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希望与失望的恶性循环——简评胡锦涛七一讲话之一

胡锦涛七·一讲话,曾被海外舆论寄予颇高期望,甚至将之捧为“党内改革宣言”,但黑箱中的真面目一旦公开,期望就再次落空。胡锦涛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宣示,不要说“党内民主宣言”毫无踪影,甚至连官样的政改文字也没有。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间和西方国家对中共高层权力交替的感观,颇有些戏剧性的无奈,总是在充满善意希望之后的失望,再希望之后的再失望。而我以为,如此亵渎舆论善意和大陆民意的循环,正如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一样,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一些在此前炒作胡温政改的境外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却在期望落空之后,为胡温、也为自己找出下台阶的辩护理由,甚至要从字缝里扣出“政治玄机”,不免有些耸人听闻了。其主要辩护有二:

1,胡锦涛的七一讲话,虽然以具体阐发“三个代表”为宗旨,而几乎没有涉及到政改,但他把三个代表的本质解释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颇有新意,显示胡锦涛意欲摆脱江泽民阴影的笼罩,而逐步确立自己的执政方向的努力。这样的说辞,也见于大陆的挺胡舆论对七一讲话的解读。

然而,不知道进行这样解读的学者专家的依据何在?他们应该记得十六大报告是如何解释“三个代表”的本质的,江泽民的报告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两相对比,胡的解释,不过是江的解释的稍有变化的再版,正如《求实》杂志的那篇倍受媒体关注的文章,其“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标题,也来自十六大报告一样。难道胡锦涛加上了“立党为公”四字,就标志着开始超越跛足改革了吗?难道只因为十六大报告是江泽民的告别演说,而《求实》文章出自胡锦涛接班之后,就认为胡锦涛具有启动政改的诚意吗?

2,挺胡舆论的第二项解释是:胡温初登大宝,尽管有领导抗炎的政绩,但其权力还不足以挑战江派权势,还不可能完全脱离江泽民的意志而独立决策。换言之,现在的中共高层的人事格局,并没有为胡温启动政改提供足够的权力支持,所以,马上启动政改的时机还不成熟。

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呢?此前,在境外评论中国SRAS危机时,也是这些专家学者曾经预言:胡温借抗炎固权树威,取得了对江派的主动权,很可能由此启动政改。之后,才有水涨船高,出现对七一讲话的乐观预测。

记得在江泽民做党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猜测性评论:只有在邓小平去世之后,江的独立执政才有可能;只有江具有了独立决策权,他才可能超越邓时代而开启自己的执政方向。中共十五大和两会召开之后,江朱的执政也为急切盼望政改的人们带来的希望,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思想小阳春”、“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说(第一次为1979年的拨乱反正,第二次是1992年邓南巡)。之后的2000年,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的七一讲话,又被成为“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然而,直到十六大,江朱体制所奉行的仍然是邓小平的跛足改革。

挺胡人士们如此自找台阶,难免主观臆断和一厢情愿之嫌:好像胡温早就具有启动政改的诚意,只是囿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的强势阻扰,才不得不暂时韬光养晦、委曲求全。

而我以为,对于胡温体制是否具有政改的诚意,以及如何把诚意转变为可行性决策,胡的七一讲话和温的首次香港行已经做出了回答:启动政改不过是舆论泡沫。刚刚通过抗炎赢得国内外好评的胡温,为什么不乘热打铁地启动民意急切盼望政改,而偏偏要用大谈三个代表和可以回避23条来自我矮化,以至于令满怀善意期待的境内外人士大失所望呢?胡的七一讲话及温的首次香港行,再次凸现了中共高层所坚守的独裁底线,胡温二人决不会轻易挑战这种底线。何况,胡温亮相以来的一系列作为,包括最受追捧的亲民姿态,也并不能印证舆论的善意猜测。(请参见我的文章《舆论泡沫化:胡温新政》,载于《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

换言之,当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之时,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作为现行制度下的权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政治三条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而如果我的预测失败,非但不会令我沮丧,反而恰是我所乐见的失败。

2003年7月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3.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