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传媒的趋势与政治改革——三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当个人自由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作者手记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决策层力主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时期,出现过短暂的言论开放的迹象。胡、赵时代顺应着民间对言论自由的强烈呼吁,启动了保障新闻自由和规范传媒的立法尝试,最主要的动作有二:一是为新闻改革和新闻法的起草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二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言论管制相对放松,出现了以《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为标志的言论开放时期。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期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言论春天。

而六四之后,靠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发迹的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他在位的十三年,无疑是言论管制不断强化的时期,特别是出于镇压法轮功之后,对互联网管制也日趋严厉。而新上台的中共寡头们,尽管最近发表一些强调媒体的人民性和监督作用的内部讲话(如,新常委李长春视察《人民日报》等处的讲话),但是指望新寡头们在几年内开放报禁,哪怕是有限地开放,目前看来也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然而,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上的日益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市场化日益普及和深入,传媒受众的欣赏趣味的迅速分化,使一向被中共政权把持的传媒面临着市场化、多元化、娱乐化、问题化和民间化的多方位压力,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改革。市场化要求媒体由传统的党营事业单位逐渐变成现代的赢利企业,多元化要求媒体逐渐摆脱单调灌输而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娱乐化要求媒体摆脱泛政治化而主要满足社会的休闲趣味,问题化要求媒体(特别是新闻和时事专题等节目)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而以揭示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上压力汇集成对媒体的民间化压力,即要求媒体逐渐疏远官方口味而向民间口味倾斜。

相对而言,“问题化”的进展最为缓慢,因为,重大新闻往往涉及到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江泽民在位的十三年,对经济和文化两大领域的管制相对放松,但在政治领域内则持续实施高压策略,特别是镇压法轮功之后,在政治方面官方对媒体的限制趋于强化。

(一)媒体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

当发财致富的欲望主宰着现今大陆的一切之时,钱,也就必然变成无孔不入且无坚不摧的无穷力量:金钱至上,不仅在民众的价值偏好上排位第一,而且在政权及其权贵的统治策略选择上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强烈的赚钱欲望,不仅可以改变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可以重塑政府各衙门的权力功能和官员们的从政激励,也完全能够巧妙地冲破政权为媒体设置的清规戒律。

媒体生存必须依赖于争取受众的竞争,竞争的压力使传媒业也像其他所有行业一样,由被政权垄断的卖方市场逐渐走向双向交易的买方市场。媒体市场上的收视率和发行量的激烈竞争,实质上就是争夺最大买单者──广大受众──的竞争,而作为最大买方的广大受众,其趣味的变化也逼迫媒体在经营方式上和节目制作方式上的改革:媒体不再只是单纯吃皇粮并只服务于政权这个单一买家的喉舌,而是面向多元社会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和娱乐等消费性服务的经济实体,已经由党营垄断的事业单位变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赢利集团。

尽管中共政权还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传媒市场,并以组建大型传媒集团的方式来应对入世后的外来竞争,但在当下中国,一方面,体制外资金急欲进入赢利潜力颇大的传媒市场,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加入传媒业;另一方面,政府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投入急遽下降,根本养活不了开支巨大的媒体,也无法为传媒从业人员带来可观的个人利益,通过各种渠道自筹资金变成了各事业单位的主要生存方式。换言之,曾经仅仅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媒体,其财政支撑和从业人员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经不再靠政府投入而是以自筹为主。而且,随着消费水平的大跃进,传媒业作为社会职业排序上的高资行业,其从业人员的获利期待也随之水涨船高。所以,体制外资金急欲进入传媒业的渴望和传媒业对更多金钱的渴望一拍即合,必然使其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个人资金、非业内资金和境外资金),自发地形成了广阔的二渠道市场,私人买书号、买准拍证、买落地权、买杂志报纸、买网站……可以说,如果离开了民间二渠道资金的投入,大陆传媒业和出版业就会整体破产。

