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权贵的天堂弱者的地狱

今日中国几乎已是暴富权贵者的天堂,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上不起学的农村女孩马燕,在日记中记述了因家贫而辍学的痛苦,也倾诉了自己非常想读书的渴望。一位法新社记者把这本《马燕日记》带到西方并翻译出版,顿时引起轰动,对辍学穷孩子的关注和资助,使马燕所在乡村的几十个孩子得以重返课堂。

从教育贫富不均看两极分化

另据中国媒体报导:二○○三年七月,陕西省榆林市的十九岁的景艳梅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本该是全家的大喜事,“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应该高兴。然而,贫困却让大喜事变成了大悲剧,景艳梅父亲景统仕因拿不出至少上万元的学费而对女儿满怀愧疚,终于在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自杀身亡。

甘肃省山丹县的十七岁苏天将,以四百四十三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兰州医学院,却因家贫缴不起三千二百元的大学学费,在与父亲激烈争吵后,感到前途无望而上吊自尽。苏父是矿工,母亲没工作,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

二○○三年八月,四川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但是家里拿不出供她上学的学费。在父母无力凑足学费的情况下,女孩居然为了筹措学费,就在网上刊登启示,愿意以身相许,换来对她读大学的资助。还没有迈进大学门坎的十八岁女孩,就要先献出自己的肉体。

此类惨剧只是极端两极分化的冰山一角。

有媒体比较了一九九八年各省(市、区)平均教育资源的占有情况:全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三百七十八元,而将这样的经费量化到地区,就出现严重失衡。比如,最高的上海为一九五七元,最低的河南为二百零二元。到县一级,差距更大。经费的差别造成教学条件的巨大差距,也必然使入学率产生巨大地区差距。如北京、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贵州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五。

一面是富豪子弟的教育高消费,另一面是平民家庭为孩子上学而发愁,特别是义务教育所覆盖的农村学生为一点二三亿,因无钱而大量失学。河北农村的孩子因交不起每年四百元小学学费而辍学,贵州初中人均预算内经费只有:城镇为五六十元、农村三百零一元。然而,中心城市教育高消费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纷纷办起被称为“金色摇篮”的豪华幼儿园,三岁的孩子一年的花费三万一千四百元(伙食按十个月算),三年下来就是九万多,还有押金三万。除幼儿园的费用之外,家长还给孩子报一、两个兴趣班,比如,幼儿学钢琴在大城市中非常普及,买钢琴要近万元,学钢琴的费用每次的市价最低二百元,每周一次,一年以五十周计,又是一万元。仅此一项,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三年就是三万元左右。(见人民网二○○三年七月四日:“从幼儿园到高中,北京的教育消费清单”)

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一等家庭花巨款送孩子留洋,二等家庭的孩子读国内名校,三等家庭的孩子读普通学校,四等家庭孩子进不了任何学校。

从宏观资料看两极分化

近年来,中共最爱炫耀的政绩是经济高增长和民众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尽量回避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中心和边缘、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城镇内的权贵家族及其各类精英与下岗者、失业者、退休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异,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异,非但没有因经济高速发展而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财富正在以西方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向极少数权贵家族集中,两极分化之严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近五年来,大陆中国的贫富差异之悬殊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点四,且以每年递增○点○○一的高速分化着:一九九九年为○点四五七,二○○二年为○点四六○。

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表示,二○○三年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非但无减少,反而增加八十万(年收入在六百三十七元以下)。而据专家统计:

农村的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八百元左右),绝非中共政权号称的三千万,起码在一亿左右;城镇的贫困人口(人均月收入在二百元左右)超过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但银行里的居民存款的百分之八十归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富人们所有,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平民却只占存款的百分之二十。

一般而言,税收政策是国家调节分配差异的主要工具之一。富人多缴税而穷人少交甚至免税,这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乃为世界通行的惯例。但在中国,税收非但起不到抑制两极分化的作用,反而还在加大两极分化。大陆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落在平头百姓身上。更不公平的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受仅仅是城镇市民的百分之三十三,而农民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却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六十,而纯收入高于农民的三倍的城镇居民却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百分之四十。

在富豪与平民、市民与农民之间,这一出一进的巨大反差,是多么典型的“损不足而奉有余”!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农民完全享受不到低保,城镇人口还有至少五百万人没有低保。

在医疗服务方面,起码有一亿左右的人口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超过三千万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县达不到初级卫生保健水平,有一亿人口还喝不上洁净的饮用水。在世卫组织(WHO)对世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的卫生体系及其效绩的评估中,中国排在一百四十四位。在教育服务方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的调查,中国大陆名列一百四十五位;中国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八,远低于世界各国三点六的平均水平。而且,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共政权,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却只占教育总投入的不足百分之六十,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就更低,近年来还不足百分之三十。另据中共教育部二○○三年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透露:十五岁以上的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七点八五年,二十五岁以上人口人均教育年限只有七点四二年,也就是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初中二年级,只相当于西方一百年前的水平。

