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

在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我注意到网上几个惊人的数据:

1,多家海外网站报道,中国每年的县、市、省、全国的“两会”,最低花销也要50亿人民币。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代表们愤怒谴责难以抑制的腐败之时,也在他们对两极分化表达忧心如焚之时,人民大会堂里的高谈阔论,也是靠挥霍民脂民膏来供养的。

2,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官方公车、招待、出国考察的花费,竟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过去,大陆媒体报道的挥霍数字主要是公款吃喝,每年都有上千亿元。我猜想,现在的7000多亿,也不会是准确的数字,实际的挥霍大概还要多。

3,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江苏泰州官员为了讨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竟然炸掉投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但还未启用的泰州火车站,在原址上竟投入5亿元重建火车站及其附近配套设施,泰州市长毛伟明指出:“泰州客站是国家铁道部和省委、省政府重视和支持、关心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还表示,泰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有关方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客站建设,通过路地双方共同努力,把泰州客站建成“精品工程”。

无论是政治动员还是经济建设,独裁政权及其官员都喜欢大场面大工程,上级的“好大喜功”压迫下级,下级为讨好上级也都“好大喜功”。于是,从上到下的好大喜功,制造了层出不穷数的“主席工程”、“总理工程”、“书记工程”、“省长工程”。当年的“大跃进”,就是中国最大的“毛泽东工程”。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区别只在于,前者的“好大喜功”大都是傻大黑粗,后者的“好大喜功”越来越精雕细刻,所谓“精品工程”,也越来越变成官员们的“口头禅”,即便是“豆腐渣工程”,内里腐烂,而外表也要“精雕细刻”。

经济建设上大谈“精品”不算,意识形态灌输上也提倡“精品意识”,如“爱国主义精品工程”和“五个一精品工程”;江泽民的“学习三个代表运动”,胡锦涛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运动”,都要求严禁“形式化”和“庸俗化”,要求精雕细刻,“入脑入心”,党员们的学习心得,必须手写而不允许电脑打字。在各大媒体的宣传灌输中,口号中添加些煽情的细节。

官僚们“好大喜功”的费用,反正都是“民脂民膏”,再大再精也无妨。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官因腐败而落马者层出不穷,似乎显示了中共高层反腐的决心。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最大的腐败,决非“中国特色”的“非法腐败”而是“独裁特色”的“合法腐败”。因为,独裁者能把最大的公共资源——公权力——据为己有且肆无忌惮地滥用,变为权贵们的谋私之具。党权及权贵利用公权力谋取的“私利私”,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政治上的名利。朱镕基是人们公认的清官,但他个人的清廉,并不能掩盖其集权式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比如,将刚刚出现的民间金融纳入国营体制,靠银行贷款挽救国企,靠财政注资挽救国有银行,歧视性的股市,新的统购统销,以及在强行建造磁悬浮等)。大陆近年来的反腐电视剧,剧中刻画的腐败官员类型,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贪财好色,也出现为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政绩腐败”。他们甚至在经济上清廉得很,但他们却专横跋扈、滥用权力、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媚上欺下、欺上瞒下、打击报复、陷害好人,……他们最后堕落为罪犯,并非因为个人捞了多少黑钱,而是向上爬的政治野心使然。

后毛时代的所谓改革,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为经济高增长所支付的综合成本之高昂,实在是个难以统计的天文数字。现在,由于经济的秩序高增长,人们在谈论中国改革的制度成本时,往往只注意政治成本而忽略了经济成本,对官场腐败的指责也多集中于违反现行法律的案件。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式的腐败,不仅是那些违反现行法律的腐败,或主要不是非法的腐败,更根本的是一党独裁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和“合法”挥霍;在屡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败的背后,是执政党握有支配社会所有资源的绝对权力的制度性“合法”腐败,其经济成本之高昂和经济效益之低下,决不在其它社会领域(如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的制度成本之下。

按照公认的政治常识,政治权力应该由公众授予并服务于社会公益,政府的最大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为个人的、小集团的、党派的私利服务。故而,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就是权力滥用,任何权力滥用都是腐败。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制度性的监督和限制。这种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通过保障基本人权的法治来实现——一部保障基本人权和确定公权力的来源、行使范围的刚性宪法,根据宪政原则建立起一套相互制衡的限权制度:在权力来源上通过公众授权(定期的公开的公平的选举),在权力架构上通过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各自独立),在权力行使上通过权力外部的公民权利(独立的私产权、言论权、结社权、游行示威权)。反过来,得不到有效制度的监督和制约的独裁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通过对所有权力的垄断和对私有财产的暴力掠夺,使权力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的所有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都成为维护为所欲为的一党权力、甚至个人权力的工具,其分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行贿,正如托洛斯基所说:极权制度的分配原则,决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即完全按照对执政党和独裁者个人的私家忠诚进行分配,顺我者权钱皆有,逆我者一无所有。为了保证政权的内部稳定、官员效忠和减少摩擦,按照独裁者的意愿分配政治权力,再按照政治权力的等级来分配社会财富,让权贵们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会资源并从中牟取巨大利益,也就等于用全社会的资产去供养独裁政权的效忠者。现在的反腐败决不是真正的反腐败,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腐败案,已成了要挟他人或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独裁权力带来的制度性腐败,因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而可以畅通无住。

