元(约2146亿美元),这是自1947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2004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20.1%,这一资料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2004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1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9%,连续第6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

从两国贸易的具体产品上看,中日经济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国进口日本机电产品651亿美元,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亿美元,占32%.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中,纺织品第一(30%)、机械类产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纤维服装类和蔬菜类的产品,分别占日本进口同类产品总量的70%和50%.

然而,中日关系的悖论却愈演愈烈──20多年紧密而良好的经济关系却丝毫无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确实值得两国的反省和深思。

所以,在二战已经过去六十年后的今天,日本谋求变成“正常国家”、由经济大国提升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意愿,的确是理由充足且正当合理的国家要求。然而,日本却始终走不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阴影,对于自身的战争罪责问题缺少“德国式”的反省,在向受害国家进行道歉、向受害人做出适当赔偿、在战争遗留的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日本的态度一直颇为暧昧,而且喜欢玩弄文字游戏。

1,美国投向日本本土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核武器之害的国家,日本人感到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非仅仅是发动战争凶手。所以,日本人每年都要为蘑菇云灾难的受难同胞举行祭典,而疏于经常向亚洲的受害国家表达道歉。

2,“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政治改革,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具影响的启蒙思想。他在《脱亚论》一文中指出:日本之所以优于中国和朝鲜,乃在于日本有能力“摆脱亚洲之陋习”和“引进西洋之文明”。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基于此,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该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该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理。”

当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战的两次大胜之后,日本人自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而一跃上升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于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便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在“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中,尽管日本失败了,但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亚洲的任何国家而是败给美国,日本天皇在1945年发布的《终战诏书》,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抗战。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认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对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中国与南韩,日本至今保持着一种高傲的优越感。特别是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相比,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的双重奇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脱亚入欧”,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经济上的第二强国,使日本牢牢占据了世界七强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广的中国,仍然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落后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也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的一员,其现代化程度与日本相距甚远。即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而日本经济则停滞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独裁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3,二战后,日本人认为,对那场战争中的受害国,在经济上,它已经给了足够多的赔偿,且已经有了国际条约的法律结论;在政治上,也多次表达了道歉,向韩国做了七次书面道歉,向中国做了18次口头道歉,为什么两国还要纠缠于历史问题?所以,日本认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被歪曲了、甚至被忽视了,中国和南韩仍然要求它道歉赔罪是无理的。

特别是对日本在亚洲的头号对手中国,日本人更是心有不甘。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亚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政治上早已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而中国是亚洲的最大、也最顽固的专制国家,政治上仍然处于主流文明之外。正是这种政治野蛮导致了中国对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的误读,不理解日本的言论、思想、教育及其教科书的多元化现状。日本政府没有钦定全国统一教科书的权力,而只有审定民间所编的多种版本的教科书的权力;日本政府也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不仅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更无法禁止与政府的现行观点不一致的教科书。而是按照独裁体制下的官方钦定教科书的一元化思维来理解日本的多元化教科书体制。

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也是中国人主动放弃的,先是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台日和约》,蒋介石政权以放弃赔偿换取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承认。继而是20年后的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毛泽东政权以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而且,1979年邓小平访日之后,对中国的放弃赔偿要求,日本也以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的形式给予弥补。所以,近年来中国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是日本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的。

4,今天的日本,也确实在亚洲感受到二战以后的最大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两个独裁国家。

一个是已经拥有核武器的独裁中国,近年来国力军力又得到迅速提升,加之中日两国竞争亚洲老大的历史恩怨,日本感到自己正在面对着一个意欲压倒日本、称霸亚洲的竞争对手。同时,日本经济连续十年衰落而中国经济如日中天,也使日本的自信心受到了的打击,也就越发感到焦虑和不安。

另一个是北韩暴政,自金正日政权在日本海区域试射导弹以来,日本感到面对着家门口的极权北韩的武力威胁──这个暴虐的政权曾经发动过韩战,现在又把发展核武器作为抵御外敌的国策。

所以,面对地区内的敌意,已经感受到来自两个独裁国家的核威胁的日本,不可能再仅仅固守非军事化的和平发展之路,也要适当地武装起来以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武力威胁。特别是,庞大中国的国力军力的迅速提升,使日本所感到威胁,已不再是中国能否超越日本的问题,而是何时能够超越日本而变成亚洲老大。近年来,日本内部对北京的敌意在日益增强,小泉内阁在政治上也明显向右转,对外,在中韩两国的反对下仍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以表达一种不服气的自我宣示;也越来越想重振军力和加强美日同盟。对内,无论是批准歪曲历史的极右派教科书还是加紧修改和平宪法,小泉内阁的作为颇有纵容极右势力之嫌。

由此,也就必然导致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直到酿成最近的反日风潮,使日本的“入常”之路变得阻力重重。

