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按权力分配——毛时代的不平等(下)

毛时代的普遍贫困和供给式票证经济,金钱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政治权力却是万能的,表面上是按劳分配,实质上是按权力分配。由行政级别划分构成的等级差序格局,在物质分配上就是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制度,一切物质待遇都按照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来分配,事实上已经供养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

首先,毛个人享受着帝王式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即便不提毛在中南海的糜烂私生活,仅就毛的行宫和稿费收入而言,就足以破除毛时代的廉洁平等的神话。毛活着的时候,他的行宫遍布全国,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仅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铸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一次。

毛的稿费在他生前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这些稿费,大都是靠独裁权力获得的,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垄断性的绝对权力使毛著的发行量成为世界之最,小小的红宝书累积发行50亿册。文革中共有35枚毛像章问世,甚至用于制造飞机的上好铝材难逃劫难。仅仅为了制造个人崇拜就如此挥霍,除了毛泽东之外,谁还有这样的特权!

其次,毛时代已经有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行政13级以上的高干阶层。他们虽然人数最少,但权力最大,生活也最优越。在物质待遇上,如果说,高干之下的阶层,除了工资差别之外,其它方面还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高干阶层与其它阶层的差别就遽然拉大。高干与平民之间的生活差异,就不仅是工资上的悬殊,更是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异。权贵们通过强权式掠夺占据了这个国家的最好资源,老毛和其它京城高官占有了昔日的皇家宫殿和王府庭院,各地方官员也占据着当地的最好住宅,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高干区,那里有别墅式洋房和特供商店,而平民却只能在棚户中过着吃不饱的日子;权贵家里不仅享有公家配给的轿车、警卫、保姆、勤杂工等,家人也大都有名牌的自行车、手表和照相机,享受特供高级烟酒和其它食品,还有专供他们看病的医院,专供他们阅读的内部书籍和资料,专供他们享受的电影院、舞厅等设施,而这些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太奢侈的玩意。

票证供应所划定的供给差别,几乎覆盖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别供给,大多数日常用品的供给也都分为若干等级。比如,在我讲过的香烟等级之外,即便最普通的粮食供应,也被划分为细粮和粗粮,细粮之中还有特级面粉、高级面粉和标准粉之分,权贵们吃的全是细粮,且是细粮中的特级或高级品种,而百姓家吃的大多数是粗粮,细粮只占每人的口粮供给中的三分之一,而且仅仅是细粮中最低等级的标准粉。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家每周只能吃一顿细粮饭食,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家吃的所谓“细粮”馒头,大都是标准粉与粗粮面的混合,而很少有纯细粮做的。而且,就是这种混合面馒头也要每人定量,除了过年之外,一般情况下还填不饱肚子,只能用其它粗粮饭食弥补亏空。

这种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划分物质供给级别的制度,绝非1949年之后才有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已经推行物资供给上的差别待遇,饮食分为大灶、中灶和小灶,穿衣分为斜纹布、平布、土布,供高级干部消遣的舞会也成为惯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有时通宵达旦。而死于毛式整风的王实味,其罪状之一就是他批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不平等,也就是以权力大小为标准的等级制。王实味指出:“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

进入改革时代的今日中国,虽然再无吃不饱之忧,也不再有粗细粮之分的窘迫,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照,但物质供给的丰富,并没有改变分配制度上的毛时代遗产——按权力分配。举世公认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日益严重的两级分化和贫富差别,皆与按权力分配的官本位制度密切相关。

无论是毛式不平等、还是邓式不平等,中国式的不平等,在根本上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过多所致,而是国民的权利匮乏的结果,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的不平等。所以,还产于民的前提是还政于民,要想消除毛式不平等,绝非做大蛋糕就能解决,而必须进行还权利于民的政改。

2004年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4.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