无论是五十年一贯制的统治方式,还是经济改革中出台的法规和政策,皆是滥用公权力的“合法”腐败。

一、臃肿而重叠的党政机构

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机构靠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任何政党都只能靠依法自筹的资金而不能靠国家财政来养活。但在中国的体制下,执政党不但靠强权剥夺民间资源,聚敛了巨额党产,而且靠纳税人所支撑的国家财政来养活。中国有两套权力系统——党权和行政权,纳税人在养活政府机构之外,还要供养庞大的党机构。从上到下的党委会(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和各级党委的相同建制)、党的各类代表大会、全会以及所有大小会议,党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央直属机关党组,都要由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朱镕基进行减员增效的机构改革,触动的也仅仅是政务系统的皮毛,却丝毫没有触及党务系统。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超过预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现象。

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讲,有一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足矣。而在中国,则是党、政两套系统,不但白白浪费一套系统,而且党权对行政权的干预造成政出多门的管理系统的混乱,党魁与总理的矛盾,各级党委书记与省长、市长、县长的争斗,贯穿中共的掌权史,使国家付出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事实上,纳税人为庞大的党务系统付费,既造就不了公仆,也得不到与之相应的服务;既没有应得的权利,也无法监督执政党;而只有为执政党做无偿奉献的义务。

比如,县级党政机构通常要有5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党委系统的六个部、办,政府系统的二十多个局、委、办,人大、政协及其下属机构,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一个武装部,仅正式人员就上千人。从实际的业务量的角度讲,仅有500人足够了。现在,中国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已经发展为26个国民就要养活一个官员的程度。

什么是中国式的制度腐败,这才是根本性的制度腐败——以全民的资产供养一党政权。而执政党每年到底用掉多少民脂民膏,从来没有向民众作过交代,纳税人也从来都是毫不知情。

极具中国特色且颇为荒谬的是,充当政治花瓶的政协及九个民主党派,组成了机构庞大、人员众多、遍布全国的机构,却要全靠国家财政来养活。查看政协网站http://www.cppcc.gov.cn/,政协由三十四个界别组成,下设九个专门委员会。截至第十届政协三次委会,光副主席就多达25人,全国委员共有2238人,各级地方政协数量高达3000多个,共有委员50多万人。各级政协的核心领导层由党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占40%;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巴金,现在仍然是政协副主席,维持这个“植物人政治花瓶”的残存呼吸的费用,完全由上海市财政支付。

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怪胎。政协只是执政党收买社会,名流的专门机构。那些人五人六的政协委员们,既非国家公务员,也不是民选的民意代表,甚至连人大代表的那种表面上的合法理由都没有,完全靠党权钦定。而他们是用甘愿当政治花瓶来换取个人的既得利益。

号称与执政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也要由中共统战部门来统一管理,各党派的人事安排由统战部钦定,其财物由国家财政提供。于是,中共党魁、政协主席和统战部长等中共高官的公开讲话或内部批示,就是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指南;各民主党派全无自己的政见和纲领,而只是配合执政党的麦克风和吹鼓手。甚而,各民主党派党魁都没有公开发言的自主权,他们在各类大会上的发言,必须事前报请统战部相关部门的审阅和批准。中共统战部的一个局长、甚至处长的实际权力,都要高于各民主党派的党魁。

中国的纳税人凭什么养活他们?他们的经费凭什么要从国家财政开支?

执政党的资金来源和开支情况是黑箱秘密,不但非党的民众无从知道,就连党员们也不甚了了。所以,中共的组织运作每年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纳税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我查阅政协网站和人大网站,也看不到两大组织与金钱的任何关系,似乎两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是靠喝西北风运作的。

为了一党私利,中共现政权搞起对台统战来,也决不在乎民脂民膏。对刚刚热过一阵的“连宋大陆行”,国民党党魁和亲民党党魁都受到北京的高规格接待。细心的观察者焦国标先生发现:“连宋二行,四处找坟,八方祭祖,人吃马喂的,开销算谁的?当然算大陆纳税人的。”中共政权为连宋二人安排了祭祀黄帝陵和中山陵等“公祖”的豪华排场还不算,对两人祭奠各自的“家祖”,也是前呼后拥的豪华排场,把连宋两家的私事办成两岸关注的公益。在一家私祭上如此挥霍公款,也只有独裁政权才敢办,也才能办到。此前,台湾一些政要和名流回乡祭祖,也都享受过独裁政权的优惠。怪不得焦先生质问到:“你们祭你们自己的祖,凭什么花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大陆贪官污吏有借办爹娘的丧事大势敛财的恶习,可他们好歹自己还要出钱铺个摊子,然后敛钱;你们二位祭奠自己的祖宗,却完全由大陆人民买单,用公款祭私祖,简直比大陆的贪官污吏还坏。”(《你们谁到陕西把黄帝陵给我刨了?》,载于《观察》05-05-09焦国标-编者注)

