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七一:大陆的平庸和香港的奇迹

今年中国的七月一日,大陆和香港的两大热点,受到境内外媒体的特别关注:其一,据境外媒体报道,在中共的八十二周年生日这一天,新党魁胡锦涛将发表关于政治改革重要讲话,甚至这一讲话被舆论定性为“中共党内民主化宣言”。于是,围绕着胡锦涛七一讲话的内容,境外媒体做出各类乐观预测。

其二,七一也是香港回归六周年庆典,持续不断的反廿三条运动,在七一达到高潮,港人准备举行反廿三条大游行。此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等西方国家都公开反对港府不顾民意而强行立法。恰在此时,新总理温家宝首次踏足香港。于是,港人大游行的规模和新总理对廿三条的态度,一时间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

现在,媒体的种种预测,已经由发生在七一这天的事实做出了回答。而富有戏剧性的是,两大热点的实际结果,皆超出人们的预测:胡锦涛的讲话,无论是对“三个代表”的大肆吹捧,还是再次强调“亲民路线”,都令境内外抱有乐观期待的人们大失所望;而香港参与反廿三条大游行的人数,创六四之后的最大规模,保守的估计也有五十万之众,令人倍受鼓舞。同时,温家宝在香港尽显亲民风格,也因刻意回避敏感问题而大打折扣。

胡温目前无力跨越中共底线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间和西方国家对中共高层权力交替的感观,总是希望之后的失望,再希望之后的再失望,如此亵渎民意的循环,正如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一样,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由此,胡温亮相以来,其最受民间欢迎的亲民姿态,再次显露出中共高层所坚守的独裁底线。即便对胡温怀有最善意的猜测,假定二人内心深处有超越邓江的主观愿望,但在短期内,二人也决不会轻易挑战这种底线。何况,胡温上台后的一系列作为,并不能印证那种善意的猜测。胡温之所以再次令急切盼望政改的民意大失所望,就在于:当民间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作为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中共政治的三条底线。

不挑战江太上皇的权威

由于胡温主导的抗炎,在信息发布、惩处高官、平易亲民和治理效率等方面的表现,似乎有别于江朱时代的统治风格,加上胡温在国际上受到各大国领袖的肯定和查处上海奸商周正毅及贪官刘金宝等人,媒体便纷纷认为:胡温在巩固权力和挑战江派上,已经取得主动,正在有所作为。然而,江、胡连续在军队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抗炎的最关键时刻主持“学习三个代表”的政治局会议,七一前中共中央下发“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吴邦国领导修宪的核心任务是将“三个代表”写进宪法……这些“江规胡随”的征兆,现在已经由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完全作实。

这篇讲话对“三个代表”的吹捧,可谓不遗余力,其遣词造句与当年的江泽民吹捧“邓小平理论”的文风完全雷同,比如,什么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再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什么“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更肉麻的是胡锦涛的谦卑语气,他特意强调“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讲四个问题,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胡锦涛作为党魁兼国家元首,在党的生日对全党全国发表纲领性的讲话,显然是经过政治局集体通过的文本,他却如此强调自己学“三个代表”的体会,既可以解读为胡锦涛个人一贯的低调风格,也可以解读为新党魁对老党魁权势的臣服。

以上事实在在表明:一,胡温体制仅仅是江朱体制的延续,至少现在还不存在胡温挑战江派权势的事实,媒体对胡温与江曾之间权争的评论,免不了夸大现行高层权争的激烈程度,而忽略了权贵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二,即便胡温有心挑战江泽民的“枪杆子听政”,但是,因胡温的权势还处于巩固阶段,政治实力还不足以构成对江派的挑战,也只能等待更长的时间。

不超越跛足改革

早在六月九日,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说:根据来自胡锦涛身边高官的透露,胡锦涛将发表的“党内民主宣言”,内容包括党内的“自由选举、开放竞争与开放讨论”,正巧,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文章提出:“知情权是现代民主的根本要求”,并呼吁尽早制定《信息公开法》。接着,中共中央《求是》杂志又发表了《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同期还发表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有效途径》文章,加之一些知识精英的挺胡言论,似乎也验证了境外媒体的报道:胡温借主导抗炎来摆脱江泽民的影响,以树立“开明、开放、亲民、务实、重法”的新形象的方式,正在逐渐取得对江派的权力优势,有希望用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来超越邓江时代的跛足改革。

然而,当人们终于看到了被寄以厚望的七一讲话的真面目时,所有的期望就都变成舆论泡沫。因为,胡锦涛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宣示,不要说发表“党内民主宣言”毫无踪影,甚至连官样的政改文字都没有。整篇讲话,除了吹捧三个代表之外,也就是把“三个代表”的本质解释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这一本质并非胡锦涛的发明,不过是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稍有变化的复制版。比如十六大报告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难道胡锦涛加上了“立党为公”四字,就标志着开始超越跛足改革了吗?正如《求是》杂志的那篇倍受媒体关注的文章,其“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标题也来自十六大报告。

玩弄漂亮词句

玩弄漂亮词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几乎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从刚刚成立就宣称“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中共,无论在陕北的地方割据时期,还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何时放弃过一党对公权力的垄断?何曾把人民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直到现在,中国宪法还规定中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至上地位;过不了多久,老党魁的“三个代表”又要写进宪法。如果胡锦涛在十七大上连任党魁,说不定“新三民主义”也要挤进“伟大思想”的“与时俱进”的行列中。果真如此,从毛思想到邓理论到江重要思想再到胡更重要思想,加上洋祖宗马克思主义,被众多伟大思想充斥的中国宪法将变得愈发拥挤,也该更名为“伟大思想会展中心”了。如此立党和如此执政,完全是公权力的一党私占和党权高于民权国权,哪有一点“为公为民”的影子!

