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北京为什么转向美国?——朝核危机评论之三

现在,备受关注的朝核危机北京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处于会谈关键地位的美朝两国,没有谈出实质性成果。但是,无论会谈的结果如何,对于北京政权而言,能够促成这次会谈的本身,就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其国际的地位和信誉。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有外界评论说,六方会谈的最大赢家是北京;法新社甚至说:借助六方会谈,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近些年来,中共政权的外交动作,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同,布什政府的要员(如国务卿鲍威尔等)也公开宣示“中美关系进入最稳定时期”。

北京新政权在朝核危机上的态度,之所以迅速转向美国的多边会谈的立场,就在于这样的立场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地区大国作用的发挥,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国际信誉提升……总之,无论对于北京新政权的巩固权力的利益,还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北京在朝核危机上与主流国家保持一致、并对金正日采取强硬立场,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佳选择。就当下国际关系而言,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也就等于中国拥有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中共政权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于一党私利来看待中美关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美国非但从来不是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反而是推动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最大友邦。在历史上,清末民初时期,诸列强中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最为友善的国家,无疑是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在抗日战中,对中国的民族利益而言,最大的友邦也是美国;1949年后中美的敌对,其主要责任不在美国,而在毛泽东政权。要不是毛泽东政权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所利用,甘愿充当金家极权和斯大林霸权的炮灰,百废待兴的中华民族,非但不会付出90万生命、100亿财富、中美敌对和丧失台湾的巨大综合代价,也决不会在日趋封闭的国内政治上走向狂妄、愚昧、好斗,更不会以弱国的实力硬撑着同时抗衡两个超级大国,在把自己的国家折腾得伤痕累累的同时,又将大把的金钱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第三世界无赖国家。

晚年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联美抗苏,不仅在于前苏联的武力威胁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更在于他在与前苏联及金日成的多年周旋中发现:与来自敌对阵营的“右派们”打交道,远比与同一阵营的“左派们”打交道容易,前者坦率诚实,后者狡猾虚伪;对于极权中国的真正威胁,恰恰不是自由的美国及其西方联盟,而是东方同盟中的极权国家。毛泽东为缓解日趋孤立的内外交困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权宜之策,恰恰以不经意的方式,为后来邓小平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外交基础——所谓邓氏的对外开放,无非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推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外来动力,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主流社会。而共产独裁阵营的诸政权,要么是全面崩溃(苏东),要么成为中国的经济包袱和国际麻烦的制造者(朝鲜与古巴)。所以,无论中共高层在内政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关系的醒悟,已经得到不同时期的中共高层的认同,邓、胡、赵的时代如此,江朱时代如此,新上台的胡温体制亦如此。只要中国继续奉行改革开放,并显示出逐渐完成政体转型的趋向,而不是顽固坚守跛足改革和维持一党独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就不会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如西方各国政要一再强调的那样:一个自由而强大的中国,非但不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敌人,反而会成为朋友。

具体到朝核问题,左右中共立场的根本因素,是中美关系和中朝关系在中共外交上的不同分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共外交的主轴,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共最大的政权利益之所在;而中朝关系逐步退居到边缘地位,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韩建交曾一度使中朝关系冷到冰点。

现在的金家政权与中共的关系,就连表面的意识形态纽带也早已断裂,二者关系的赤裸裸的权宜性愈发醒目。对于中共政权的利益来说,在金正日对世界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之时,继续为抗衡美国而支持金正日政权,只能是弊大于利和自找麻烦:

首先,金正日的强硬很可能导致美日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一旦朝鲜半岛出现战事,北京无法置身事外,难民潮和核武的毁灭性结果,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中国的周边已经有了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三大核国家,北京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看到另一个核国家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更害怕朝鲜半岛的战火重燃。

其次,中国是朝鲜的最大援助国,一味纵容金正日的蛮横,将使北京的付出毫无回报,朝鲜无力走出经济困境,已经成为北京的经济包袱;涌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难民有增无减,也正在变成北京的外交难题和稳定隐患。如果再不通过强硬施压让金家政权改变态度,未来的局面很可能不可收拾。

再次,北京在朝核危机上的无所作为,是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的愚蠢选择,会被视为金正日政权的同谋,不仅中美关系将受到巨大损害,已经降温的遏制中国战略将得到强化;将得罪亚洲的两大强国日本和韩国,使中共政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大大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将为意欲在朝鲜半岛加强影响的俄罗斯,提供介入东亚事务的绝佳机会。换言之,中共的无所作为,也就等于自愿出局。这是谋求扮演地区大国的中共政权无法忍受的。

最后,对脆弱的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日本右翼对侵华战争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日本对中国国力的提高深怀戒惧,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流行远甚于西方,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重整军备,而朝鲜核威胁无疑是日本发展军力的另一理由。日本的经济和高科技已经足够强大,只要没有美国的制约,日本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易如反掌。北京决不愿意在看到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而如果北京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对着干,美国很可能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而放任日本重整军备。

所以,已经从实用主义外交尝到甜头的北京政权,决不会再犯毛泽东时代“打肿脸充胖子”的错误,而只能以促成多边会谈来提高身价。事实上,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应对举世瞩目的朝核危机上坚持半岛无核化和促成多边会谈,这是北京政权重大国际问题上,第一次与制度相异的国际主流社会站在一起,而向另一个制度相似的极权国家施压,并举得了初步的成效。

北京的此次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贯奉行的被动而跛足的外交,受到世界性的好评并不令人奇怪。中共媒体对六方会谈的高调报道,也说明了中共把六方会谈视为外交突破的杰作。但是,此一个案具有难以重复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中共外交的实质性转变。北京在主持六方会谈的同时,没有忘记向拘押昂山素姬的缅甸军政府施以援手——尽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昂山素姬的获释而对缅甸军政府施压;北京也不会忘记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企图阻止达赖即将开始的访美行程。

2003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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