二、政府的财政开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

在宪政民主制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都有法可循,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充分辩论和批准(包括军费和外援资金);纳税人也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

而中国依然处于秘密财政时代。虽然,每年的人大都要听取和批准由财政部长提交的财政报告,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开支象其它的所有决策一样,不是透明的而是灰色的;不是法治的和有章可循的而是人治的和任意的。大陆各级政府公开的预算草案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不但纳税人无从判断各项预算是否合理,即便所谓的人大代表预算问题专家,面对中共各级财政部门提供的收支数字,年复一年地让人大代表审议通过的预算报告,只能是雾里看花,不明真相。

多少劳民伤财的浩大公共工程,仅仅凭着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就可以不经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讨论和批准而上马。五十年大庆、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上海磁悬浮、奥运工程……等的巨额开支,不是“主席工程”,就是“总理工程”,执政者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或经过人大代表的辩论吗?

比如,中共执政以来,总是自夸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但检视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权史,居然只有两项工程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一是1956年批准的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另一个是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建设项目。而高达数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说上马就上马了。现在国家大剧院又得追加数亿投资,否则就会成烂尾楼。表面上,这只是具体项目出了问题,实际上却表明预算制度的无能和权力缺乏制衡的现实。”(黄钟:《反思大陆的秘密财政》,引自“燕南网”)

再如,中央政府为挽救国有银行而注资。一方面,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挽救中共政权的最大钱包国有银行,中共在2004年动用了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前不久中共又为工商行注资150亿美元。动用如此巨额资金,只要有党魁和总理的批准,而不必经过任何人大等程序性审批,居然就“合法”!无怪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质疑到: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你们说拿就拿走了,这有程序性问题呀,你们经过谁同意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变成了“大硕鼠”们的“粮仓”,被盗走的“食粮”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多月的2005年,中国相继爆出一系列动则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龙江某支行行长高山卷款10亿元人民币潜逃海外,建设银行长春两支行的3.2亿元人民币存款被骗,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邹庆、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和两名律师孔卫东、战军合谋骗贷6亿多元人民币,四川省某银行支行的3名负责人因私分近亿元国有资金,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行市府东路分理处、东河支行,包头市达茂旗农村信用社联社所辖部分信用社的职员与外人勾结挪用金额1.14985亿元,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一个小职员也能搬出将近五千万人民币(600多万美元),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涉嫌受贿700万元,黑龙江一个贫困县的小储蓄所所长能把储户的全部930多万人民币全部卷走……引起国内外的持续关注。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变成“大硕鼠”的“粮仓”,

在民主国家,对外援助金额要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批准,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对外援助法”。而在中国,多少为了执政党的政权稳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对外援助,从来是黑箱操作:可以不经人大和政协的任何咨询、讨论和批准,只是执政者大笔一挥就无偿赠送了,且大都是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ROGUE STATE)。比如,中共政权长期资助极权北韩,现在已经成为金正日的最大施主,无偿援外中最大头全部给了金家暴政。

在民主国家,政府提出军费开支和国家间的军事交易,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且要符合法律。看看民主台湾,扁政府每次从美国卖军火的“军购案”,不仅要下大气力说服公众,而且要受到立法会杯葛,立法会上关于“军购开支”的激烈争吵,已经变成台湾政治的焦点之一。而在中国,每年提交人大批准的军费,不仅总能顺利通过,而且远远不是军费的全部。据境外有关机构推测,中国的公开军费仅仅是实际军费的三分之一,军费开支的大头也基本是黑箱运作(如从俄罗斯购买飞机、军舰和从以色列购买预警飞机),决不会经过人大的辩论和批准。

以上这些方面,还只是最高决策层的政绩工程,如果加上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挥霍掉的民脂民膏就是天文数字。比如,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热衷于举办各类的“文化节”,耗费巨资建造豪华设施和举行盛大仪式,但这类活动只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而当地百姓的生活基本无关。前些天去青岛,看到了一座巨大而庸俗的“啤酒城”,是青岛市政府为了举办每年一度的“啤酒节”而投入巨资建成,位于紧邻“石老人”海滨浴场的黄金地段。但是,这座啤酒城每年只使用二十天,啤酒节一结束,偌大的啤酒城便大门紧闭,完全闲置。青岛市民都说,耗费民脂民膏的“啤酒城”,只是市政府的政绩工程,每年一度的啤酒节期间,在这里招待达官显贵,以显示青岛官员的政绩,与百姓的生活完全无关。

