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十五年了,还要苟且多久?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沉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干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面对六四亡灵,中国人的人性贫血和灵魂苍白,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清查,压弯知识界的脊梁,他们最缺少的,不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在醒目的常识性罪恶面前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而极少数敢于继续质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识人,像丁子霖、鲍彤、吴祖光和李慎之等,他们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像盗贼一样的偷偷摸摸的耳语,而一个只要求假效忠而不求真心拥戴的犬儒政权,根本不在乎私人饭局上的和居家客厅中的骂娘。

六四后,从中国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的自发正义感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面前,社会的名流们和精英们的自私懦弱;无过于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进程中,面对强势阶层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知识群体本身的媚权媚钱的倾向。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整体犬儒化,致使杀人者在垄断权力和利益至上的双重庇护下,不但能够轻易地逃避承担罪责,而且可以继续在权贵私有化中一夜暴富。正是民间压力的匮乏,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而不能公开化时,沉默就变成了一种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为沉默辩护,以求得内心安宁。社会名流们为沉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么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发出强大抗议声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92年南巡了,改革又启动了,他们又说:只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什么再说;第三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不用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着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温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如何如何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无所作为的犬儒化生存,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愈发怡然自得。然而,就算等待者们至今仍然良心未泯,如此观望的沉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让良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现在,重量级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大夫再次挺立,把未泯的良知公开化,从而引发出以“为六四正名”为中心的新一轮民间维权热潮,支持蒋大夫的签名者已经接近五千。这样的势头能否进一步扩张,有赖于是否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蒋彦永,如果有更多社会名流敢于说出压抑已久的真话,反人性的恐怖政治和谎言制度必将难以为续。

2004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4.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