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按权力分配——毛时代的不平等(上)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毛泽东热”,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随着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新左派对毛泽东遗产的宣扬,在毛的110诞辰再掀高潮。当代“毛热”所制造的神话之一,就是毛时代在物质分配上的平等。而事实上,实施社会身份歧视制度的毛时代(城乡隔离和阶级灭绝),在物质分配上不可能平等。不要说城乡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就是城镇人口在物质待遇上也不平等。每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只要诚实地面对那段历史,大都会对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有着深切的体验。

我读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由于我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子弟,得以进入长春市最好的中小学“东北师大附中附小”,长春市的高干子弟也大都在此就读。

我们班有一个少将的儿子,绰号叫“大胖”,上下学有小轿车接送,如同现在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为人大方豪爽,常带些高级的糖果分给同学,也常花钱请同学吃冰棍、糖葫芦和蛋糕之类的点心。我升到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父母们忙于干革命,孩子们成了“无父无母”的一代,好学生当上“红小兵”,坏学生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中小学生学的旷课和打群架成为家常便饭,学抽烟也成为时尚。

大胖本来就是班里的调皮蛋,只是碍于他的高干家庭,学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文革时的学抽烟自然也少不了他,他开始偷家里大人的香烟带到学校来,课间时分给要好的同学抽。他拿出过的最高级香烟是进口的铁盒“三五”,但只有一次。一般情况下,他请我们抽“牡丹牌”。

当时的香烟供给有严格等级,不要说进口的“三五牌”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就是“牡丹牌”也没有几家能享受到。那时,“牡丹牌”仅次于“熊猫牌”和“中华牌”,属于国产高级香烟中的第三档次。“熊猫牌”香烟是特制的,只供极为有限的几十个最高领导人享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也没有市场标价。“中华牌”香烟六角钱一包,供省部级领导人享用,一般的商店里也见不到这种烟,要在特供商店凭特供票才能买到。“牡丹牌”香烟五角一分钱一包,是供行政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一些相当于高干级别的社会名流享用的。再次是“大前门牌”和“凤凰牌”,四角钱左右,也属于高级香烟之列。以上高级烟的显着标志是用闪亮的银色锡纸包装,其它牌子的香烟就没有银亮的锡纸包装。高级烟都要凭票供应,一般的家庭只有在过节时才能买到一两包。

那时的长春市,中等家庭能够享用“大生产牌”或“迎春牌”,价钱在两角七分到三角五分之间;普通家庭,抽一角五分的“代代红牌”或一角四分的“握手牌”;社会最低层的家庭,或抽八分钱的“经济牌”或抽叶子烟。

大胖还破例带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过他家。长春市是吉林省省会,所以就有两个高干区,省级的和市级的,他家住在地处同光路的市级高干区,一栋有围墙的小红楼,围墙上还有带电的铁丝网。小红楼是上下两层,有大厅和五、六个房间,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树木,有卫兵守门、勤务员打杂、保姆料理家务。一进他家的门,就能嗅到一股“高干家”特有的香味。

作为高等人或权势者的标志的高级烟很难买到,自然就形成贩烟黑市,高级烟的奇缺和它的等级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价格常常高出市价几倍。

从香烟的分类档次和住房的不同标准上看,中共的特权阶层绝非始于今日的改革开放,毛时代的中国,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实质上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等级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孩子们对贵贱的意识,在学抽烟的孩子中,烟的档次高低,决定着抽烟者在群体中的地位,抽“经济牌”的孩子肯定是平民子弟,当时被戏称为“八分损”,抽这种烟被别人瞧不起。有些出身于平民家的孩子,就是为了在同学中显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钱到黑市上买高级烟。

2004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4.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