三、政府预算外的任意税收和行政收费

尽管,中国的税收在表面上有法可依,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据行政命令的任意行为。比如,1998年11月份,朱镕基刚刚出任总理不久,我在大连教养院看过时任财政部长的项怀城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在表示自己对新政府的效忠时就说:朱总理命令我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内,税收要比预算多收200个亿,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我已经完成80%,争取到年底超额完成200亿的任务。

就连堂堂一国的财政部长都不觉得“多收200亿”、“超额完成”有什么犯规之处,可见中国各级政府在税费征收上的任意行为有多么普遍。否则的话,在面对公众直播的央视采访中,项怀城决不会如此底气十足、大言不惭。

中央政府如此胡来,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自我约束!各行各业、特别是贫困农村的税费之重,显然与现行体制的弊端高度相关。据了解内情的专家介绍,仅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性收费,按保守的估计也相当于当年GDP的8%-10%。

这种任意收刮民财的政府行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大都是合法的或准合法的。

四、办事处现象

走遍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首都象中国的北京这样,充斥着如此众多由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市到县、镇)派驻的办事处。在我家附近,就有湖北省沙洋县的办事处,虽然与省、市级驻京办事处相比,简陋得堪称寒酸,只有一排平房和一家冷冷清清的餐馆,但也要从本县财政中开支。

记得八十年代,还是多个省、市的办事处集中在一处(如北太平庄附近的“八省市办事处”),现如今,每一省级或大城市的驻京办事处都要买地建楼,且大都要建成可与商业性的大饭店相媲美的豪华大厦。据最保守的估计,各省市县的驻京办事处起码有一百多个。

除首都北京之外,各省的省会、经济发达的沿海特区(如深圳、大连)和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也都设有外地各级政府的办事处,全国的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大连设有办事处。这些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办事处的开支,皆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

办事处的主要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服务,接待本地区的官员,疏通各种关节,每逢节日向上级机关的官员们送礼。还有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进修培训、公费读学位……等名目繁多的消费,都要挥霍掉大量的民脂民膏,其数字,肯定远远超过本文开头引述的7000亿。

五、镇压制度的巨大成本

为了维护独裁权力及其权贵利益,专制政府从来不惜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在中国,国家财政必须支付大笔践踏人权的费用,是中共政权五十年一贯制的常态。任何镇压行动都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随着社会的各类反抗行动的增多和网络议政的普及,官方镇压的范围也必然扩大,力度也必然升级,用于镇压的经济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

中共靠国家财政养活着庞大的专政机构,除了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防止犯罪的费用之外,用于其它镇压的费用都是用纳税人的钱镇压纳税人。镇压行动的邪恶性决定了镇压开支的黑箱性,官方绝对不敢公开每年用于镇压政治异见、民间维权和民间信仰的经费,也就从来不会经过人大的讨论和批准,更不要说征得纳税人的同意。

即便我们不提毛泽东时代的频繁政治运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和经济成本,仅就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之后的后毛时代,从八十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到镇压八九运动的费用,从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镇压政治异见和严控“敏感人物”的费用,用于管制媒体、网络警察和封网工程的费用,用于镇压民间宗教组织的费用,用于镇压底层群体维权和堵截上访人员的费用,用于重大节庆、重要会议和敏感时期的安保和镇压的费用……这一系列开支,尽管从不公开,但决不会是个小数目。北京市政府每年用于防止天安门广场的法轮功护法行动和上访者的请愿抗议的开支,就一定是个不小的数字。

六四后,最大的人权灾难无疑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事后追加的“邪教法”赋予了大规模镇压以“合法性”。在目前利益至上的大陆中国,这一切镇压行动和舆论造势的具体操作,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所有参与其中的部门,都会向国家财政伸手要钱。从经济代价的角度讲,虽然我们无法知道用于抓捕、判监、监控、宣传和鼓励告密的费的具体数字,但是从1999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延续至今已经五年多,其花费之大起码包括以下几项:

1,本来,精简机构的行政改革就阻力重重,但为了镇压法轮功,就能凭空生出一个新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新的镇压机关“610办公室”及其“反邪教协会”的设置,都要靠财政供养的;

2,各级政府及其司法、公安部门要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要在本地镇压法轮功,又要往返于各地和北京之间,将赴京护法的法轮功学员押解回去。

3,所有镇压有功的人员也都要奖励,比如,负责强制转化工作的人员,要根据其转化效果的大小来给于不同的奖励,对举报法轮功的人员也要给于奖励;

4,抹黑法轮功的舆论宣传、组织反“邪教”无数次会议和校园拒绝“邪教”的民众动员,都要有相应的经费投入。

5,各地要派出警力常年监控法轮功学员,各地的监狱和教养院也要接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地方教养院已经人满为患,比如,仅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二千多人。

