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共“亲民秀”的实质

近几年,两极分化之严重和社会公正的奇缺,致使民间不满日益强烈。为了安抚百姓,中共高官便拿出怀柔的看家本领,频频上演的访贫问苦的“亲民秀”。中共新寡头们一上任,更是大演“亲民秀”,胡锦涛不仅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而且去革命老区、去内蒙灾区,并留下一张30元的餐费收据;温家宝去贵州山区、去辽宁煤矿,并在720米的深井下与矿工共度羊年春节的除夕;还有曾庆红去延安和井冈山这样的革命老区……

每逢春节,中共喉舌都要凸出报道高官们的访贫问苦“亲民秀”,这已经成为恩赐政治的固定包装。每当中共高官走进百姓家中问寒问暖时,侍从们一定要递给被访家庭一个红包,意在显示总书记和总理的心系底层,政权的恩赐重于泰山。而每当我看到镜头中明晃晃的红包,既感叹这个政权对民众的凝聚力,贫乏到要靠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公开行贿,实在是穷途末路之举;也为满脸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几亿被榨取被剥夺得百姓,至今仍然无能无知到对政权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横流,却毫无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于是,这样毫无道义合法性的政府行贿或制度行贿,却变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从根本上讲,一个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一党私具的政权,只会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便政权有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性的俯身倾顾,也是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至多是基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统治技巧。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是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再通过施舍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和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尔碰上个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们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只是基于“父母官良知”,而绝非基于“衣食父母良知”。他们恩赐给百姓的好处,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向民众购买美名和政绩,以巩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无论是政权的“仁政”,还是清官们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权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贿赂忍无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极为吝啬。比如,倍受赞美的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就是中共用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土地来贿赂农民,而且仅仅拿出其中的极少份额——土地使用权。这种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正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

同时,制度本身及其整个权贵阶层的阻碍,也将使“青天们”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中国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清官”大都不得善终,“海瑞罢官”就是清官命运的典型象征。毛泽东时代的清官们更为悲惨,比如大声为“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等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时代的清官们,虽然受到整肃的残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无法突破体制性的障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朱鎔基。1998年就任总理时,他曾经发出令海内外为之动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改变“民怨沸腾”的局面,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算假定朱鎔基当时所言不是作秀而是肺腑之言,他的满腹良知和一副铁腕,也无力对抗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正是在朱鎔基任上的五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弱势群体处境日益恶化,政府债务和金融黑洞空前膨胀,权贵们在贪婪地瓜分国有资产的同时,又通过贷款、股市、集资、国企重组和“四乱”等手段来掠夺民间资本。

中国弱势群体利益的严重受损,在根本上是由于毫无权利和资源占有上的人为不公,其贫困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贫困”,绝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势群体进行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是自下而上地争取自身权益,而不被高官们的“亲民秀”所迷惑,一味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

2003年2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