但是,即便中共政权对媒体的资金投入日益减少,政府也要继续维持象征性的财政投入,以显示政权才是媒体的唯一老板。比如,央视靠垄断地位的年赢利高达十几亿,而国家对央视的年财政投入才几千万,实在是杯水车薪,连养活央视的新闻部都不够,但政权决不会中断对央视的这种在经济上可有可无的资金投入,因为政权看重的是其象征性意义而非实际的经济功能。

同时,在利益驱动和市场压力之下,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媒体必需适应急遽变动的市场要求,在内部管理、节目(版面)制作、播出及发行的方式等方面,做出必要的改变,制片人制度在电视台的普及就是最明显的改变。过去,只有政府这个单一的买家,现在的买家则是多元化的受众。所以,除了严控的政治领域之外,对其他领域内的信息供求,媒体由“唯上是从”逐渐演变成“唯下是从”。过去是“党想让百姓看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现在是“百姓喜欢什么,媒体就尽量提供什么”,即由买方市场决定卖方供给,公众的审美趣味正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政权的主旋律灌输。在中国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假意应付高高在上的管制权力和真心讨好在下买单的信息消费者,已经成为目前媒体的黄金信条。媒体的民间化大众化的倾向,除了表现在娱乐化泛滥之外,也表现为对社会黑暗面和热点问题的媒体嗜好,即在对重大社会新闻的报导上,尽量追求不同于官方定调的另类报导。此类新闻性节目的生存率,不仅取决于官方政策的周期性变动,更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良知和勇气,取决于媒体对政权心理的揣摩和打擦边球的技巧。

同时,民间的自发办报办刊也开始出现,不仅色情暴力类的“野鸡杂志”四处泛滥,而且出现了时事新闻类民间小报,比如,重庆市的张伟,靠一部电脑办起了《时事资讯》和《热点纪要》两份报纸,仅在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间,就以150万份的发行量赚了十几万元。尽管这类民办小报的所谓“非法”,为官方的镇压提供了借口,办报者受到罚款和坐牢的严厉打压。但是,无论是基于赢利的驱动还是出于追求言论自由的良知,不经官方批准的民间小报出现,无疑是对言论管制的挑战。现在,民间意欲创办独立传媒的趋势已经不可遏制,中共垄断传媒的独霸地位正在削弱。用不了多久,一个由市场决定其成败和由民间传媒人所开创的民间传媒业,必将由中共“恶法”治下的非法状态,先是走向准合法,继而成为合法传媒。

(二)媒体追求民间立场的努力及其成效

改革以来,国人价值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在民众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官方的贬值和民间的升值。这种变化反映在民众对传媒的评价上,必然是对官话厌恶和对民话的喜爱。官话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普遍质疑,御用写手的“媚权”言论变成了最大的“媚俗”。而民营机构、民间写作和境外媒体的信息价值急遽上升。以至于,那些仍然在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记者和教授学者们,只要还在乎自己的文字声誉,就必然声称自己的写作坚守着“民间的”或“独立的”立场。以至于,连中共第一喉舌的央视,也用民间立场来标榜自己的某些栏目和专题(如“东方时空”、“实话实说”)。以至于,新上任的胡锦涛也对中央级喉舌发出指示:尽量减少新闻节目中党政要员的活动的报导时间和版面,增加对民众关注的信息的报导,以加强传媒的“人民性”来平衡“党性”的独霸地位。换言之,媒体界追求民间立场的趋向,不仅来自市场化竞争中的效益驱动和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巨变,也来自新闻从业者及其供稿人的观念更新、做人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追求言论自由的拓荒精神──以北京的地下民刊和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沃土》、《人权》和《今天》等民刊,不仅发出了民间反对运动的第一声呐喊,而且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最宝贵的民间资源。我们会记住魏京生、徐文立、陈子明、王军涛、胡平、任畹叮、刘青、芒克和北岛等人对开辟民间言论空间的宝贵贡献,并记住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同时必须提及的还有,始于八十年代的新闻业者们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特别是以刘宾雁、王若水、胡继伟、钦本立、戈扬等老一代为代表的新闻业者,对言论开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们的新闻良知的推动下,他们所主持的《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成为领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传媒重镇。他们发动并参与了关于传媒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大讨论,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大声疾呼,开启了媒体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即由“党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转变。为此,他们也都为坚守新闻良知付出了代价,或至今流亡国外,或被排挤到边缘和受到监控。特别是《世界经济导报》,更是引领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之潮流的佼佼者,该报在中共十三大后,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识分子大声呼吁政改的文章,又在1989年的多事之春,组织悼念胡耀邦的讨论会,积极介入伟大的八九运动。该报的遭遇也最为悲壮,在八九运动初期即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强行查封,编辑部人员先后受到严厉整肃,主编钦本立在病床上被开除党籍并悒郁而终,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至今流亡美国。

