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间的升值与政治民主化

一、民间的升值和官方的贬值

尽管八九运动以血腥的悲剧告终,但是八九运动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即在促成人权意识觉醒的同时,也使中共所固守的价值系统在人们心中瓦解——包括在绝大多数官僚们的心中,这无疑是八九运动留给中国的另一项政治遗产。

尽管中共还是唯一的执政党,仍然垄断着所有的公权力和公共传媒,并通过对民间力量的严厉打压和意识形态灌输来维护其独裁地位和政治稳定,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到能够打破中共的垄断地位的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崛起,然而,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信誉的严重流失,统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已经无法对民间社会形成完全有效的整体控制。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释放出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民间力量一旦觉醒,其自发成长便难以阻挡,必然逐渐压缩官方控制力的覆盖面,一点点地蚕食政权所垄断的资源,推动中国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演变。即便官方奉行的利益至上的收买策略,也至多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中共对社会精英的统战,也造成了官方资源的流失和下层不满的积累,并非全然有利于中共统治。

(一)国家、公有和官方的贬值

改革以来,公众的行为及其动力发生了巨变,自利意识及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和生活目标,社会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相应地,社会价值观也同步地发生急遽变化,甚至可以说,开始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明,中国的改革,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型改革,而且也是价值观更新先行的启蒙型改革。观念启蒙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在人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国家”和“公有”的至上地位大幅度贬值,如同被抛弃的过时明星;而“民间”和“私有”的地位则大幅度升值,甚至就是由卑贱走向尊贵。

基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国家和绝对公有制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往的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正面价值,在百姓的价值评价系统中逐渐变得越来越负面,以至于“国家”由至善的理想国变成了邪恶的怪兽“利维坦”,“公有”由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变成了谁都可以占便宜的无主货摊,“国营”由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变成了低效腐败的代名词,大公无私的道德由人性的至善极致变成了空洞教条和陈腐观念。与此相适应,代表官方的衙门和官员的正面价值也急遽贬值。

尽管,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资源组合中,官僚阶层手中的政治权力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私人资源;在国人的价值偏好中,慕官当官和攀权附贵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普遍而顽固。但是,这种官本位意识在人们的价值排序中的优先性,更多是出于功利性的“事实判断”,而非出于道德上的“应然判断”。即,人们关注和热衷乌纱帽,只是出于利益至上的犬儒态度,而非价值评价系统中的褒奖。以至于,在国人人格中形成了这样的悖论:几乎无人在“应然价值”的判断上褒奖官本位意识,反而大都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制度累赘和观念障碍,是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而在实际的行为中,人们又普遍认同“有权就有一切”的制度现实,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媚权慕权,进而不择手段地跑官买官。近几年高校中出现的入党热,正是这种价值悖论的表现:争取入党的大学生们,绝非基于真心认同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而是基于党票的功利效应。换言之,入党热标志着两种蒙昧主义价值观之间的自然转换:为党、为国家、为全人类、为共产主义的蒙昧理想主义之火早已熄灭,而绝对自私自利的蒙昧机会主义的烈焰正在熊熊燃烧。国人热衷于入党和当官,绝非对人生的应然价值的选择,而仅仅是出于对当下的既得利益的计算。造成如此悖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在本性上就处于“应然价值”和“事实判断”的分裂状态,在制度本身的道德导向上,也就必然是对说谎人格和人格分裂的激励。在官方的道德激励中,说谎者名利双全,诚实者身败名裂。而在民间的道德评价中,前者的名利双收是可耻的,后者的不计名利是高贵的。

所以,在民间的“道德应然”的价值评价系统中,代表国家、公有、国营的衙门变成了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官员们变成贪婪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孳生源,官话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官方发布的信息(主要是新闻和统计数字)受到普遍的质疑,政权的御用写手的言论在社会评价中的贬值,甚至远远超过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写作,因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媚权”肯定比“媚钱”、“媚色”更有利益,所以也就更为恶劣,是所有“媚俗”写作中的最大和最低级的“媚俗”。

由此我们便能够解释,大导演张艺谋的新片《英雄》,之所以在得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的官方厚待之时、在赢得了突破性的票房而让长期票房低迷的中国电影看到希望之时,却仍然受到海内外的民间知识界和严肃媒体的普遍批评的原因,除了该片宣扬“法西斯暴力美学”的倾向之外,更在于其向中共官方价值献媚的倾向——“献给独裁暴君的贺年卡”:高科技制作出的单一做作的画面,与其说是“美轮美奂”,不如说是大众情人式的明信片,喜欢情人节、生日和圣诞等贺卡的小资族或酷一族,也必然喜欢张艺谋的《英雄》的夸张风光。这也是近年来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张元等着名导演持激烈抨击态度的主要原因。这些导演大都靠拍摄具有民间倾向的先锋电影起家,其早期影片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官方打压,所以赢得了民间评价的广泛认同和国际电影节的有力支持。然而,他们在民间和国际的双重支持下成名之后,却越来越远离民间道路而走上官方铺就的红地毯,当自称“非主流”导演的陈凯歌,一变而为50年大庆观礼台上的被邀嘉宾之时;当因《活着》等影片受到官方打压的张艺谋,突然获得申奥申博的广告片的政府订单之时;当自称大陆的第一位地下导演的张元,摇身变成自称“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拍摄革命影片《江姐》之时;当吴子牛在《鸽子号》被禁映之后,接连拍摄了电影《国歌》和电视剧《康熙王朝》之时,他们的身份,就由叛逆者变成帮闲者,即由被官方打压禁映的先锋艺术精英,变成被官方收买且主动向官方献媚的御用艺术精英;他们的作品,也由对现存制度和独裁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官方刻意制造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和“小康式太平盛世”的装饰。对《英雄》的评价,官方褒奖和民间贬抑之间的巨大反差,也是民间的“应然价值”标准发生巨变的例证。