可以说,二战后,以日本的国力和对世界的贡献而言,只要日本政要能够向德国学习,对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罪责作真诚的反省和道歉,对那些提出赔偿要求的受害人给予适当的赔偿,即便日本政要做不到像德国总理那样向受害者之墓下跪,也会获得周边受害国家及其民众的基本原谅,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即便不会一路顺风,但也绝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

在二战后六十年的世界中,有人形容说:日本是经济巨人,也是政治侏儒(我认同这种评价,只是在与其它西方民主大国相比的意义上)。现在,日本想摆脱政治侏儒的形象而变成政治巨人,基于历史的教训,日本人应该知道,畸形的民族主义,非但不会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反而是道义上政治上的自贬行为。唯有真心的反思和切实的忏悔,日本才能伟大。

好在,日本毕竟是民主国家,极右势力一直受到左派及其它和平主义者的批评,右翼教科书的发行量也极为有限。现在,日本27个民间团体于4月24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所有正视历史、反对美化侵略战争的人们行动起来,阻止右翼教科书进入课堂的运动;《朝日新闻》等媒体也发表社论和评论,明确反对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批评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

同时,经过此次东亚三大国的较量,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做出缓和冲突的善意姿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月22日,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首脑会议的小泉在发表演讲时,首先谈到了历史认识问题,引用1995年的“村山谈话”,对于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深刻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强调今后日本也将继续走“和平国家”的路线。与此同时,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似乎中日双方已经找到了建立互信和共识的外交途径。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双方之间的机会主义外交的又一次权宜之计。

对于中日关系,日本应该检讨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日本自身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的机会主义外交。也就是说,纵观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一向是基于单纯的实力对比之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自身强大时就蔑视对方、甚至凶相毕露。所以,即便中日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日本对中国的巨大资金帮助,还是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对消除双方的政治敌意来说,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像国,但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无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的增长,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绝非出于双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权宜性的利益交换压倒政治原则,在没有达成任何政治原则共识的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妥协。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国,即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要达到日本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经济质量的水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经热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国的“政经分裂”跛足改革一样,绝非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所为。

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韩,再加上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共同向北韩施压,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所以,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以美日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它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诞生之时。

三、反日反昏了头的韩国

此次反日风潮中,南韩表现为朝野高度一致的举国反日,南韩政要甚至放出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阻止日本“入常”的狠话;南韩民间反日风潮被称为“井喷”,抵制日货和绝交邦交的口号不断,甚至发生断指、自焚、跳河等自残行为;南韩马山市议会通过法案宣布对日本控制的对马岛拥有主权,要求将6月19日定为马山市的“对马岛日”,以还击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竹岛之日条例案》。

如此官民一致的反日,让我感到南韩已经被极端民族主义弄得颠三倒四的、失去起码理性,很容易走向疯狂。更重要的是,就在南韩的身边,还有一个当今世界上最邪恶的暴政──金家政权。这个政权只迷信暴力和谎言,不但在五十多年前差一点吞噬掉南韩,而且在五十多年的南北对峙中,它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暴力治国。它以暴政虐待北韩百姓,它用武力优先的国策来威胁南韩,它致力于核武器的开发且用核威慑来对抗国际社会的防扩散。而南韩人却很少会有激烈而一致的反金家政权的狂热。所以,与日本相比,南韩的民族主义不光是更激烈,也更危险。

在我看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亚三个大国诉诸极端民族主义,既是道德蒙昧,也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在殖民时代早已过去的和平年代,把民族统一和国家利益作为□驾于自由和人权之上的最高价值,只问民族国家而不问是非善恶,如果不加以节制和慎用,将对东亚局势和世界和平构成危险。特别是在一国分裂为两个政权,双方又处在自由与独裁的制度竞争中之时,以民族认同模糊、甚至代替制度之争,就是为践踏人权的独裁者提供避难所,使之继续对内实施暴虐统治和对外威胁世界和平;以怀柔的笑脸迎合暴君的狰狞,必然是自由社会向极权政权的无耻要挟作出有违道义原则的妥协,在客观效果也无法软化独裁者的铁石心肠,反而只能纵容四面楚歌的独裁者继续为所欲为和翻云覆雨。

遗憾的是,自由韩国正在这种道德愚昧中越陷越深,最切近教训已经由前总统金大中对暴君金正日的“阳光政策”昭示于天下。自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以来,南韩的民族主义越来越陷于走火入魔,南北韩之间的所谓合作,也充满了戏剧性反讽:自由领袖和极权暴君,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居然闭口不谈两政权之间的根本性制度差异,却不约而同地打出了民族主义旗帜。金大中首访平壤的柔软身段在道义上征服了世界,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为暴君送去大把银两,但并没有换来金正日的任何回报,独裁者轻易就违背回访南韩的承诺。同时,就为了这次南北高峰会,南韩还闹出行贿丑闻,逼得著名企业家郑梦宪跳楼自杀。

