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常态独裁和变态舆论

自中南海有了新主人之后,仰视新救主便成为国内外舆论的主流,人为制造的胡温新政,即便屡屡变成舆论泡沫,却仍然吸引着国内精英和国际主流媒体的眼球。抗炎以来的海内外舆论中,胡温被描绘得既开明又逐渐取得权力强势,仅仅是诱导性舆论而不是事实描述,更多是急切求变的社会心理所诱导出的善意的舆论期待,其乐观估计已经远远超出胡温体制的实际作为。

黑幕重重的中南海,似乎深不可测,其一举一动,引来舆论的一惊一咋:对新闻改革和高官问责的欢呼,消失于SARS危机的结束;对“党内民主”的期待,破灭于七一讲话的发表;对“党主修宪”的热情,冷却于“三不准”(不准民间谈论“修宪”、“政改”和“六四”)禁令。黑幕制度多年的翻云覆雨,并没有让舆论界改变见风使舵的轻浮,中南海的周期性痉挛,让媒体屡屡陷于预测失灵的尴尬。

最近,常有境外记者问我两个问题:1,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修宪是否意味着某种突破?2,“三不准”禁令是否意味着再次收紧言路?而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

一,搁置政改是现政权的最大利益

当下的中南海黑幕后,无论主人换成谁,都不会有政改的奇迹。因为他们是现行制度下的权力分赃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新上台的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政治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胡温和江派之间,即便再有分歧,也不会对坚守这三条底线上存有异议,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由一人极权过度到寡头独裁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

首先,一人极权体制中,党魁的个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其它人在党内权争中的损益,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党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层中的其它官员之间的权争,主要是争取极权者青睐的竞争,而能否得到极权者的青睐,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来自极权者个人的主观认定,类似毛和邓这样的独裁者,只要他们怀疑某人的忠诚,一句话就可以将此人置于死地,不可能出现类似江泽民时代的七常委七条心的局面。而寡头独裁体制中,形成了寡头们之间的相互牵制,尽管党魁的个人利益重于其它寡头的个人利益,但并不能重于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党魁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所以,党内权争的结果,不会是毛时代或邓时代的赢者通吃的游戏,而是谁也无法独占熬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倒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陈云等元老制约的邓小平,仍然可以超程序地罢免两任总书记。而江泽民纵然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私家程序的权力。所以,与江唱反调的乔石和李瑞环,二人分别在十五大、十六大出局,表面上起码走了中共的私家程序。而其它寡头之所以表态拥护党魁,决非因为对党魁个人的政治效忠,而是基于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因为这个共同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每个寡头的利益。所以,在中共高层内部,寡头们不允许某人独占最高权力,废除终身制和任职的年龄界限,也就成为定期权力再分配的必然。

其次,无论中共内部的权力分赃之争多么激烈,寡头们不允许任何威胁稳定的因素自发成长,因而也就决不会公开其黑箱中的恶斗。在寡头独裁时代,无人能够有毛泽东式的权威,可以将党内权争公开化,并将其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发动全民参与清除政敌的运动,而无损于毛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邓小平虽然没有毛式权威,但他也敢于在关键时刻将党内权争公开化,也同样运用毛式的路线斗争模式,将政敌清除出权力高层。而江泽民时代的党内权争,清除其政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不是将权争内幕公开化政治化,而是将权争的胜败结果进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装,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反腐败(陈希同案),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合程序的权力交替(乔石和李瑞环的出局)。

最后,在高层内部,寡头们不会轻易地让某人身败名裂,无论此人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着,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如果他能提前出局,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重建,而他之所以“圆满”结束任期,就在于中途“倒李”将危及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

二,敌视和压制民间声音是独裁制度的本性

至于“三不准”禁令,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此乃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常态,而那些认为“三不准”是又一轮收紧言路的惊叫,才是一种专爱揣摩猜测独裁者动态的心理变态。

首先,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为独裁制度的本性。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与人的自由为敌的,它不仅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民间权利,而且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敌对势力。中共独裁习惯于垄断一切,在不允许内部权争损害其共同利益的同时,更不可能允许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威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创新,而民间却不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可能遭到整肃甚至身陷囹圄。江泽民及其大小高官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民间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双双被劳教。胡锦涛、吴邦国可以大讲“修宪”、甚至可以宣称“宪法权威高于一切组织、团体和个人”,而民间召开修宪研讨会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用恐怖的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换言之,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把所有的社会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一次见义勇为、一枚奥运金牌、一项科技发明、一村脱贫致富、一部优秀作品……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党魁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其次,收放策略乃为独裁制度的统治术。收紧言路的前提是有过开放言路,而中共何时主动开放过言路?中共掌权的五十多年,凡是中共政权的主动开放言路,皆不是基于对言论自由和民间权利的尊重,而是基于内部权争、政权稳定、修补形象、巩固个人权力等政治需要的统治术,一旦上述政治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收紧言路也就随之而来,放放收收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惯用伎俩。毛泽东时代,50年代末的百家争鸣和随后的反右、文革的大鸣大放和随后的军管;邓小平时代,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和随后的清污、反自由化,八九运动前期的对话和随后的戒严、大屠杀;江泽民时代,1998年的“思想小阳春”和随后的镇压民主党、法轮功、整肃自由知识界;胡温上台还不到一年,其收放放收的权力痉挛也发作过多次。此次的“三不准”不过是无数次收放中的一次痉挛而已。也就是说,机会主义统治的翻云覆雨,权力痉挛所导致的收放权术,乃为敌视自由的独裁制度之必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后,敏感时期的恐怖升级乃为现行制度的常态。六四之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急遽流失,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现状不可逆转,用发动大规模群众批判运动来实施恐怖统治,既不符合权贵阶层的利益,也缺乏可操作的现实性,所以,中共的恐怖统治越来越倾向于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个人化内在化的恐怖,一般情况下,让外在恐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恐惧和自我监控。而在中共主观认定的敏感时期,恐怖统治就会由隐而不显上升为公开的恫吓。这样的敏感时期有又为两类,一类是中共犯下大罪恶的象征性日子,比如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的周年纪念日,某位深具民望而又被整肃的政治人物的忌日。由于中共的历史罪恶没有被清算,更由于每一届政权又都要制造新的罪恶,致使这类敏感日子越来越多。一类是中共的重大公共活动,如党的生日、掌权周年庆典、重要会议等。现在,三不准禁令所针对的,就是民间刚刚开始的修宪讨论,是把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又一例证。

然而,在国际大势和国内民间的综合压力之下,已经步入合法性黄昏的中共独裁,很难彻底压制住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着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进行柔性的利益收买,还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看,伴随着独裁者的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自发动力的逐渐成长,绝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灭绝,比如,此次“三不准”禁令下达后,大陆民间的个人网站“宪政论衡”、“学而思”、“春蕾行动”、“问天论坛”、“中华联邦网”等,皆再次遭到查封;大胆的“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已经被查封过二十五次以上,而现在,这些网站又陆续开通。

基于此,我对未来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推进现代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成长。

2003年9月17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