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邱吉尔的真正传人布莱尔

一位拥有多数民意授权的现代政治人物,能否成为伟大政治家而不沦为平庸政客的关键,端赖当他面对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历史时刻之时,能否具有坚定的自由信念、超人的政治远见、当机立断的政治魄力和能够力排众议的领袖能力,即便在强大民意的压力面前,仍然能够坚持正确的判断和做出果敢的决策。

巧合的是,在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美国,却出现过多位敢于逆民意而动的伟大政治家:华盛顿不顾民意的挽留而毅然离开了总统宝座,为美国的总统任期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代提供了高贵政治人格的典范;林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为人类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贵思想遗产。更在于他敢于对抗整个南方的民意,甚至不惜通过南北战争来废除奴隶制,并道出了废除奴隶制的自由主义箴言:“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对参与二战的积极态度,显然有违于当时美国的大多数民意。正如美国人自我嘲讽地说,珍珠港悲剧发生时,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做梦,而只有总统没有陷于迷梦之中。罗斯福总统为参战作辩护时提出的“四大自由”,也已经成为不朽的箴言。

更为巧合的是,当倒萨之战进入倒计时的临战状态之时,在欧洲的英国又出现了一位伟大邱吉尔的真正传人——布莱尔。

在倒萨问题上,西方联盟出现二战之后最为令人担心的裂痕,欧洲民间的反战游行也随之达到越战以来的最高潮。美英同盟能否顶住来自盟友内部的强大压力,其关键,表面上取决于布什总统,而实质上取决于布莱尔首相。因为,尽管美国也有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但由于9·11的深刻教训,美国的主流民意毕竟支持布什政府。而英国地处欧洲,欧洲三大国中的法德结成反美同盟,新一轮世界性反战大游行也由欧洲民间人士发起,英国的反战游行竞达到空前的上百万人。在来自法德政府和民意所形成的超强压力下,布莱尔能否迎风而立,将决定着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抉择。现在,布莱尔的地位,类似反恐同盟中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布莱尔挺住了,欧盟的大多数国家也会跟进;布莱尔屈从了,欧盟的大多数国家也很可能退缩。而欧盟作为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传统盟友,如果由于布莱尔的倒下而出现整体性退缩,又必将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立场。

值得欣慰的是:布莱尔没有丝毫退缩!

现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新旧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上,一直坚定地站在捍卫自由和推广民主的美国一边,共同抗击各种类型的独裁政权。虽然,布莱尔身为工党领袖,却颇有二战时期的保守党领袖邱吉尔之风采。众所周知,二战前夕,英国首相张伯伦陷于绥靖迷梦之中,并迷迷糊糊地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他如此决策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民意压力的屈从。而当时还不是首相的丘吉尔则极为清醒,坚决反对英、法两国的绥靖主义,主张两国联合起来以强硬的姿态对抗纳粹,并在欧洲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入主唐宁街十号。由此,不仅邱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成为整个欧洲抗击希特勒的中坚,而且邱吉尔也是力劝美国尽早参战的最大功臣。1941年8月,当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太西洋上完成第一次私人会面,并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之时,一个美英之间的伟大自由联盟从此诞生。这一亲密的自由联盟,在21世纪的反恐之战中的传人,就是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

现在的布莱尔,之所以在法德的强烈的反美合唱和强大的反战民间之中,不顾工党的一贯左倾传统而坚决地站在右倾的布什总统的身边,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推广自由和铲除独裁的价值观,是他本人的一贯道义立场,使他具有了自由大国领袖的历史责任感。其次,英国在二战中的作为及其教训,使他懂得了绥靖主义的巨大危害。再次,他对邪恶政权有着的清醒意识,特别是萨达姆政权的种种无赖作为,使他认识到邪恶政权的侵略成性和不讲信用,决不能对之抱有任何幻想。最后,他对历史时机具有正确的把握:阿富汗反恐之战的胜利,使他产生了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的紧迫感。所以,他对美国倒萨之战的坚定支持,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帮助,不如说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仅凭美国自身的实力,就足以单独打败当今世界上的任何邪恶政权。

而且,我本人在国内接触西方驻北京使馆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美英同盟的鲜明的道义立场:约见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亲属最多的驻华使馆,无疑也是最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英国了。

2003年2月1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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