尽管八十年代的言论春天被六四后的政治紧缩所中断,但对整个90年代的媒体民间化仍然具有示范作用。邓小平南巡以来的十一年间,尽管中共政权还不容许民间办媒体,但私人资本和自由职业者已经大量介入传媒业,许多媒体不过是打着官办旗号的民间传媒。同时,所有的官办媒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都尽量向民间立场倾斜,即便被多次警告、换血整肃和关门大吉(上至中央级媒体下至地方小报,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整肃),也难以使其彻底就范。

改革以来,尽管媒体在名义上仍然是党营的,但在办报方向上尽力追求“民间化”色彩,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其媒体一直走在言论开放的前列,以敢为天下先而著称,已经成为严肃报刊追求民间化的表率。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报刊发表的言论就曾多次引起过全国性的轰动。《蛇口通讯报》发表对中共御用的道德导师李燕杰的质疑长文,并被《人民日报》转载,从而引发全国性大讨论。《深圳青年报》更为大胆敢言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率先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及其他大胆言论,该报于1987年被查封,编辑部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20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以向民间立场倾斜而在全国纸媒体中一支独秀,成为大陆最受民间欢迎的严肃报纸,多次受到中宣部的警告和整肃,但是,即便2001年的编辑部大换血,也没有完全改变其向民间立场倾斜的特色,继续巧妙地拓展夹缝中的自由空间:价值观上的现代文明导向,新闻报导上关注敏感问题和揭露黑暗面,利益关怀上为弱势群体代言。十六大前后又有了新的突破:一改回避重大政治事件而专注于社会事件的传统,对十六大的政治意义和人事安排都做了不同于官方定调的解读,表现出符合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倾向:1,在对高层人士安排的报导上,全力凸出胡锦涛而淡化江泽民,其明显的挺胡倾向与北京上海的挺江形成鲜明的对比。2,通过社评、长篇新闻报导、学者专栏和专家访谈等方式,全力呼吁修宪及其政治改革。

新世纪到来,广东又有《21世纪经济报导》和《21世纪环球报导》异军突起,其自由主义导向从创办之初就极为醒目,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敢言,甚至超过了《南方周末》。如,两报关于十六大、新一届常委和高层新动向的报导和评论,在深度和力度上皆有所突破,其舆论导向是呼唤政治改革和产权改革。《深圳周刊》在十六大期间因出现“政治问题”而受到整肃,也就一点不奇怪。特别是《21世纪环球报导》,对其他媒体不敢触碰的敏感人权问题做了独家的长篇报导,一是关于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的最后一次访华,一是关于中美人权对话后对美方代表的独家采访(两篇报导均由近年成名的年轻媒体人安替采写)。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史上还是第一次。再加上《南方都市报》和半月刊《南风窗》,广东媒体成为民间立场最鲜明的言论重镇,代表着大陆新闻从业者们追求新闻自由的可贵努力。

其他省市的纸媒体如《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社会科学报》、《华商报》、《蜀报》、《财经》、《书屋》、《中国改革》、《三联周刊》、《读书》、《天涯》、《万象》等,也一直进行着民间化的努力。

