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郑恩宠冤案:霓虹灯下的罪恶

12月18日,专门为民维权的律师郑恩宠的三年冤狱已成定局,其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强加,现炒现卖泄密罪证的破绽百出,派出十几个大汉绑架两位女子,封锁信息和威胁记者……那种不计影响、不管后果的野蛮和厚黑,尽显上海当局的虚弱和慌张,是如何制造了霓虹灯下的罪恶。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部歌颂共军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进驻大上海的共军,如何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诱惑,面对花花世界和十里洋场的奢华糜烂,以露宿街头的造型,宣扬“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本色。从那以后,霓虹灯熄灭了,昔日的远东第一都市大上海,变成了毛泽东政权的供血器,既提供巨额利润,也不断窜出政治火箭,四人帮中居然有三人来自上海,个个都有“火箭”的上升速度。在文革时期,上海是毛派的另一中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使大上海变成了破坏性造反的大本营。

邓小平时代降临,特别是1992年邓南巡之后,上海,不仅再次变成党魁江泽民的第二政治中心,而且也再次变成经济大都市,资本主义的老底子加上政策优惠,使上海经济有了新的飞跃,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据官方称:上海的人均产值已经达到4500美元,开始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沪港之争也被炒的沸沸扬扬:东方明珠、亚洲第一高楼、世博会、磁悬浮、新世纪一条街,是上海崛起的标志;高收入,好环境,穿名牌,住毫宅、开私车,还有高尚的休闲、购物的场所和浪漫的周末或假期生活……是上海媒体宣扬的中产生活;金钱的闪光让物质动物两眼放光,瞬间吹鼓的发财泡沫,使上海人旧梦重温,也引来各路淘金者。

然而,与老上海的在文化上的独树一帜相比,现在的上海却是精神上的死城,毛时代留下的极左遗毒至今浓厚。上海当局在文化上的作为,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之外,再无其他骄人的品牌。恰恰相反,对知识界和媒体的控制无孔不入,专门扼杀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和民间维权的正气,对知识人施加严厉管制,就连在伊拉克事件上发表挺美言论的学人,也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和学校领导层的压力。特别是,当我从媒体上得知:郑恩宠被终审宣布维持原判,法庭拒绝郑律师帮助过百姓出席旁听、其妻蒋美丽被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并受到全天候监控……之时,马上联想到上海安全部门曾经非法扣留陆文禾带给六四难属的善款,还以没收陆文禾父亲家的房产证相要挟,进而联想到横行于旧上海的黑社会青洪帮。

这样的联想,让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种鲜明的形象对比,老上海,不仅是淘金者的冒险乐园,也是各路民间反对纵横的自由之都,其租借地曾经保护过众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也包括现在掌权的中共人士。而作为中国改革窗口的新上海,对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区和里弄,甚至连饮食街和公厕都要由政权规划,物质上升起水泥森林,灵魂却堕落为“瘪三”,西装笔挺的外表包裹着泼皮无赖的内核,中产情调的时尚装点着物欲的颂歌,既蛮横、凶残、阴暗,又轻浮、庸俗、猥琐。自由先驱王申酉被枪毙和着名演员赵丹含恨而终,已经标志着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经荡然无存,不要说鲁迅的尖锐、施蛰存的新颖和张爱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连鸳鸯蝴蝶的缠绵、周旋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风采也消失殆尽,有的只是余秋雨的文化口红和卫慧的肉体尖叫。

在郑恩宠冤案的深处,或许有两个政治中心的权争背景,上海帮较量胡温中央,但这些独裁制度的内部龌龊,也只是权力分赃的游戏,并不具有任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根本上,郑恩宠案所表征的深层弊端,是毛泽东极权对老上海自由精神的彻底阉割,是寡头独裁主导的权贵私有化对民间权益的疯狂剥夺,郑恩宠案显现出周正毅腐败案的重重黑幕,黑幕所掩盖的是一张权贵式黑社会的蜘蛛网。

上海霓虹灯确实重新亮起来了,但独裁的恐怖阴影仍然布满大街小巷,寡头独裁纵容下的权钱勾结断裂为两级分化的深渊。

2003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