6,在民众方面,这个庞大的民间准宗教组织曾经创造的经济效益全部丧失,众多法轮功学员的反复进京上访、请愿、抗议和被抓,使这些本来就生活艰难的普通百姓以及家庭,承受着完全额外的经济代价。

如果中共政权敢于公布为镇压法轮功而支付的巨大费用,即便不从道义上提出置疑,纳税人仅凭这种经济成本就会对政府的镇压提出财政上的置疑。纳税人交钱养活政府,不是为了供其满足权力野心而随意挥霍的,更不是让政府用于镇压纳税人的,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这笔支出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财政行为。从人大制定的法律角度讲,政府用于镇压法轮功的钱也是违法的预算外开支。奇怪的是,大陆人对中共享于政治性镇压的财政支出已经麻木,人大也从不会对这些预算外的非法开支提出置疑,全社会似乎默认了这种额外的为独裁政权稳定而付出的经济成本。

六、言论的管制和审查的制度

中国有以中宣部为核心的言论审查机关,对新闻、出版、音像制品和网络言论进行意识形态把关,以维护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间断地制造文字狱,窒息了社会的精神创造力,使国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

首先,主要用于意识形态管制的中宣部及其新闻出版署的机构设置,就是滥用权力的“合法”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意识形态管治部门,要挥霍掉大量纳税人的血汗来管治纳税人的言论、思想和信仰。近些年来,为了把住意识形态的关口,各级意识形态部门雇佣大量“审读员”,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进行审查;为了管治互联网言论,不仅要投入巨资设置封网的防火墙(比如,投资数亿元的“金盾工程”),还要雇佣大量网警实施监控。这些的言论警察的工资福利以及相应的设备皆由国家财政支付。

其次,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家喻户晓,也为了某位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更为了塑造“太平盛世”,中共宣传部门不惜成本投入巨资,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灌输,组织各类歌功颂德的工程和晚会。仅以央视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为例,近几年就曾先后播出过:“三讲系列专题”、“三个代表系列专题”、“时代先锋系列专题”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系列专题”等等,这些耗资巨大的宣传工程,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每况愈下,以至于老百姓已经视若枉闻。

再次,从被审查被查封被取缔的出版社、报刊、作品和网站的角度讲,民间也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每一部被禁的作品都会给投资人和创作人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封网让众多民间网站付出经济代价,民间网站被查封,少则十次八次,多则几十次。特别是对某些商业化的出版物和音像产品的事后审查和禁止,常常使出版社、制片人的投资血本无归。即便有些作品经过漫长的审查,修改后解除禁令,投资效益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田壮壮的《蓝风筝》被禁映,王朔执导的两部电影被封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审查时间长达11个月,姜文用了两年时间、耗资1000多万拍摄的影片《鬼子来了》,获得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中国的电影管理部门,先是阻止影片去参加电影节,后又严禁影片的公开放映和发行,虽然姜文花费许多精力试图说服官方,但时至今日,解禁的希望极为渺茫。1000多万人民币的投资和几倍的市场效益全部化为泡影。第六代导演创作的优秀影片《小武》、《站台》、《扁担姑娘》、《邮差》、《苏州河》、《安阳婴儿》等,至今仍然处在被封杀状态。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要么被扼死在还未播放的审查中,要么刚刚播放或播到一半就被拿下,要么首轮播完就不再让回放,要么不能进入黄金时段而只能在观众稀少的后半夜播放。比如,长篇《走向共和》,本来可以取得不错的市场收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第一轮热播就被禁播,造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损失。

七、为了政治稳定的经济优惠政策

众所周知,为了维护一党政权的稳定,中共政权在对付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问题上,一贯奉行政治打压和经济优惠的政策。仅以西藏为例,从1949年中共执政后,特别是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迫使达赖流亡国外之后,由于中共违背“十七条”承诺,对西藏进行全面党化和汉化的强制性改造,遂使西藏成为少数民族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中共为了西藏的政治稳定,对西藏采取政治上(宗教上)打压和经济上收买的政策。国家财政不仅给西藏累计高达400亿的无偿拨款,免除西藏向中央财政纳税和进口关税,强制各地方在经济上无偿援藏,现在又实行对口援助和各省市轮流制。这种依靠专制强权实施的优惠政策,对于其它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歧视性的;对于纳税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政府性剥削。因为这种政策的确定,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和批准,也没有经过各地方人大的讨论和批准,就把全体纳税人上缴的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送给了西藏。

