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按权力分配——毛时代的不平等(中)

毛时代,不仅城里人之间是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农村也不例外。

中学毕业,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也加入了庞大的知青行列(累计知青1647万),才知道在更为贫困的农村,也存在着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不要说吃皇粮的公社干部享有工资、商品粮、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就是在同样只拿工分的村子里,大小队干部与普通社员之间的生活差别也很明显,最醒目的标志就是干部们的红砖大瓦房与普通社员的土坯小草房之间的对比。村里的穷家男人,娶不起媳妇的大有人在,我们村的“老跑腿子”(老光棍)就不下五、六个。所谓“剩男不剩女”,乃为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

我当了两年知青,所在的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胜利大队林家铺子小队,第一年是一个劳动日三毛钱,第二年收成欠佳,一个劳动日还要倒找生产队两分钱。如此贫困的生活下,村子唯一一幢五间的红砖大瓦房,就是生产大队李书记的家。而且,李书记的家人及其亲戚也都是干部,儿子在公社当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妹夫是大队会计,外甥是小队长。

我的两个哥哥是1968年去延边朝鲜族地区插队,大哥高一,二哥初一。作为第一批知青,他们下去时没有想过还可以回城,但两年后,知青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为了缓解知青及其家庭的不满,知青下乡满两年就有资格参与被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回城务工或参军当兵的竞争,还可以病退回城,一般每年每个集体户能分到一两个离开农村的名额。从此开始,知青中有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觉悟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大小队干部和各级的知青办、征兵办的干部握有推荐、招工和参军的名额分配权,也握有批准病退回城的权力。于是,请客送礼的走后门之风,也由军队和城市传到农村,给知青办、征兵办的干部和村里的大小队干部送礼,逐渐成为许多知青家长的选择。

到我1974年下乡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煽情早已失效,下乡插队绝非出于城里人的自愿,而是强制下的无可奈何,只要有一点可能,都会争取留在城里,哪怕是没有工作在城里闲着。所以,绝大多数知青从到了农村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怎样才能尽快离开农村。我们大队李书记的儿子结婚时,戴的还是当时的稀有商品——凭票供应的全钢防震的“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人民币。据说是临近小队的某知青送的。

农村的艰苦生活,女知青比男知青更难适应,所以女知青就更想早日回城。于是,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就有了可乘之机,靠权力强占女知青的事时有发生,女知青靠出卖肉体而提前回城的的丑闻,在知青点之间也时有所闻。同时,为了尽早回城,知青之间开始了勾心斗角,知青与当地干部的冲突也不断发生,致使暴力事件不断。

当时的知青,一般每年春节回城里一次,过了节回村里时,大都要给大小队干部带些礼物。我所在的集体户有七男六女,苗姓女生的家长在长春市卷烟厂,她每次从城里回集体户,都给村里的大小干部带没有商标的“白牌”的高级香烟(这是卷烟厂的内部福利),户里的男生也能沾光抽几根。另一个刘姓女生最不愿干农活,刚下乡时,铲地只铲到半条垄,就把锄头一扔,顺着垄沟躺下了。后来,她与我们小队的杨姓小队长(大队李书记的外甥)关系暧昧,总是留在队里干轻活,后来被安排管理仓库,再也不用下地干农活。而且,她经常在集体户外吃饭,常常很晚才回户里睡觉,户里的其它人都对她有看法,女生们的怨气就更大。有一次,刘姓女生很晚不归,户里人一商量,决定不给她开门。她半夜回来,敲了半天无人给她开门,她一生气就从外面把女生住房的窗纸捅了几个大窟窿,冲着早已睡下的其它女生破口大骂。但户里仍然没人理她,无奈之下,她索性转身走了,一夜未归。再往后,她居然搬出集体户,户里的人也不知道她到底住在哪。

两个月后,她得意洋洋地回到户里,拿出两包“迎春烟”请男生抽,还有一些糖果瓜子请全户的人吃。原来,她已经办好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是来向户里的其它人告别。

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知道,在任何知青点,凡是家庭有权力背景的知青皆最先离开农村。办病退成了门路不硬的知青的主要回城手段,通过走后门开出诊断书,小病说成大病,无病制造出病;找不到后门的知青就用涂改病历、偷窃医院诊断书、模仿医生的笔迹填写病名的方法,假病历和假诊断书成为知青返城的普遍现象。还有太多知青花尽可怜的积蓄贿赂农村的医生和干部,只为了得到病退的证明和公章;有人甚至采取自戕的方式制造病症,吃上过量的药物的有之,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结果的有之,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阴影的有之。同时,也是为了回城,许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知青,不惜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进行集体请愿、游行、绝食……云南知青集体来北京请愿,酿成当时的轰动性事件!

一场毛泽东玩弄一代青年人的“再造新人”运动,以一个最具反讽的象征性事件而狼狈收场:全国闻名的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当时已经出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但她宁愿放弃了副厅级的官职而回上海当普通工人。

2004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4.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