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因有知识精英提出对日新思维,因民间第一次自发的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因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因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因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一浪高过一浪,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我相信,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我也相信,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我更相信,组织者对记者所言乃发自内心:他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仍然被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自90年代以来,就把爱国主义作为政权道义合法性来源的现政权,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的现政权,每天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现政权,难道连小小的民间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为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换言之,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同时,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问题的实质,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的基本人权,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的剥夺。而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另一版本:刘晓波: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