中共给西藏经济优惠,在根本上与发展民族经济和还历史欠账无关(象澳洲政府对原住民的补偿性优惠政策),而是一种政治性投资,用无偿的经济优惠收买西藏的人心。但是,这种经济优惠并没有收买到藏族的人心。政治上的高压和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一个以宗教为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民族,对一个无神论的世俗的汉人强权充满了不信任和离心力。西藏人对中共政权提出的最大政治诉求,恰恰不是经济上的优惠,而是政治上自治、文化上保护藏传佛教和固有传统。这一诉求是经济优惠所无法收买的。类似西藏政策这样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政府行为,是现行制度的常态。

八、通过垄断性体制来掠夺和挥霍社会财富

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中,权贵们不仅通过非法的黑箱作业且通过行业垄断、政策优惠等合法手段,疯狂地瓜分国有资产,不择手段地收刮民间资源。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已经成为国有资产重组的惯例,有人总结出国企法人监守自盗的九大类二十五种招数,其中的猫腻之多和腐败之严重,远比非法的行贿、贪污、走私或偷漏税更可怕(如国有大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变成李鹏家族的“李家电”;电信行业进行了南北拆分之后,江泽民的大公子江绵恒掌控了南方)。金融黑洞、股市黑幕、大量失业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等社会问题,皆与极少数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相关。那些特权者及其家族们的发家致富,根本不用像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那么辛苦,毛时代中共从民间掠夺来的所谓“国有资产”及其增值,对于权贵们来说无异于现成的金山,几个公哥儿经过讨价还价,商量好了瓜分方案,各人往自家里搬就是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到21世纪初,仅据官方机构的统计,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已经高达400-500亿美圆,而2002年中共政权作为伟大政绩炫耀的亚洲第一的境外投资,也不过是500亿美圆。

(一)由体制支撑的行业性垄断。中国的行业垄断不是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授权的不公正的行政行为。这种垄断不仅侵吞了大量民间资产,而且造成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畸形市场。仅以电信业为例,垄断曾经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多元人民币的天价,手机单价高达3-6万人民币之巨,中国也曾经是世界上通话费(特别是长途话费)最贵的国家之一。甚至在中国电信行业完成了南北拆分之后,所谓的竞争不过是国企内部的分赃而已,国家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直到今天,无论多么不合理,也无论消费者有多少不满,中国的手机仍然实行“合法”的双向收费。

再如党政军警法齐经商,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部门在市场上具有先天优势,通过垄断公共权力这一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就能够直接占有大量稀缺的经济资源和信息资源,而这种明显的市场歧视和权利不平等在中国却是完全合法的。仅以曾经存在的国内贸易部为例,部署企业就多达近一百家,而且大多数公司在本行业中具有程度不等的垄断地位。

(二)通过银行贷款来挥霍和侵吞民间资本。因为金融行业的高度垄断,民间资本没有其它可靠的投资渠道,大多数人只能把钱存入银行。所以,中国居民储蓄率之高世所罕见,现在已经高达11万亿元,巨额居民储蓄是中共维持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资本之一。朱镕基当政的最大决策失误,就是全力挽救政权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挽救国有经济的主要资金支撑,只能是利用银行贷款和发行国债为国企输血,居民的高额储蓄简直就是低效国企的提款机。

据统计,国有银行每年新增贷款1.5万亿元左右,贷给国企的占整个贷款额70%,而国企效益并没有因为拿到大量贷款而好转,欠贷不还已经成为国企的惯例,从而形成了愈演愈烈的银行坏账。现在的银行坏账率,官方数字是25%,而国际机构和民间研究的估算则高达40%-50%。比如,据斯坦普评级公司(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发表报告说,估计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50%的贷款都是呆债,总金额高达五千亿美元,大约占中国一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变成权贵们的私产而流失掉了,也就等于权贵们通过银行贷款这一中间环节来瓜分社会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

显然,私营老板的违法违规贷款,毕竟是银行坏账的小头,大头是政府对国企的优惠融资(贷款和股市)。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尽管企业资产的账面值为126211亿元人民币,但负债率高达73.9%,为93271亿人民币,净资产仅剩下32940万亿人民币,其中的国企资产才9882亿人民币。

同时,政府还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存进去的主要是老百姓个人的钱,贷出去钱大部分进了国有企业(党产)腰包,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损失,恰好就是国企从利率降低后的贷款中得到的好处。这一损一补非但没有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使国企躺在国有银行的金床上,坐吃山空。

这种拿全民的资产去充填效益低下的党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什么时候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所谓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改革战略,不过是以民间资产的不安全为代价的掠夺。

金融领域愈演愈烈的非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垄断体制和政策倾斜的“合法”腐败。从长远的角度讲,由银行坏账所造成的巨大金融黑洞,使其支付链条极为脆弱,一旦出现金融危机,除了少数私人富豪转移到海外的资产之外,中国的民间资本的绝大部分就将随着金融系统的崩溃而崩溃,老百姓存入银行的活命钱就将化为乌有。