在这种民间化的努力中,最敏感的电视传媒也在纸媒体的压力下有很大的进展,在央视的“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栏目的示范下,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创立类似的栏目。这类电视节目主要通过三方面的努力来追求民间化:一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曝光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阴暗面和热点社会问题,为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百姓鸣不平。二是把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记录片、现场对话和电视讲座等形式(如央视的“实话实说”、湖南卫视的“新青年”),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和关注“老百姓的问题”。三是邀请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入节目制作,或聘请他们做栏目顾问,或邀请他们做节目嘉宾,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有些栏目也因此受到过整肃,如湖南卫视请了朱厚泽和李锐做节目嘉宾,成为江泽民政权眼中的最大政治错误。

民间舆论空间的拓展必然不断地压缩官方管制的边界,甚至已经触碰到了最敏感的政治领域的边缘。如,《证券市场周刊》发表揭露李鹏家族腐败的文章,《南方周末》把为农民请愿而丢了乌纱帽的李昌平选为2000年度新闻人物之首,今年年度新闻人物的评选,候选人的名单中就有曾被中宣部点名批判过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即便是中共的舆论中枢中央电视台,也能把有良知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吴敬琏选为2001年经济界十大杰出人物之首。十六大后,广东报纸对十六大的另类报导,《南风窗》不断地发表呼吁政改的文章,北京的《炎黄春秋》公开发表李锐先生呼吁政治改革的上书和杜导正等人呼吁政改的文章。

(三)民间化努力的蜕变

媒体界走向民间立场的另两个显著标志,一是大众化娱乐化的电视栏目和报刊杂志的普及,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一推出就引起轰动,其收视率的飞速增长,简直可以称之为“收视率的暴发户”。这种提高收视率的成功示范,顿时搅动了中国的电视界,短短几年内,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同类栏目跟进。在报刊方面,《精品购物指南》,在官方经营不下去的惨状下承包给个人,短短几年便发展为年广告额高达二亿的商业报纸。在杂志中,广东的《家庭》和湖北的《知音》,皆以超过300万的发行量覆盖全国。

二是在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兴起的商业化消费化时代,“小资化”的文化趣味日益强势,弥漫和渗透到城市中的各个角落。近几年,大都市的“小资化情调”的媒体(也可以称之为“中产化”或“白领化”)也随之风靡起来。各电视台先后推出了诸如“白领丽人”和“成功男士”类的专题节目,专门针对白领阶层的讲究时尚和名牌的消费类杂志急遽增长,最早由《时尚》杂志开启风气,随之出现了《世界时装之苑》、《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瑞丽》、《新娘》、《明星周刊》等小资报刊,尽管价格昂贵,但销路很好,也因为其品位高价格贵而自奉为“贵族刊物”。同时,由于近几年这类中产报刊被精英知识界贬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小资化情调的白领们也开始注重知识品味和另类酷相,并把自己称为“波波族”,即在小资情调之外加上了波西米亚情调,以显示白领们并非仅仅是追求高消费一族,而且是特在乎精神品味的“贵族”。也正是因此,讲究知识品味的《万象》月刊,尽管其作者群与老资格的《读书》杂志大面积重迭,但短短几年时间内,它的发行量就超过了《读书》,逐渐成为大陆的商业白领和知识白领的必读物。

然而,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中共意识形态的变化,越来越使享乐化和消费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份。电视台作为官方的喉舌和影响最大的媒体,本来就具有信息垄断的优势和舆论监督的权威性,一旦它们为了争夺收视率而讨好受众,其民间性努力也很容易迅速脱变为新的官方意识,而且以更巧妙更精致更技术化的包装来履行喉舌功能,其“寓教于乐”和“小骂大帮忙”的技巧也日趋娴熟。

