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六四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八九运动以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结束,导致八十年代大有希望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造成了十五年来的权钱共谋的跛足改革日趋畸形,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和道德沦丧愈演愈烈,知识界在大分化之后迅速犬儒化,借助于西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及其“消极自由”,反激进成为反思六四的主流,谈论六四的负面影响和为新威权主义唱赞歌相互支持,形成了一股强大政治保守主义思潮。

然而,在我看来,亡灵们的血并没有白流,失败所留下的多方面遗产,也并非全然负面,特别是政治上的正反两方面的遗产,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独裁政权陷于难以摆脱的道义合法性危机

从反面讲,大屠杀导致了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拥戴现行制度,而对于一党独裁的正当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相信。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的巨大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只是出于不得已,歌功颂德也大都是假意应付。具体而言:

1,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的中共政权,要想维持住政治稳定,就只能靠依靠发展经济的政绩合法性来维系政权,用利益优惠来购买口是心非的效忠。中共不得不推动经济上的市场改革,优先对社会精英进行利益收买,用物质上的小康承诺换取大众的沉默,“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统治策略,使整个社会陷于“GDP”崇拜和发财梦之中。

2,中共以国家机会主义的灵活策略应对各类挑战,意识形态的高调与现实应对的低调的分裂,经济不断开放和政治僵化守旧的并存,刚性镇压与柔性收买的交替,在全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纵容消费性享乐性的大众文化。中共不得不通过调整其正统意识形态来说服民众,弥补其道义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皆是这种重塑道义合法性的努力。

3,当局及其高官陷于难以摆脱的内在虚弱和权力恐惧之中。官方因犯下大屠杀的罪恶而心虚气短,邓小平在1992年重新启动改革,就是为了挽救政权合法性和他个人的政治声誉。同时,官方对六四的定性也越来越模糊,高官们回答有关六四的提问时也越来越圆滑,企图不断淡化六四话题;当年参与镇压决策的高官及其亲属,也大都想撇清与六四镇压的关系,至少是减轻罪责,把全部的或主要罪责推到已经作古的邓小平一个人身上。最近,据境外媒体透露,连李鹏这样的六四罪人,也想出书澄清当年的决策过程。

总之,大屠杀造成的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危机至今犹在,中共重塑合法性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而如何处理六四,显然是中共合法性能够重塑的关键,只要政权的独裁性质一天不改变,六四亡灵一天得不到安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一天无法消除,它重塑道义合法性的任何努力,不但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徒劳的。

二、催生出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

从正面讲,只要把目光由中南海权贵转向广大的民间社会,任何不带偏见的人皆能发现,与中国当代史上的历次大灾难留下的遗产相比,八九运动的悲壮结局唤醒了大陆民间的人权意识,无疑是六四留给中国的最宝贵的正面遗产。

1,以六四正名为核心的民间政治性维权的持续化和公开化。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小康的承诺购买了整个社会的沉默,民间道义象征人物的被迫流亡,对任何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反对派运动的严酷镇压,使民间反对派运动日益边缘化。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是,以六四问题为核心,由体制内的叛逆者和体制外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及海外民运共同构成的民间政治反对派运动,却进入了公开化阶段,推动民间人权运动的持续发展,并逐步由异议人士向其它群体扩展,由敏感的政治问题向非政治领域的人权要求渗透,形成了在八十年代所没有的民间人权运动。

与改革开放之初民间对“民主墙”被镇压的冷淡和沉默相比,大屠杀之后,民间对六四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中断过,从六四刚结束时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到90年代中期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参与的关注六四的公开信高潮,再到最近由蒋彦永上书所引发的为六四正名的热潮,呼吁国内外良知为六四呐喊和要求当局为六四正名的民间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2,特别是,六四后,形成了最具道义感召力和人权救助实效的群体维权——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六四难属群体。这个由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从1995年开始每年向中共当局上书,至今已经坚持了九年。同时,难属群体也由小到大,由最初的两个人扩展到现在的150多人。尽管这一群体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他们所做的一切皆合法合理合情。所以,六四难属群体才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支持和同情,被尊称为“天安门母亲”。

天安门母亲们的事业,开始于突失亲子的绝望,她们这些年所关心、帮助和鼓励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这种朴素而实在、有血有肉的正义事业,充满了土地的温暖和激励,决非从天空俯视芸芸众生的自由说教所能给予。从丁老师等难属寻访“六四”遗属的脚印中,我看到了所剩无几的良知、坚韧和爱。我甚至极端地以为,这是“六四”后仅存的记忆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事业。如果所有的幸存者都能象她们那样,不必高声呐喊,而只为无辜的亡灵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刽子手也不至于杀了人后还那么肆无忌惮,“六四”亡灵的坟墓更不至于如此荒凉。现在,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勇气,又为民间提供了新的良知示范,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支持。

3,民间维权向非政治领域的扩张。首先,民间越来越摆脱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方便,形成了网络上的民间议政热潮,完全不同官方主旋律的民间网站层出不穷,越来越多人敢于置疑和批评官方决策,挑战政权及其政要的权威,积极参与公共舆论的发言者,精英色彩越来越淡,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其次,民间的群体维权运动也日益扩张。农民、失业职工和其它权利受损者等弱势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频繁地进行自发的请愿、游行、示威、甚至自焚;知识界争取言论自由和推动宪政民主的言论维权,也借助于互联网蓬勃发展;工商界争取私产保护和平等竞争权的财产维权,经过长时间的争取而终于带来修宪的制度成果。

再次,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陆民间人士先后对“新青年学会案”、“刘荻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李思怡案”、“黄静案”、“杜导斌案”和“南方都市报案”等人权迫害的个案,对“农民工群体”、“爱滋病群体”、“乙肝群体”和“SARS群体”等受歧视,表达出广泛而持续的强烈关注,形成了被知识界命名为“新民权运动”的维权高潮。

也就是说,血腥屠杀造成的人权大灾难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国内的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的观念转折,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由此,争取民权和推动政改的主要动力,只能寄希望于民间力量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先知先觉者的勇敢示范,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

【BBC】
2004年06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5北京时间18:45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