(三)通过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挥霍和侵吞民间资产。近几年,中共政权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撑经济高增长,其措施无非是财政赤字和大量发行国债。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使国债余额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2002年GDP的25%。各地方政府也搞赤字繁荣,每一任新班子都要为了政绩而加大投资,银行贷款不够就行政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专用款项(如:粮棉收购款,扶贫款、教育费、甚至救灾款),积累起高达60000亿人民币的地方债务。加之失业者越来越多且日趋年轻化,退休年龄越来越小且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保基金的缺口高达8万亿。

这些借鸡下蛋的投资大都转化成为新增国企和国家建设项目,但是投资效益之低下和挥霍浪费之惊人,乃为有目共睹的现实。据报道,国家投资只有20%产生效益,其余的要么浪费,要么闲置,其中有多少钱落入权贵们的腰包谁也说不清。朱镕基作为政绩炫耀的2.5万亿的基础建设投资,有多少属于好大喜功的政绩项目,多少属于豆腐渣工程,又有多少挥霍浪费和中饱私囊,百姓并不知情。朱镕基依靠独断权力绕过铁道部而直接立项,强行在上海建成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又为这种好大喜功的挥霍提供了典型例证。

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国家投资,与民间资本无关,而事实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财政是纳税人的钱,国债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老百姓的认购,而纳税人和国债的购买者对这些资金的使用及其效益,却没有任何知情权、质疑权和监督权,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现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政府财政赤字、国债发行、社会保障资金的欠账等加在一起,最低数字也将高达16282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政府债务占GDP总额的比重提高到70%……

这一切透支,最终都要由老百姓来承担。不仅是在侵吞和挥霍当下的社会资源,更是实实在在地提前挥霍民众、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四)通过股市侵吞民间资产。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股市成为新的发财暴富的投机场所,民间资本除了存入银行外,似乎也多了个升值渠道。然而,中国的股市仅仅是权贵和国企的天堂,而绝非民众的发财之地。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歧视性的准入制度,依靠权力来分配准入名额,最初是只准许国企上市圈钱,中国的股市里的上市公司,90%以上是国企。中国股市市值曾经高达8万亿,融资的80%以上流入了国企。后来,在股权多元化的改制中,民企收购上市国企要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说白了,这种由行政审批来确定上市资格,股市变成了为国企和权贵们向民间圈钱的工具,不断地发行新股是维持圈钱的惯用方式。权贵们不仅在初期股市中得到大量白送的原始股,而且他们也纷纷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进入股市。

更关键的在于,圈来了大笔民间资本的国企,如果能够提高效益,使股民分得适当的红利,也还算有点公平的味道。而在事实上,7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效益呈递减趋势,非但没有分红,反而其股价在大起大落中一路下滑。即便一些效益好的上市国企,分红也至多增加配股,尽量不给股民现金分红,意在让民间资本永远作为权贵们的发财工具。现在,“炒股的只进不出”和“上市公司不分红利”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顽症,无论舆论和股民怎样呼吁,也打动不了老板们的铁石心肠。加之黑幕交易盛行,进入股市的民间资本实实在在地成为权贵们瓜分的对象。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为国企脱困为权贵搂钱而操纵资本市场,遭殃的必定是全体股民。民间散户的资本之所以落到被宰割的地步,就在于产权改革不到位,造成了投资者所有权失落。中小股东根本无法参与企业管理,更谈不上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于是,经过上市公司这一中间环节,民间资本先变成国企资本,权贵们再通过各种手段内部分赃,把这些民间资本及其增值部分私吞,变成权贵们的私有财产。现在,中国股市已经形成了由上市公司高层、证券公司操盘手、会计事务所会计师、证券监管部门高官和跑证券的新闻记者相互勾结的共谋集团,一起来瓜分股市的暴利。散户股民亏损的钱通过三条渠道流走:一是政府的印花税等,每年从几十亿到几百亿,大部分来自股民;二是被黑箱内的“投资高手”的暴利赚走了;三是被上市公司“圈钱”圈走了。上述三条渠道,除了第一条为全世界通行之外(但中国的印花税奇高),其它两条皆是“中国特色”的掠夺。从2001年至2004年底,股市大盘从2300多点一路跌破1000点,沪深股市面值由18866亿元缩水到9901亿元,市值蒸发掉50%以上的9965亿元,主要受损者是中小股民,90%以上的散户亏损而盈利的不到10%,其亏损面之广和数额之大为举世罕见。

结语

二十世纪,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极权的社会实验的全面失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是由于制度成本的过于高昂造成的,以至于最后弄到资不抵债,赔光了家底,只能破产关门。