遥想1994年,对北韩第一代暴君金日成的突然死亡,时任韩国总统的金泳三拒绝向北韩发唁电,且对金日成多有批评。在南韩最亲密的盟友美国政要的眼中,国务卿赖斯称金家政权是“暴政前哨”,布什总统仍然把金正日称为“暴君”。但在南韩,自金大中与北韩第二代极权者金正日共同发表《南北共同宣言》后,金正日在南韩民众中的形象却有大幅度改善,由自由南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得体豪放且幽默亲切、通情达理”的领导人,甚至一度出现了“金正日热”。

再看其它南韩政客,一个个也要利用民族主义拉选票。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政客郑梦准利用举办2002年世界杯之机,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为自己的来年竞选积累民意。汉城世界杯期间,红海洋所掀起的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了世界足球史上最丑陋的一届世界杯。

南韩举行总统大选,正巧在北韩核危机爆发和南韩反美大游行之时,卢武铉利用民众的狂热反美情绪,在竞选时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发表了一系列反美言论,最后如愿以偿地当选。然而,卢武铉公开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北韩政策,使华盛顿对平壤难以实施更具实效的措施,也就等于是对金正日的无赖立场的最大支持。

卢武铉当选总统以来,其反美亲北的姿态并没有带来南北局势的缓解。金正日仍然不断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在海上挑起军事争端,以阻止南北和解;他还在每次六方会谈的前后耍无赖,一会儿要退出会谈,一会儿宣布已经拥有核弹,为朝核危机的解决设置重重障碍。2005年年初,在韩国政府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对北韩的称谓作了重要删改,不再把朝鲜定义为“主敌”。4月23日,出席亚非峰会的韩国国务总理李海瓒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举行了会晤。这是韩朝两国间5年来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晤。但是紧接着的4月24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永春又誓言加强核威慑力来对付美国的敌对行动。即便如此,卢武铉非但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对金正日“直言不讳,敢怒敢言”,反而利用南北韩共同的极端反日情绪向暴君示好。如此一来,岂不正中暴君的下怀,金正日正好可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维护极权、抗衡国际社会的目的。

在如何对付无赖独裁者金正日的问题上,只要极端民族主义认同压倒了南北的制度之争,韩美之间在北韩政策上的分歧就难以弥合。只要韩美之间的分歧继续存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就很难找到一个对付金正日的有效对策。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比之于中共官方,韩国政府的反日态度既鲜明又坚决,自卢武铉总统3月23日发表发表了《就韩日关系告国民书》以来,韩国政要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且明确坚定的表态,甚至表示:宁可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要反日到底。韩国民间的反日游行示威的激进,也与中国不同,韩国人不是对日本对像和日本人实施暴力,而是不惜采取自焚、断指、绝食等自残行为来表达反日情绪。

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日本的一脸严厉的韩国政要,却对暴君金正日的满面温柔。

4月7日,卢武铉在青瓦台总统府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做法与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不得不与一个颂扬侵略他国行为的国家共存,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而在4月10日,卢武铉却向金正日示好,希望金正日访问南韩,以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4月13日,卢武铉在德国再次谈及朝鲜问题时表示:很可能人们误以为韩方希望看到朝鲜政权突然倾覆,并为此推波助澜。但韩国朝野的想法是一致的,实际上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突然倾覆,在此问题上也无意推波助澜。

韩国代表在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也表现出与卢武铉一致的两面性:4月6日和8日,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的韩国代表,先后两次强烈谴责了日本政府审定批准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发行。而在4月14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决谴责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案,韩国代表以弃权来表示抵制。

同时,不断谴责日本教科书篡改侵略历史的南韩,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也随政治需要而改变。过去,南韩的历史教科书对北韩大都进行负面描述,而在最近,南韩的中学教学已经把重点放在对两韩统一的宣传上,不但对北韩的负面描述遭到删除,且代之以正面描述。意在告诉南韩学生:“北韩是我们的兄弟。”

不可否认,作为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国,韩国人对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声讨,是理由充足的;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韩国代表两次谴责日本篡改侵略历史,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固然像卢武铉总统所言那样,有违“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卢武铉只谴责日本而不谴责北韩,南韩代表只谴责日本右翼新版教科书而不谴责北韩践踏人权,南韩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为北韩暴君的隐恶和美容,难道就不违反“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吗?就不是另一种方式的篡改历史吗?

