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周恩来为官术的补充资料

我在《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一文中,描述了我看文革记录片的心得:与林彪相比,“恩来同志的效忠表演,于细微处方见真功夫,远在林彪的大处着眼之上。”

文章发表后,有师长辈的老先生质疑我的判断,他认为我把周的举动称为“效忠表演”有点过分。他说:“周恩来是中共内难得的好官,周对毛的谦卑是出于不得已。但正是周的忍辱负重,才使他有保护一些好人和防止文革灾难进一步扩大的机会。”

我非常理解这位老先生对周的感情,但我不同意他对周的基本判断。正好手头又有一则延安时期的资料,可以证明周对毛的效忠表演并非始于文革。

据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一书记载:1942年之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中共高层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争宠的效忠竞赛,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留苏派,周恩来、彭德怀等“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企图借吹捧毛而度过继续挨整的难关;刘少奇等“毛派”也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于是,延安整风的最好阶段就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两个宗派主义山头──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高华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而对领袖进行大规模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见《红太阳》P608)

在该书的记述中,捧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义远比其它人重要。高华分析说:“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同上书P614)

在毛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它同僚拉开了距离,毛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同上书P614)

看了这位洋记者当年的记述和高华先生的分析,再回头看我对文革记录片中的毛周关系的分析,大有异曲同工之叹:周恩来对毛的效忠表演始于红太阳刚刚升起的时期,在文革中达到高潮并进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化境。

周对独裁官场生存术的娴熟运用,正是周得以善终于毛时代的秘诀之一。

顺便提一句,《红太阳》一书,以其扎实的史料和清晰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本质特征,我读过该书后的第一反应,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1949年后毛泽东统治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当年的小延安扩展到今日的大中国而已。在毛中共的治下,小延安就是大中国的缩写,大中国就是小延安的扩大版,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绝对的个人极权,以及为了达到个人极权而进行的清除异己、残酷斗争和个人崇拜。

2003年11月8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