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成本之高昂,把中国经济推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仅文革十年,即便其它的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经济损失就高达5000亿到7000亿,几乎是49年以后的全部积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制度成本就不高昂了吗?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他们在每一次社会资源再分配和资本转换的机遇中(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升学潮,八十年代的中、前期平反潮和出国潮,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八十年代末期的干部年轻化,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房地产、证券为峰顶的经商潮,九十年代后期的股份化产权重组的私有化浪潮,新旧世纪之交的新知识经济……),都得到了最大的份额。虽然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在“身份评价”之外,采取了“成就评价”的用人原则,使有些出身平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挤进了权贵阶层,但是这些新权贵身份的确定,大都是通过向执政者表示效忠才得到承认的。在这些人中,有的以出卖智慧、论证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而成为高级幕僚,有的以钱买权买地位而成为执政党的“诤友”和社会名流,但是,一旦进入了权贵集团,他们就必然按照腐败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的话,执政党一翻脸,他们得到的那点儿残羹剩饭,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现在,中国的人均产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一百位之后,衡量收入差异程度的基尼指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民间调查为0.59,大大高于国际安全标准0.35,已经到了高危机边缘。中国的改革,政治上毫无起色,经济上也离市场化和还产于民差之甚远。因为还产于民的前提是执政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全面垄断,消除市场准入的歧视,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地进入市场的应得权利。

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讲,毛时代的个人极权导致了制度荒废,老毛一人在书房里用一支毛笔圈圈划划,就把中国的大小事情——从消灭反革命到消灭苍蝇、从剥夺全民资产到文化大革命——都办了;邓时代的一党专制导致了制度失灵和制度腐败,邓小平在客厅里走钢丝,玩弄着忽左忽右的危险平衡,依靠屠杀的残忍和小康的怀柔的一硬一软,总算维持住了政权的稳定和权贵集团的利益。

在精神资源上,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过度,是一个由抽象的精神乌托邦到现实的灵魂废墟的过程。在物质财富上,毛式革命使让少数人过分富有的社会变成了只有一党私产的所有人都贫困的社会,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社会地位上的——由钦定的政治身份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邓式改革使一个普遍匮乏的社会又变成极少数权贵一夜暴富的社会,分配的差异是由权力的差异所导致的财富上的贫富悬殊。

由毛式贫困到邓式小康,万变不离其宗,主人可以走马灯式地更换,交椅却岿然不动,除了权贵集团内部的政治角色和经济角色的区别之外,特权阶层始终如一。专横的制度和悬殊的不平等不变,合法掠夺和非法占有不变,民众在经济上被剥削和在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仍然继续。但是,民众不再愚昧,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公正奇缺使跛足改革的合法性日趋降低;尽管镇压和封锁依旧,但反抗强权的民间勇气也在持续增长,底层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换言之,只要中共的体制腐败得不到来自政治改革的矫正,中国陷于新一轮恶性轮回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加大。极端的不公正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干柴烈火,一旦点燃,便玉石俱焚。

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努力屡屡受挫,国人也最喜欢用“内忧外患”四字来表达中国面临的深重危机。但就现在的国内外形势而论,我以为当下中国面临的危机,主要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仅以2004-05年为例,一系列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患的严重性;不断出现的上亿元腐败案和牵涉上百名官员的卖官鬻爵案,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患的深广度。

但中共当局却非常狡猾,仍然用言论垄断和恐怖政治的惯用统治术,利用国人被误导的思维定势,把国人对危机的关注由“内忧”引向“外患”,即,“内忧”不可谈论,谈了就有危险,轻则丢了饭碗,重则判监入狱,所以,国人的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只能在官方划定的可以谈论的“外患”上来宣泄:反美反日反台独。最近中国发生抗日风潮,就是又一次“外患”情结下的变态反应。甚至有些御用精英再次危言耸听高呼:“中美之间必定有场恶仗要打!”“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其实,提到中美关系,即便因为制度之争的关系,超强美国对中共政权采取既交往又遏制的政策,主要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众所周知,中断了八十年代中美蜜月关系的关键因素,恰恰是国内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从此以后,无论中共在其它方面作出多大努力来修补,只要制造大屠杀的一党独裁制度不变,国际主流社会就不会真正信任中共政权,中共现政权又大幅度提升军费和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加之二战纳粹极权和军国主义独裁的教训,冷战时期共产极权的一系列教训,9.11后缘于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造成的灾难,一个独裁国家的国力军力的迅速提升,必然被视为某种“威胁”。

更可笑的是,有些“外患”,纯属当局的愚蠢所致,在两岸关系刚刚有点回暖之时,北京当局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节外生枝地自我搅局,“反分裂法”的制定,纯属无事生非,极其愚蠢地制造国际敌意,美日同盟由此加强并涵盖台海,已经到了解禁关口的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现在也变得遥遥无期,不但弄得北京当局进退维谷,而且把推销解禁最卖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所以,内部的独裁体制乃中国危机的最大根源,最极权的毛时代制造了文革式大危机,最腐败的后毛时代制造了、并正在恶化着综合性的社会危机。与其说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不如说中华民族到了最腐败的时刻,最腐败恰是最危机的根源。

2005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5年6月号
【刘晓波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