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八十年代,尽管大众化的“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等等,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对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以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的申奥失败、银河号事件、误炸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级,越来越表现为对美国的反感甚至仇恨。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中共政权十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在四年后的1993年,这种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出于对六四的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1999年5月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撞机事件,则作为新的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

恰在此刻,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象征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也未能幸免,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爱国主义的内在分裂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而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敌人的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着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事实上,谁有资格代表“十三亿”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是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包括宪法权利。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去政治化去政党化去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种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他们本人也从不会相信自己笔下的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短暂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则与其对国内的宣传,明显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主权外交:用支持“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特别是911后,俄罗斯迅速投向西方怀抱,中共意欲联俄抗美的战略企图随之流产,中共就更没有底气扮演反美先锋。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和北韩核危机,中共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乐见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也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是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911后中美关系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以致对美国的表达极为媚态:“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中共之所以如此“媚美亲美”,原因在于: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皆无法支撑高增长,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最大、资金最多、技术最先进。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跟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在人权问题上,中共若一味强硬,将损害中美关系,使其外部的安全系数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也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使台独真的坐大。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惧美、媚美,其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的“大国外交”,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大国领袖的野心,不能不乞灵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着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中共的韬光养晦,不仅是政权利益,更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的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在国际上一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要求,跟美国一样——放弃一党独裁。中共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宣传早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民间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给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给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的安然公司财务丑闻,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的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严重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无赖式的下流态度。

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为萨达姆遮丑的同时,也向国人灌输:“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市利用北朝鲜的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以上种种灌输,前提是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就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三、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善恶分裂的两面神

在目前大陆的主流民意中,若暂时撇开其国际行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天堂,更是国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着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即中国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如何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正如中共高官希望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一样,国内的其它人士也非常希望得到美国人的正面评价。留学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等等,皆是国人评价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成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诸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着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着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然而,国人依然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变成了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许多国人也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二)“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只要是在公开的场合,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大款还是文化名人,都表现出完全一致的爱国主义立场,甚至连表达民族情感的词句都千篇一律。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经常在公开讲话的结尾高亢地呼喊“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朱容基谈到他听《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热泪盈眶和热血沸腾。最能说明此种表面一致的,无疑是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对各类人等的采访:观看每天早晨升国旗仪式的外地民工和普通市民、着名外企女强人吴士虹和着名海归派CEO田朔宁、着名企业家柳传志和刘永好、着名学者胡鞍钢樊钢汪晖和着名导演陈凯歌张艺谋张元等……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地位的不同的人,只要面对采访的镜头,说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什么区别。“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了小康时代的人人皆知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决不低于“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梁晓声、刘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馆风波中,隔着遥远的太平洋愤怒地指责克林顿;在香港,六四后曾经流亡美国的知名学者甘阳,除了大骂美国外,还把国内的极少数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卖国贼”。那些新左派也隔着太平洋高调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倒萨之战”的宣言,很风光地把反战声明递交给驻京的美国使馆,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暧昧支持。从这种话语中,确实能感到他们自以为其言行很有道义勇气和民族自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过同样的愤怒勇气和人性尊严;他们在反战问题上也前后矛盾,一边反对倒萨之战,一边坚决主张“武力统一台湾”,并在911后鼓吹对美国的“超限战”。

大陆人这种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懦弱的爱国主义,有时还就真能使国际社会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风靡,让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一本正经地约见几个深谙厚黑学的个体书商,似乎这本书就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而那几个最初只是想挣钱的书商,也就在美国人严肃的谈话中跨上了爱国主义的高台阶,并自称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间的呼声。中国的媒体也把这次约见作为民族尊严的体现而争相炒作。换言之,你美国人真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不能不拿自己当回事。误炸使馆风波后,最怕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权,破例恩准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成了众矢之的。到了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共威胁性的文攻和积极谋求军事装备的升级,与网上要把台湾变成火海的好战叫嚣相配合。这一系列反美的仇恨情绪貌似来自民间,而实则由政府操控,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中国作为具有严重威胁的假想敌,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的升温。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中共政权。因为中共对内宣传的最大误导,就是把中共政权作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天然代表,进而把所有的西方的“反共势力”偷换成“反华势力”,即把制度对立转换成民族冲突。而当西方人把“中共威胁”扩大为“中国威胁”之时,中共政权也就真变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合法代表,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就被转换为民族之争,从而放过了独裁制度这一最大威胁。而这,正好为中共政权的偷换概念的意识形态灌输提供了有利证据:美国人决不只是“反共”,骨子里是“反华”,“反共”不过是“反华”的装饰。

以我个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我对“中国威胁论”不以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国的“天下”意识,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耻辱化的民族自卑感,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民族性的愚昧和懦弱,惟我独尊的传统意识和处处不如人的现代经验的结合,中共的强制反美灌输和国人对国际局势的愚昧,共同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义: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国的自尊、傲慢和强硬,骨子里却是难以摆脱的“东亚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对国内专制的残暴,坐稳了奴隶地位时是顺民,坐不稳奴隶地位时是暴民;当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隶就毫无尊严。面对外来的殖民霸权,不讲道理而只讲实力,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威胁时是盲目排外,视一切外来文化为野蛮;一旦感到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就集体变成洋奴或汉奸。