一方面,最初起到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大众化娱乐化趋势,逐渐被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整体之中,蜕变为官方主旋律的“软包装”,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和电视剧,已经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另类组成部份,其主要功能:1,为大众提供“小品化的精神致幻剂”,在玫瑰梦幻、弱智调笑和消费盛世之中,在大众沉溺于即兴而短暂的当下享乐之中,让人们丧失记忆和灵魂,忘记所有曾经发生过的制度性罪恶,无视每天发生在身边的当下邪恶,进入麻木、冷漠、自私的群盲状态──不是知识上的愚昧而是良知上的空白。2,通过帝王戏,一面为当今独裁者站台,美化青天式的“仁政善政”,点缀小康式的“太平盛世”,一面向民众灌输“救世主意识”和“知足常乐”的人生观,把臣下的愚忠和百姓的逆来顺受作为中国特色的“真善美”加以宣扬。“圣上英明”和“奴才该死”几乎成了大陆影视剧的主旋律,甚至类似《省委书记》这样的现代官场戏,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现代平民戏,其创作模式仍然脱不开帝王戏的宗旨:英明仁慈的青天救主和知足常乐的平民百姓。

另一方面,问题化民间化的努力,也逐步由揭露黑暗面和替百姓鸣冤蜕变为“父母官意识”和“小骂大帮忙”,此类节目也随之变成了“媒体包青天”或“媒体衙门”,人们不仅通过信件、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电视台诉说冤情和举报问题,而且形成了络绎不绝地来央视大门口告状的百姓。与此相适应,这类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也逐渐变成了道德法庭上的判官,特别是象央视的“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其面孔和声调越来越远离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把自己当作代表最高权力的“权威仲裁者”,从而也就越来越远离媒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职业要求。

(四)互联网上的民间言论空间

媒体民间化的最大突破来自1994年互联网的出现,这项新技术为民间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方便。据最新统计,大陆网民现在已经达到5600万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民大国,并且还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绝非是单纯的量的扩张(多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使信息传播和民间发言有了质的提升:为民众提供更便捷更客观更真实更多元的信息,为民间言论提供更方便更广阔更自由更平民化的言论空间,也为中共的言论管制出了一道技术性难题。2001年4月,由社科院两位副研究员郭良和卜卫主持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面世,此报告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五大城市为取样样本。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对大陆的最大改变,就是民众获取公共信息的方式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大陆人获取不到真实客观多元的信息之局面。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真实而多元的信息,就会上网寻求真相和丰富的信息。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传媒更早的信息和更深入的报导。在平面媒体上被封杀的言论,很快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小布什清华演讲在官方媒体发布的文字稿被删节,民间网站马上就会出现完整的全文,并把洁本和全本放在一起,以此凸现中共政权的胆怯以及言论管制的无效。

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媒介。以前,民间发言主要由知识精英垄断,一般的平民难以参与,公众表达处在饥渴状态,而现在,这种局面被互联网彻底打破,只要上了网,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并对公共事务发言。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如中美撞机风波、华裔间谍案、北京申奥、9?11恐怖袭击、加入WTO、香港特首选举、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江泽民座机窃听器,甚至十六大的权力之争和新常委的逐一评价等重大事件,无一不引起网上的热烈讨论和接受民意的评判。被互联网释放出的表达饥渴,甚至使网上的言论参与到了毫无道德自律的程度。

互联网对民间言论空间的拓展最具实质意义的贡献,就是为那些不同于官方主旋律的声音,提供了方便而广泛的发言渠道和传播空间。一类是被官方打压的民间群体的声音,如六四难属群体、民主党、异见人士、法轮功及其他民间的宗教组织的声音,大都是通过互联网在国内外传播的。2002年,还形成了颇为壮观的网络签名抗议运动,声援“不锈钢老鼠”被捕的网络签名高达近二千人。另一类是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声音,网络不仅使已经成名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得以更广泛地传播,更让一批颇有实力和社会良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网络上迅速崛起,最有代表性有杨子立、李勇刚、任不寐、王怡、安替、秋风、杨支柱等人,他们的影响和成名全赖网络之赐。对于拓展民间言论空间来说,他们不仅在网上做个体发言,更是充份利用网络传媒,其最大贡献是创办了自己的网站,从《思想的境界》开始,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或半民间网站已经多达几十个,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网络民间社会,使自由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传播开来。甚至一些由官方媒体所办的网站,也有大量批判现存制度和高层决策的言论存在(如“强国论坛”和“中青在线”)。