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军费开支则连年猛增,公开数字是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黑箱运作的预算外开支远远高于公开的预算,国际上的估计为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军费大国行列。

从权贵的掠夺看两极分化

现在的中国,先是事实上的私有化已经无法阻挡,接着优惠富人的“三个代表”出台,继而又通过修宪来提升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然而,在独裁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最大受益阶层,只能是中共各级的权贵家族。他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的确是推动私有化的主要动力,但其私有化方式却是最恶劣“强盗资本主义”,即利用特权来诈取和瓜分全民资产。所以,中国式贫富两极分化,绝非源于真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或源于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而是源于制度造成的权利不平等,即贫富大分化是极少数人享有极大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却无权无势的结果,也就是制度匮乏造成的国民权利匮乏的产物。正是这个一党独裁制度,给予了中共权贵瓜分诈取全民资产的特权和一夜暴富的机会。

据大陆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参版透露:目前大陆,有五百万人是千万富豪,其中约两万人是亿元富豪。按照富豪的出身背景分类,出自权贵家族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靠境外亲属资助或商业合作而发财的人约占百分之五点五靠自身努力加机遇发财的人约占百分之四点五。

现在,权贵们高居于海滨山顶的豪华别墅内,出入于各类高消费的场所(如五星级酒店、境外赌场、高尔夫球场和具有私密性质的高级会所等),俯视着脚下人满为患的商海,背靠家族权力进行垄断经营,完成一夜暴富的原始积累之后,进入稳定而高速的资本升值阶段,其掠夺财富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

在国企改革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过程中,权贵们通过黑箱作业疯狂瓜分国有资产的贪婪,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已经成为国有资产重组的惯例,有人总结出国企法人监守自盗的九大类二十五种招数,其中的猫腻之多和腐败之严重,比行贿、贪污、走私或偷漏税更可怕(如国有大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变成李鹏家族的“李家电”,占据中国电信业半壁江山的南方电信在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掌控之下)。金融黑洞、股市黑幕、大量失业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等社会问题,皆与极少数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所造成的低效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关。那些特权者及其家族们的发家致富,根本不用像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那么辛苦,中共从民间掠夺来的所谓“国有资产”,对于权贵们来说无异于现成的金山,几个公子哥儿经过讨价还价,商量好了瓜分方案,各人往自家里搬就是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仅据官方机构的统计,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已经高达四百到五百亿美元,而二○○二年中共政权作为伟大政绩炫耀的亚洲第一的境外投资,也不过是五亿美元。

对民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

更为邪恶的是,与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同步进行的,是权贵们对民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这种掠夺,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赤字、发行国债、股市圈钱和企业集资等冠冕堂皇的方式,已经超过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界限,正在走向对民间资产的巧妙侵吞。大量被侵吞的民间资产,绝非富翁们的财产而大都是平民百姓们的家底。据专家统计,现在,由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债、社保资金缺口等加在一起的债务,最低数字也将高达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亿人民币。由此看来,现行的跛足改革,在造就了仅占不到总人口百分之○点四五的千万富豪的同时,也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百姓留下了十六万亿的债务黑洞,能够填补这巨大黑洞的,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再无其它解救之途。恶性通胀洗劫的只是百姓的存款,而那些暴富的极少数富豪们,其个人资产早已大量转移到海外,他们在国内做生意赚钱的资本,一靠权力,二靠瓜分剩余国有资产,三靠国有银行的贷款,四靠对民间财富的巧取豪夺。

据官方学者统计,权贵们通过特权掠夺的全民资产,平均每年在九千八百七十五至万二千五百七十亿之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点二到十六点八。而民间学者认为,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占到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自一九九○年以来,因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一万亿元。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将近四、五百亿美元的流失速度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不算吃喝等消费挥霍每年三千亿到四千亿资产,仅就国内银行中将近十一万亿的存款而论,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归百分之二十的富人们所有。而且,权贵们在大陆中国的财富中所占有的总额,将是一个无法像的天文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钟伟指出:在中国,五十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五千万个农民的年纯收入;三百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二年的纯收入。再加上各级权贵的公开挥霍(政绩工程),谁也无法计算出中共权贵到底挥霍掉多少民脂民膏!比如,中共执政五十周年庆典,江泽民大笔一挥就花掉一千多亿元,等于当年国家小学教育总预算的两倍;朱镕基金口玉牙,访问德国的一句话,就花掉上百亿建磁悬浮,也差不多是农村小学的总预算。

这样严重的贫富差异,即便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早期也不多见;一夜暴富的权贵们如此阔绰的挥霍,即便在当今世界的顶级富豪身上也属罕见。

如果放任按照跛足改革的方式推动这种“强盗资本主义”,那么未来的大陆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二○○四年八月十六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