所以,在无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反专制还是对外的反侵略,中国人很少有过仅靠自身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时刻。古代历史上的两次异族统治,都是儒生们眼中的小小蛮夷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武力征服,而现在的国人却把成吉思汗和辫子大帝作为汉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烧圆明园;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弹丸之国“小日本”,先是以劣势的舰队打败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继而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品。甚至现在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没有美国的支持、保护和推动也是很难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荣没有英国的百年治理更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时刻,是为了争夺皇权和维持皇权而自相残杀的时刻,古代史上的有历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现代史上有春秋战国式的军阀混战,好不容易搭上二战战胜国的便车,国共又为争夺一党的绝对统治权而兵戎相见。国共内战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中共军队动辄歼敌几十万,而在对日作战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不过几千人。

(三)民间对美国的犬儒化分裂态度

在当下现实中,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国人大都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对公众和记者的发言,也必然会进行下意识的表演,掩饰内在的利益动机。

不信,请看如下事实:2000年,保利集团出巨资使三件圆明园国宝荣归故里,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保利集团的有关人士和一百多名记者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这一消息便作为洗雪国耻的爱国主义之举,挤满了首都各类传媒的显着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团的重民族大义而轻商业利益之举。但是,谁都清楚,这三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远算不上艺术珍品,一级国宝完全是政治鉴定。结果是双赢:小赢家是国企保利集团,化国家的钱为自己买了爱国美名和广告效应。2000万港币的天价使拍卖行成了最大赢家,因为拍卖底价才200万,甚至有人说最初估价只有10万。而在大陆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需要投资来挖掘和保护。去年,用于发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国家拨款才1000万元人民币,那里有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300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其价值远不如清代的三个铜头。

再看那些把反美当爱国的文化名人,许多人曾在美国镀过金,也无一不想得到美国的青睐,被美国大学邀请、接受美国人的资助、渴望获得奥斯卡、把孩子送去美国留学、甚至有些人已经拿到了美国绿卡。美国人的重视成为他们在国内四处招摇的资本,甚至不惜编造在美国如何成功的谎言来抬高在国内的身价(比如编造美国学历和美国名大学校董的吴征杨澜夫妇)。还有那些以反叛起家的文化名流,在靠国际电影节和资本主义的资助而成名之后,转眼就变成了反美的“爱国者”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者”(比如号称第六代导演代表的张元)。

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拳头、喊口号、投掷砖块和装满尿的朔料袋,过几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申请赴美留学签证。据说就在使馆的遍地狼藉还未清理干净、还有呛鼻的尿骚味时,办签证的长队已经排起,使馆工作人员不断地说:“对不起。”

2000年3月,北京举行赴美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人的火车站相媲美,想去美国留学的京城人,再也顾不上天子脚下的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争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为整顿秩序而中止展览。北京电视台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别请出负责展览的老美劝中国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国教育,在选择去美国留学时应该冷静和理性,否则得不偿失。

以“疯狂英语”轰动全国的李阳,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从广场到清华园,从待业青年到解放军士兵,从新新人类到半老徐娘,每到一处,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热的叫喊和扭动中,声嘶力竭地宣布:“你们从小就说汉语,嘴部的肌肉已经固定成汉语肌肉。我的疯狂英语,不是为了让你们多记几个单词,而是为了训练你们发音系统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们训练成美国肌肉,也不是英国肌肉,而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国际肌肉。”为此,他还根据英语发音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自编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动作。这样训练出的国际肌肉,就是跟着李阳狂喊一个个富于刺激性的英语单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 I like to losing my face.

长城上,一群士兵跟着李阳高喊:“PLA are Great Wall”……

国际肌肉用“疯狂英语”表达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许就真成了新的长城。同时,为了迎接奥运,北京政府要求市民学英语,那些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特别是出租车司机,对政府的强制性学英语工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苦衷。

被中宣部禁止发行的《上海宝贝》,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风格,人物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装身体、西式的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的音乐烘托情调、西式的颓废渲染灵魂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极端自恋的矫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过圣诞之夜。

还有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和付出高昂金钱的偷渡客,其首选目标也是美国。尽管不断地传出偷渡客惨死的新闻,但是无论死过多少人,大陆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圆、忍受蛇头的诈骗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先是否认死者的大陆人身份,在真相大白无法抵赖之后,又指责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阴谋,却从不反省中共政权对此应负的责任。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绿卡和改变了国籍的“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留在大陆,言行方式与大陆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面上的说辞大都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和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他们和看中了中国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他们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游戏的诸种潜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陆,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他们是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想不爱国都不行,因为钱不答应。

能够说明大陆人的犬儒爱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还是来自大陆的高级干部和大款们向西方移民和转移个人资产的浪潮,其狂热程度决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们,弄不好哪个倒霉鬼又会成为反腐败秀的胡长清第二。中共省一级高干,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或亲属在美国及西方,或读书或经商或游手好闲,最终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绿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页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988亿美元。据安邦集团研究总部披露,连总理朱容基都说:国有资产资金外流状况,我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势头迅猛,触目惊心,举世无双”。他承认,2000年资金外流5500亿人民币,2001年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价6.2%。扣除这笔外流资金之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只有1%.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够了,如今大陆人的爱国丑态满目皆是,反美的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权怎么能用这么犬儒化的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从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怎么能指望产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陆人的灵魂就是如此,除了权力和钞票,什么也无法真正吸引他们;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动他们;除了专政强权,他们无所畏惧。在这种分裂的犬儒化民族性面前,官方的意识形态灌输徒有虚名,民运的自由民主的道义感召也无济于事。大陆的改革能否继续向前走,几乎没有任何道义诉求可以提供动力,而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即各个阶层对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和特殊获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反美反和平演变和在政治上拒绝西化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所以,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暴虐统治的方便说辞。而中国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态,既不利于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会转型,更不可能让“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3年4月号

编者注:后收入2006年出版的,刘晓波著“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中的:
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三、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四、最后意识形态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