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大陆警察的另一面

最近,媒体连续爆光恶劣的警察执法所导致的命案:孙志刚丧命收容所,三岁女孩因警察的失职渎职而活活饿死于家中,张斌死于教养院。此类命案,在激起强烈民怨的同时,也引起当局的重视,宣布要严厉整顿警察队伍,以防止类似恶性命案的发生。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众所周知,中国的具体执行管制的官员(特别是警察),在百姓中长期声誉不佳,因为,制度赋予了警察以太大的执法权,即便他们个个依法办案,他们所执行的某些恶法,也足以造成对人权的严重伤害,他们在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之外,独裁制度给予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保护民众权益而是镇压民众的异见表达。用警察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中共高喊“依法治国”,但事实上仍然是人治国家,惩罚性法规(劳教、颠覆罪、煽动罪、治安处罚、互联网管制等)都制定得非常模糊,无非是为了任意扩张镇压范围和执法者滥用权力提供方便。

然而,在利益之上的当下中国,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衰落,政权本身及其官员皆变成经济动物,专政机关对异见者大都有硬软两幅面孔,并基于利益计算而对不同的对象采取区别对待。霸道蛮横是一面——对不知名的大众,他们很蛮横很生硬且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低调怀柔是另一面——对著名的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时,他们往往显得客气开明且有职业教养,用他们自己的官话讲,就是有政策水平有法律修养。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执行的镇压命令的道义正当性,也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让百姓反感,在不得不执行一些镇压的命令时,不再讲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识形态高调,更不想靠强硬的恫吓来改变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慑、说服、感化和收买的多管齐下。

“软硬兼施”

首先,动用所有执法者惯用的威慑策略,而且为了降低威慑的狰狞面目,他们不会用直截了当地威胁语气说话,而是经常做出朋友式的关心姿态,他们会说“我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彼此有了了解,甚至可以称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反正我是把你当作朋友。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不难为你,你也别给我添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挣口饭吃,对个人对国家也有好处。”而这种朋友式的心里话向表达的核心仅仅是:“如果你不配合,后果自负。”实质上是威慑恫吓。

其次,他们大讲“依法治国”和“恶法也是法”的道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改变也自知改变不了你们的思想,你们可以保留和坚持你们的思想,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除非你们有能力改变目前的法律——当然,我也希望改革这样的法律——但在没改之前,哪怕它是恶法,但恶法也是法,我就必须执行。再说了,对于社会稳定,恶法下的社会秩序,总要比无法可依的乱来好多了,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盛行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结果。”其次,大讲警察所要信守的职业道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他们经常拿出的理由。他们会说:“如果我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法律,就是执法犯法,也违反职业道德,你们不是也很反对执法犯法,很讲究遵守职业道德吗?作为朋友,如果我们颠倒一下现在的角色,你穿上我这身皮(警服),你会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们这样做与我们个人无关,而仅仅是职业使然。

再次,经常用自己的饭碗来获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讲这个职业对他们个人生计的重要性,而且讲得最动情最诚恳:“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干警察象干其他工作一样,说到底就是谋生的饭碗。如果我不这样,我就等于自砸饭碗。不瞒你说,我老婆已经下岗,孩子刚读中学,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这点工资……”第四步,以上策略,完全是诉诸于利益的说辞,执法者意在告诉被管制者:我们在观念上没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们也不在乎。只因为我的职业是警察,更因为我干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身警服就是我的饭碗,你总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专干砸别人饭碗的勾当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最后还是你自己吃亏。

犬儒主义

由此可见,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犬儒主义聪明,在今日中国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不仅精英们轻车熟路,而且执法者们也玩的驾轻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刚柔相济的双面,与斗争哲学的单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进步,起码不那么狰狞、残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谱系中的孪生子,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所的道德底线的崩溃,必然使进入小康时代的人们变成唯利是图的犬儒。

如果警察没有了执法权力,他们个人并不一定就恶劣到哪去,而是与其他百姓一样。警察权作恶之所以引人注目,乃在于警察握有极大的、几乎没有制约的公权力。恶法赋予警察以滥用权力的特权,道德荒漠又使执法者惟利是图,恶法与恶德共同造就的吏治腐败,绝非仅仅靠中共高层的三令五申所能遏制,而必须有制度性制约才能奏效。

【BBC】
2003年08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26北京时间21:26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