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们能盼来什么?

当下中国,从西方舶来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洋理论”,已经很有点“百花齐放”了;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民主,也被玩弄得花样翻新。然而,一旦遭遇现实政治,国人的主流预期,仍然是对韦伯所言的“魅力型统治”的仰望。

魅力型统治在非凡的严峻考验时刻最容易形成,重大的危机或灾祸给统治者带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如果统治者足够明智且应对有效,不但能够借治理危机而巩固权力,还可能为自己的形象赋予传奇色彩或奇迹性质,从而赢得依附性的自发承认和盲目崇拜,甚至导致造神运动。中国的历史证明,这块土地最容易孳生造神运动,依附性的国民和周期性的天灾人祸,为“魅力领袖”的替天行道提供了周期性的契机和资源;中国政治的最佳表现时期,大都依赖于“魅力型统治”的实施。

这种难以根除对魅力救主的期望,与治乱交替的人治历史相适应,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的封闭循环——昏君导致社会大乱而明主缔造天下大治,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明主诞生,任何一次独裁政权内部的权力交替都能燃起新的希望之火:先是盼望新主人的顺利产生和大权独揽,接着就把改革的希望全部托付给新救主。而且,历经一次次希望破灭而仍然无怨无悔地翘首以盼。

仅就中共掌权的五十年而言,1949年的大典被视为毛泽东奇迹,创造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奇迹;结束文革的改革开放和六四之后的92南巡,带来了走向物质小康的民族复兴,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奇迹;近年来的安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高增长,奠定了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实力基础,被誉为“朱青天奇迹”。也就是说,中止文革灾难后的改革开放,让老百姓有饭吃的“小康”,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或“奇迹”。大陆媒体经常炒作“米袋子鼓起来,菜篮子满起来,储蓄卡涨起来,服装秀飘起来,小轿车飞起来”的小康盛世,“菜篮子”居然成为政府常抓不懈的“工程”,可见救主对小民的关怀之细致入微。既然天天“端起碗吃肉”就该满足,就该高呼“万岁”,才是良民的风范,而“放下碗骂娘”,就是刁民扮相或暴民坯子,起码是不够厚道。

眼下,抗炎的初见成效自然就成了胡温奇迹的最初征兆,以“救助代替收容”就该高呼英明伟大,已经有很多媒体用“创造奇迹”的字眼了,胡温的施政细节也正在被神圣化,鞠躬让百姓喊出“胡哥挺住”,流泪让百姓祝愿“温兄走好”,铁面让百姓认定“仪姐无疫”,象当年的“小平你好”和“朱总不能走”一样,借助于现代或后现代的大众化世俗化的撒娇,表达的却是前现代的“魅力救主崇拜”,意在塑造出大危机面前的明君传奇,把十几亿人的未来福祗全部托付给中南海的几位新主人。让我想起文革时的样板戏“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而仰望救星赐予奇迹的民族,盼来的是什幺呢?

尽管,有抗炎的初见成效,有收容遣送制的废除,有关于启动政改的种种传闻,但独裁制度的僵硬却没有丝毫松动。正如王俊秀先生《等共产党给民主的精英》一文中所言:“等共产党给你民主,看看等来了什幺?在这个号称新政的岁月里,我们等来了非典,等来了孙志刚之死,等来了孙大午被抄,等来了新青年被重判。”还有,通过抗炎时期的紧急立法来收紧言论尺度,连手机短信传播的信息,也可以“妖言惑众”入罪;连颇受民意好评的历史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出第一轮之后,也因“政治不正确”而被迫停播;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十几家媒体发出警告,发表《中国影视的七大恶心》的《新报》被取缔;在追查周正毅等人的腐败案的同时,为拆迁户作代理向周正毅要求公正补偿的郑恩宠律师,却以“涉嫌窃密”而被逮捕,对周正毅案进行追踪报道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被迫停止发行。“不寐之夜”等多个民间网站被又一次整肃;还对民间社团进行雁过拔毛式的整肃,一下取缔了53家民间社团。而遭到港人的主流民意反对的23条,也正在特区政府的坚持下继续完成立法程序。新华社6月16日又有报道,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正式对电影《明日天涯》作出处罚,原因仅仅是该片违规参加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而在以前,已经有多位优秀电影人受到过这类霸道整肃,著名演员兼导演姜文执导并主演的《鬼子来了》,虽获得了那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在大陆仍然是禁片。还有贾樟柯、娄烨等新锐导演的影片,大部分被列入禁片之列。七·一前,献给党的颂歌的主旋律是再掀“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和吴邦国领导的修宪,主题都是“三个代表”。

不知道这些眼睁睁的事实算不算“新政”,如果也算,那就该被辩护为“奇迹中的奇迹”了。

2003年6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3.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