韩国政要相继表态:日本不为其侵略历史道歉,日韩关系就难以缓和。那么,众所周知,五十多年前的韩战,是由史达林背后支援的北韩发动的,金日成不宣而战,越过三八线,直捣汉城,算不算侵略?如果没有美国的拔刀相助,今天的南韩人,也要向金家两代暴君顶礼膜拜,齐声高呼:“我们亲爱的父亲万岁!”

如果算侵略,作为侵略者的北韩政权,何时向南韩道过歉?民主后的南韩政府,又何时要求过北韩政权的道歉?同样是侵略战争,日本人不道歉就是大逆不道,而北韩极权不道歉反倒是“我们的兄弟”。对同一性质的历史罪责,却如此内外有别,不是被极端民族主义煽昏了头是什么?以至于,南韩的民族主义红魔发展到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程度:近年来,在许多南韩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眼中,只因是异族,美国这个昔日的恩人及南韩安全的保障者,正在变成邪恶霸权的代名词。而仅因是同族,北韩这个昔日的入侵者和南韩安全的最大威胁者,却正在变成亲人。

卢武铉总统称:与日本共存是全世界的极大不幸,尽管有失政治家的风度,但毕竟还有可以辩护的理由。但是,北韩政权乃当今世界的邪恶之最,金正日本人也是最暴虐最厚黑的极权者。自由南韩与暴政北韩的共存,难道不是更大的不幸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在暴政下忍饥挨饿、乃至大量死去,南韩政府却不敢公开谴责,何止不幸,简直就是自由南韩的莫大耻辱。

当朝鲜半岛也仍然分裂为自由南方与奴役北方之时,自由的一方却不尽全力推翻另一方暴政,以解救陷于极端奴役中的同胞,反而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对暴君采取绥靖态度,甚至不断向暴君表达温柔,难道这不是在助纣为虐?难道民族统一的价值就真的宝贵到可以抛开同胞的基本人权的程度吗?

事实上,南北韩的对立,说到底,与民族问题毫不相干,而是制度对立,也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对立。阻碍朝鲜半岛的统一的关键因素,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南韩,而是金家暴政。

所以,实现两国各自的统一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促使独裁北韩走上自由之路,而不是在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盲目地追求统一。如果已经自由的南韩对自身的极端民族主义还不加以反思、任其狂热下去,不但看不到结束北韩暴政之日,更看不到南北统一之时。弄不好,极端民族主义很可能变成自由南韩的魔咒。

如果再从道义退到现实,南韩在对待北韩的策略上,也未必昏了头,还有南韩本身利益的精打细算。从卢武铉竞选时的高调反美姿态,当选后又在北韩政策上与美国屡屡有分歧,最不希望美国在处理朝核危机上采取强硬政策。美国总统布什和其它政要,尽管表示无意攻打朝鲜,但他们毫不讳言讨厌朝鲜的现政权,希望朝鲜改朝换代。而南韩总统卢武铉目前最不希望朝鲜的改朝换代,所以,他在访问德国时强调:无意推动北韩政权倒台。同时,他还表示:朝鲜半岛不会发生像柏林墙倒塌那样的事,因为德国的统一造成了“鉅额代价和诸多后果”。南韩政府4月15日还宣布,已经否决了一项韩美联合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一旦朝鲜政局动汤,韩美可以进行军事干预。在土耳其访问的韩国总统卢武铉4月16日下午(当地时间)还表示:“韩国有知之士中,一些人甚至比美国人更亲美,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忧,而且压力很大。”而北韩政权的回答是:声言加强核威慑战略,5月1日又在朝鲜半岛东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导弹。

由此看来,南韩与美国在反金家暴政上日益疏远,而南北韩在反美上却日益接近。而这种疏远与接近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南韩现政府并不想尽快统一。因为,仅从南韩人要保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准的角度讲,那么富足的西德背起还算过得去的东德,都有点力不从心的摇晃。何况饥寒交迫的北韩,南韩要喂饱那么多难民,即便有心,也未必就有那么大个锅。

四、简短的结论

东亚三大国在化解历史恩怨和竞争亚洲地位的较力中,无法取得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也就必然无法以健康而宽容的心态看待对手,而是过于都倚重于民族主义煽情,才促成了此次东亚极端民族主义的一次大爆发。而在殖民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和平时代,还要靠煽动民族主义来处理国家间的纠纷,决不会真正化解国家间的冲突。

虽然,在近期内,东亚三大国诉诸于各自民族主义的较力,在历史问题上还主要发生在外交的政治的层面,不至于发展到擦枪走火的程度,但围绕着钓鱼岛、独岛(竹岛)的领土之争,就很难保证宣示各自主权的三国登岛者能够完全理性,岛屿之争是否走向擦枪走火的疯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国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程度。如果对三国对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加以反省、抑制、引导而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绝对是恶兆。

在无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膨胀的民族主义,不但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2005年4月30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5.05.30
【新世纪】2005.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