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六四遗产和人权运动——六四十四周年祭

尽管,八九运动以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结束,六四问题仍然是中共政权的禁区,但是,亡灵们的血并没有白流,失败所留下的多方面遗产,也并非全然是负面的,特别是政治方面的遗产,对十四年来的中国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从反面讲,真实的政治权威必定拒绝暴力性强制而诉诸于道义合法性,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民众的服从是出于不得已,人们的歌功颂德完全是假意应付,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维持现行制度,而不再在信念上相信一党独裁的正当性。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表面稳定与潜在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的巨大断裂,使其统治效力层层递减。

所以,六四之后的十四年来,1,中共主要依靠发展经济的政绩合法性来维系政权,固守“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统治策略,对社会精英实行利益收买,用物质上的小康承诺换取大众的沉默,使整个社会陷于“GDP”崇拜和发财梦之中。2,中共企图通过不断调整其正统意识形态来说服民众,弥补其道义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皆是这种重塑道义合法性的努力。3,中共以国家机会主义的灵活策略应对各类挑战,意识形态的高调与现实应对的低调的分裂,经济不断开放和政治僵化守旧的并存,刚性镇压与柔性收买的交替,在全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纵容消费性享乐性的大众文化。但是,只要中共政权仍然固守“党权至上”的旧体制,它重塑道义合法性的任何努力,不但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徒劳的。

从正面讲,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国内的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主流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的观念转折,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小康的承诺购买了整个社会的沉默,民间道义象征人物的被迫流亡,对任何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反对派运动的严酷镇压,使民间反对派运动日益边缘化。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是,一方面,以六四问题为核心,由体制内的叛逆者和体制外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及海外民运共同构成的民间政治反对派运动,却进入了公开化阶段,推动民间人权运动的持续发展,坚持了十多年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最具象征性的民间人权运动,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另一方面,人权运动逐步由异见群体向其他群体扩展,由敏感的政治问题向非政治领域的人权诉求渗透,形成了在八十年代所没有的民间人权运动。最近,大陆民间人士对孙志刚死于收容所残案的强烈关注,就是人权意识觉醒的最新例证。

更可喜的变化还在于:民间的人权诉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舆论呼吁,而进入诉诸于司法改革来保护人权的阶段。尽管官方仍然固守以党权为本的立法观念和司法制度,但在民间意识中,以人权为本的立法观念已经确立,建立以保障人权和限制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司法制度,也已经成为民间的基本共识。所以,民间的自发维权运动,不再拘泥于某些人权个案,而是直接发出废除有损于人权的恶法的诉求,特别是针对“户籍制”、“收容遣送制度”的民间质疑,已经持续几年成为舆论的热点之一。而且,民间的自发压力也使媒体介入了维权运动,最近,孙志刚案由《南方都市报》率先曝光之后,又有多家纸媒体跟进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三位法学博士致全国人大的建议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正是在民间呼吁和媒体监督的压力下,中共政治局的常委罗干和委员周永康、张德江才介入此案,表示要严惩凶手和补偿孙志刚的家人。

同时,在民间的人权意识普遍觉醒和国际道义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也不能不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一方面,由反对人权观念和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承认人权观念和谈论人权,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定期人权对话,接受西方的人权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的考察,并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保障人权两公约。另一方面,镇压异议人士的残酷性逐渐减弱,并用逼迫着名异议者流亡国外的方式来减轻国际压力,用中国特色的“人质外交”应对美国特色的“人权外交”。

在非政治性人权的保障上,官方还相继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废除了“收容审查”,取消有罪推定而引入无罪推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给律师以更大的辩护空间。现在,第一部《物权法》也提交人大审议,既是私产权法律保障的进步,也使私法意义上的人权法治化保障进入新的阶段。

虽然,这种种官方行为,皆是基于被逼无奈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还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人权现状。然而,正是官方的这种不得不谈人权问题的被动局面,不得不对国内外的压力做出一定妥协的姿态,恰好说明了人权的普世正义性和民间压力的有效性。当局理应采取的明智态度,与其在道义劣势的窘境中被动应付,远不如在主动改善人权现状上有所作为。即便在短期内,中共政权仍然无法改变其蔑视人权的恶习,但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运动的发展,将与国际社会的正义压力一起,推动中国人权运动的不断发展,直到可以告慰六四亡灵的自由中国降临。

2003年5月29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6.02总第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