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双十节想起孙中山和袁世凯(上)——对袁世凯的重新审视

“双十节”又要到了,台北的陈水扁政权对这一“国民党的节日”兴趣不大,国民党也只是将其作为炫耀昔日辉煌的资本,而北京的中共政权一直将其作为“统战秀”来利用。也就是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关人物,海峡两岸的政客们只是“为我所用”罢了,并不在乎还原历史且从中汲取教训的意义。

尽管,清末民初的史实大都公之于众,然而,国人对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仍然陷于“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之中,以至于,将确凿的史实变成党派私利的脚注。其中,最大迷思就是褒孙贬袁的偏见:孙中山被奉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象征。国民党尊孙为“国父”,中共尊孙为“革命先行者”,而另一位对终结“家天下”政权做出实质性贡献的袁世凯,则一直被贬为“帝制余孽”,特别是在当代国人眼中,袁更是保守僵化、厚黑弄权的绝对独裁者。

然而,只要尊重历史,这样的结论就会大打折扣。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固然干过暗杀宋教仁、操纵国会、媒体、法院和选举的下流勾当,他的称帝,在为他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的同时,更遗留下军阀混战的乱相,致使本来开端良好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企图,但这并不能抹煞袁在清末民初的积极作为:他曾经主持“新政”、支持“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特别是他与南方革命军合作,在逼迫清王朝最终退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要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功绩,袁的实质性贡献决不在孙之下。实际上,纵观袁在当时的政治作为,袁是一位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复辟帝制之过并不能抹煞他对终结满清王朝的贡献。

李鸿章死后,袁便成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的诸多头面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1906年7月周游考察14国立宪的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力陈君主立宪的紧迫性和诸种益处,全国8位总督之奏请立宪者就有5位,袁世凯无疑是这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朝廷重臣的领袖。清廷在9月1日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为后来建立民国做了良好的准备。可以设想,如果由袁领导的新政之渐进改革,不被体制内的保守派与体制外的激进革命派所形成的合力所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袁世凯开明的一面,也可以通过美国记者的眼睛得到证实。《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于1908年4月采访了袁世凯(见郑曦原所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在美国记者的眼中,袁世凯“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之父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外国记者称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渐进改革。

首先,袁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他说对记者说:美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大清国如果遭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我们抗争“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而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保持良好而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显然是利大于弊的选择,清末民初如此,抗日战争如此,改革开放亦如此。

其次,袁世凯作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表现了开明和稳健的施政能力。这位美国记者认为:袁所推动的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并没有激进到会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程度。当谈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时,袁世凯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开明思想、稳健作风和实力性权威,袁世凯也不可能成为首任民国总统。

2003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0.08

编者注:大参考总第2046期(2003.10.09)转发时,使用了“12. 双十节想起孙中山和袁世凯──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大变局”的副标题,去掉了原来的两个副标题,并将上、下两篇合为一篇,后来国内转发时,用的是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