用所谓稳定压政改

通观胡锦涛的讲话全文,其核心只有一个:怎样把“三个代表”这一维护现政权的独裁地位的新工具用好。胡锦涛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解释,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

如此回避被境内外舆论急切盼望的政治改革议题,也在温家宝的首次香港之行中表现出来。温家宝给香港经济送上了政策优惠的“大礼”,在公开演讲中也大谈如何重振香港经济,甚至还指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弱点。而对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国际主流社会皆反对的廿三条立法问题,温家宝却刻意回避。

与此同时,大陆媒体严格封锁香港大游行的资讯,中断大陆唯一可以收看本港台的深圳有限电视信号,中央电视台的编外频道凤凰卫视,对香港大游行的诋毁简直到了赤膊上阵的程度,完全是被傀儡港府逼出来的和平理性的街头政治,却被“御用时评嘴”贬之为“添乱”。而这恰恰是现行政权对民间的反对性诉求的一贯看法。

坚定不移玩弄亲民工具

在胡锦涛的讲话中,有点具体内容的地方,也就是对胡温体制上台以来用力最多的亲民路线的强调。讲话全文一万二千多字,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亲民路线,所谓“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

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胡的讲话已经自我坦白,道破了其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是为了使中共的独裁权力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才会大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其后的所有党魁才会在亲民上大做文章。而且,中共的历史显示,往往在两种情况下,中共高层最强调走亲民路线。一是权力交替后的政治新人初登大宝之时,一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之时。而胡温的当下处境,正好又两者兼具,所以,“亲民”就更是胡温巩固自身的权力、提升自身的威望和安抚民众不满的需要。十六大以来,新上台的胡温二人在亲民上最下功夫,也已经从亲民姿态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与奢华浮夸的江泽民时代相比,“平易亲民”和“务实高效”就成为胡温体制的标志性品牌。

事实上,平民总理应该知道:从启动廿三条立法的第一天起,港人的反对就从未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波及面越来越广,甚至连平日里反对街头政治的“保守绅士们”(如法律界),也在温和的手段用尽之后,选择了走上街头;即便是平日里不太关心政治的影视界,也有着名人士参与大游行(如着名导演徐克、许鞍华等人);即便是平日里亲大陆的媒体,也加入到反23条的最后冲刺中。七一大游行最保守的估计高达五十万人,可见廿三条多么有违民心。

亲民秀的政治选择

所以,港人对平民总理首次来港的期待,起码是希望他在出席完回归庆典之后,还能多停留几小时,即便不敢与游行队伍亲密接触和直面民意,也该在一定的距离之内,感受一下港人强烈反对廿三条的民意。无论温家宝多么想用经济大礼和亲民作风来赢得港人的民意,但在骨子里,他的亲民是经过审慎的计算的,只要不越过中共的制度底线,他就马不停蹄地光顾淘大花园、威尔斯医院、工地、码头、广场(商场)、交易所等地,而只要有越过中共制度底线的危险,哪怕是一次简短的问答,他也决不会直接面对港人的反对性民意,更不可能惠及七一反廿三条大游行,哪怕这是现在的港人最关心的大事,哪怕五十万人大游行已经尽显主流民意。

从根本上讲,一个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一党私具的政权,只会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便政权在民怨沸腾之时会俯身倾顾,也是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而玩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统治技巧。即便偶尔碰上个把明主或清官,他们个人的亲民,也只是基于“父母官良知”,而绝非基于“衣食父母良知”。他们恩赐给百姓的好处,是在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向民众行贿,以便购买美名和政绩,巩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无论是独裁政权的“仁政”,还是清官们的“亲民”,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用于贿赂民众的恩典也是出手极为吝啬,比如,倍受赞美的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就是中共用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土地来贿赂农民,而且仅仅拿出其中的极少份额——土地使用权。

换言之,中共高官的亲民,至多是俯身倾听和为民作主的救世主姿态,是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不可能具有尊重民意的现代政治文明风范。他们的亲民,只要求民众高呼“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而决不允许民众具有独立发言和反对政府的权利。一向惧怕民间的置疑和反对的中共政权及其高官们,很少敢于直接面对质疑性反对性民意,更不可能对反廿三条的民意做出正面回应。这种对民意的惊惧和蔑视,既是独裁政权的本性,也是高官们的从政品德。

香港人创造政治奇迹

总之,被舆论高度关注的大陆和香港的七一,令人失望的是北京政权及其傀儡特首董建华,而令人鼓舞的是热爱自由的港人。有大陆网友在看完胡的七一讲话后感叹道:“今夜没有奇迹!关上电视睡觉!”而我却从互联网和香港朋友的电话中感受到奇迹:反廿三条大游行,是自由香港在大陆政权和傀儡港府的双重打压下,为自己、也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创造的政治奇迹。

二○○三年七月三日于北京家中

2003年7月【动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