同时,国际舆论通过互联网参与大陆的公共事务,其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对华广播。海外中文新闻网、网刊和一些著名国际传媒的网站,尽管深受中共封锁之苦,但是它们还是能为大陆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被中共封锁的敏感新闻和异己人士的敏感言论、特别是法轮功的言论和事件,也大都通过境外网站反馈回境内。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旅美留学生李洪宽创办的网刊《大参考》,它已经成为关心时势的大陆网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个获得《大参考》的网民又会把它传给亲属和朋友,连锁传播使《大参考》的读者呈几何基数增长。正是依靠这些开放网络上的多元信息和观念启蒙,大陆网民才能对中共政权的决策提出置疑和评判。而这,正是现行体制下,民间力量不断突破官方言论管制、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最大希望所在。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很难估价这种民间的舆论参与对政府决策的量化影响,但是,民间通过互联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万象、公众人物甚至政府行为的影响,肯定要超过传统媒体。这种影响不仅明显地表现在社会问题上,诸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名单、赵薇服装风波、吴征假文凭、北大博导王铭铭剽窃、足球黑哨、希望工程黑幕等事件上,也表现在对政权形象极为不利的重大社会事件上,如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就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使朱镕基总理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向受害者和民众致歉。南丹煤矿的严重事故,也是通过互联网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在媒体持续的追踪揭露下,受到高层的重视,对相关责任人和地方官员作出了严格惩处。甚至十六大前的党内斗争也在互联网上摆开了战场,毛派邓力群、魏巍等人公开反对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的公开信,就是首先上网才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五)新闻从业者的巧妙抗争

在民间倾向比较鲜明的媒体任职的编辑、记者和为其供稿的知识分子,大都持有自由主义信念,但在大陆特定的言论环境中,他们的公开言论呈现出双重色彩:在纸媒体上谨言慎行而在互联网上大胆无忌。近一年来,一些还能在国内公开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经常在网络上讨论如何扩展民间言论空间的策略问题:在目前中国给定的言论环境中。1,如何在公开发言中,既坚持民间的自由主义立场又保证媒体生存?2,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媒体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体制转型?3,在必须按照主旋律口味写作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消减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让读者在字缝里读出弦外之音?4、学会打擦边球式的写作,究竟是一种有效的发言方式,还是灵魂自戕?

在讨论中,《21世纪环球报导》的驻京记者安替提出一种“新新闻”写作方式,即在新闻写作中,以还原事实为核心,尽量做到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立客观。《21世纪经济报导》的社评写手王怡则提出与狼共舞的写作策略,如果自由知识分子自视清高,只为保持道德纯洁而不与官办媒体合作,那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参与推动和平演变的权利,放弃了渐进地推广自由信念的努力,而把大量本该可以利用的言论空间拱手相让,这才是对争取言论自由和扩展民间言论空间的不负责任。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应该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精神,尝试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张民间言论的空间,充份利用公开媒体,努力推动在官方媒体上进行民间化表达的自由度,不断将宪政民主的具体目标及渐进政改的民间策略在公开发言中点出来。而且,越是在类似十六大这样的重大时刻,就越应该在官办媒体上争取发出民间安声音,哪怕是不得不加以浓妆艳抹的修饰!哪怕是以寄希望于新一代党魁的方式对胡锦涛施加启动政改的诱导性压力!

我毫不怀疑这些善于打擦边球的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信念,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渴望决不次于其他秉持自由信念的群体。而且,我还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绝非不讲道义底线的犬儒,要不然,他们不会在资金极端匮乏和明知有风险的窘迫之下,还要坚持在官办媒体上就重大社会事件发言和办民间网站,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源为拓展民间言论空间而努力。民间力量推动渐进转型的方式,不是只靠道义英雄的牺牲和感召就能完成的,瓦解旧制度需要道义楷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更需要无数有心人从一点一滴做起。

当下中国的现实是,以专制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民间言论空间的同时并存,公开挑战政权的道义英雄式的冲动和行为极为罕见,而不唱高调、踏实做事的年轻人则成为主流。他们既具有的自由主义常识和动手做实事的能力,又善于巧妙地策略地进行抗争和自我保护,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给定条件下,就想尽办法改变周围的小环境;在民间无法创办合法传媒的条件下,就争取利用官方传媒的漏洞和创办个人网站──哪怕这些办法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彻底,但对争取言论自由而言却颇具实效。

(六)言论管制的道义劣势和力不从心

一方面,六四屠杀造成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急遽流失,使之一直处在道义劣势的窘境。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的跛足改革又需要新的意识形态辩护,使之不能不修正其正统观念。道义上的绝对劣势和迫切需要自我辩护的合力,致使官方的言论管制和打压异见的制度行为,越来越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而只能采取偷偷摸摸的秘密方式,且需要更隐秘化和精致化的手段。于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例,就是和异己人士打交道的管制者们(警察们),经常以“交个朋友”或“我们吃这碗饭而不得不如此”的说法,尽量缓和与异己人士的关系。

一个在民众心中丧失了道义优势的政权,其统治效力也必然随之大幅度下降。同时,一元化整体国家逐渐被社会多元化所侵蚀,个人的灰色自由越来越多,运动式的控制整合模式也随之日渐式微,即便政权的本性和惯性使之仍然不时地借助于群众运动,但是其规模和实际效力大不如前,只是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号召而老百姓装模作样地响应,人们的内心想法与口头表态相距甚远,中共的各级官员也越来越三心二意,特别是网络在技术上的无孔不入使言论封锁无法真正奏效,为中共的言论管制出了一道技术难题,尽管中共针对网络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管制条例,不断进行全国性的网络检查,封网技术也不断完善,但是,即便政权付出再大的成本,网络也是管不住封不了的。国内网站上的犯禁言论层出不穷,甚至连官方网站的论坛都经常越轨,言论管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技术进步在给专制政权提供统治工具的同时,也为民间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互联网作为民间言论空间的技术依托,将转化为政治上突破官方管制、实现言论自由的最佳工具。以垄断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及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民间言论空间,经过同时并存的僵持局面之后,必将以言论管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各类媒体、特别是民间网站为了生存下去,其反抗也相应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二者之间的较量主要在不透明的灰色区域进行。言论管制呈现出时紧时松的“刮风周期”,民间周旋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所以,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打压,也只能有一时之功,无法达到长远之效。风头一过,肯定是恢复原样,甚至越来越大胆。可以说,每一次言论整肃皆是一次民间发言和官方管制之间的周旋,每一次“言论出格”都是民间不断突破官方界限的尝试,也都是对官方管制效力的考验和对官方管制界限的测试。正是在这样的管制和反管制的反复试探的过程中,民间的言论空间得到一厘米一厘米的拓展,民间进一分,官方就缩一点,黑白之间的灰色区域也随之扩张。当点滴累积的长期坚持把大部份言论空间变成灰色,突破言论管制的临界点和提出言论自由的公开化的民间诉求,便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总之,人类逐步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经验证明,对言论自由的法治保障和媒体业的市场化私营化,往往同步发展,当市场化成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方式之后,言论自由化也就顺理成章。在此大势所趋的潮流之下,可以说,大陆开放报禁的社会条件已经具备,与其继续维持道义丧尽且力不从心的言论管制,远不如尽快逐步放弃政权对媒体业的垄断,尽快让传媒市场向外资和私人资本全面开放,最终走向开放报禁。而这,恰好又是整体政治改革的最佳先导。

【北京之春】2003年3月号(第118期)-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