官方价值的贬值必然导致官员失去民间的尊重。在当下中国,整个中共政权及官僚们,其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听听遍布中国城乡的政治加色情的民间笑话和顺口溜,就能真切地体验到官员们在民间评价系统中的威信全无,已经达到普遍化的程度。民众挖苦嘲讽的衙门及其官员之广泛,几乎涵盖了官方系统的所有机构和各级官员:

政权的纵向系统——上至党魁及中央政治局,下至基层政权及七品芝麻官,无一不在民谣的戏弄之中。如:“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而且,对中共衙门的大不敬还表现在把中共衙门和下流色情联系起来。如: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党中央的谜语:“女人月经带。打一权力机构。谜底:挡(‘党’的谐音)中央”。再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被民间简称为“射精办”;全国妇联被戏称为“消灭处女联合会”;把中共眼中的敏感日子成为“来月经”……

政权的横向系统——从工商、税务、法院、公安到其它部委及金融机构,也无一不被编入戏弄之列,如:

“民政部门报灾情,宣传部门报喜情,组织部门讲人情,物资部门凭交情。”“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外贸部,准成万元户;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税务官,权力大,国营私有全趴下;工商官,是恶霸,不塞票子就拿下;大法官,个个黑,原告被告一起卡;小警察,也不差,盲流野鸡一把抓。”

特别是对做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有关他的政治加色情的笑话多得难以计数,那些口口相传的民谣而广为流传,比如关于江泽民的色情民谣“三英战老江”:“出国带着李瑞英,吹拉弹唱样样情;回国搂着宋祖英,歌舞升平夜夜情;回家瞪着猫头鹰(即江的妻子),垂头丧气绝了情”。再比如色情谜语:“宋祖英的腰带。打一烈士。谜底:江姐(‘解’的谐音)。”

嘲讽中共第三代的民谣,甚至连被誉为“朱青天”的朱容(左金右容,下同)基也不放过,比如流传于东北的民谣:“江大白唬李二屄,胡吹乱干朱容基……”即便对刚刚上台的新政治局九常委,尽管精英界还寄予厚望,但是底层民众显然不抱什么奢望,照样以“民谣”嘲讽之。比如,十六大刚刚结束,就有一则民谣迅速流传:“百姓腰包胡紧掏,压制改革误邦国,人民尚未温加饱,上上下下无官正,歌厅桑拿里藏春,满头大汗正裸干,真曾假贾九常委,到头肯定是黄局。”

可以说,“民谣中国”里的衙门及其官员,就是当下民意中的中共政权的整体形象:官方文化的道貌岸然和正人君子的外观,在民间意识中不过是内核的男盗女娼和奸臣小人而已。也标示出虽经百年努力却仍然未能求得现代化正果的中国,乡野的俚俗文化与庙堂的礼教文化之间的表面对立和内在相通——均没有走出野蛮时代。特别是那些政治加色情的民谣和笑话,显然是地道的男权意识的产物,在民间对衙门和权贵的挖苦嘲讽之中,在饭局上边喝酒边讲政治笑话的放松嬉戏之中,女人再次成为下贱的陪衬和点缀,成为政治笑话的精神大餐中不可或缺的花椒面。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阴阳男女之辩的价值排序,又恰好是对君臣之辩的皇权秩序的注脚。

(二)民间的升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着的是:与个人、私有和私域高度相关的民间价值则迅速升值,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财富的空前增长和个人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为形成民间的公共空间,为民间社会由分散个体发展为组织化的独立社会力量提供了基础。“个人”的价值也由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变成了社会之主体和道德之首善,“私有”由万恶之源变成了第一激励和不容搭便车的出租车,民营和私营由经济危机之源变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代名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人性常识。甚至关于时间的观念,也由革命时代的“只争朝夕”变成发财致富时代的金钱和效率,进而变成八小时之外的休闲娱乐。尽管六四以来,官方以各种方式全力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把“爱国”列为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五热爱”之首,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但是,每个人的内心认同则是国家利益的虚幻性和个人利益的真实性。如果让国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进行发自内心的选择,那么,诚实的调查结果只能是:在民间的价值排序中,个人利益显然远高于国家利益。

同时,具有民间倾向的机构和脱离体制的民间人士(包括自由国家的元首和前共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则受到真正尊重,民间言说和民间立场成为实话和真话的代名词,国际媒体和民间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具有高于官方信息的可信性,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得到百姓的认可。通过现代传媒接收境外媒体发布的信息,已经成为国人了解时事的常态;引用民间研究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包括外国的权威机构)与中共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进行对比,以便证明官方信息的不可靠,也已经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惯例。即便仍然供职于官办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着名知识分子,只要还在乎自己的文字声誉,也大都用“民间立场”和“独立学术”来标榜自己的言说;即便是大国营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谈生意时首先想到的也是个人利益;即便那些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官员们,在私下里言谈中也会尽量显示其民间立场和袒露内心的个人见解;即便那些专门对付异议人士的警察们,也会在私下里流露出道义劣势的苦恼。

尽管中共政权还不容许民间办媒体,但是,私人资本和体制外人士已经大量介入传媒业,许多媒体不过是打着官办旗号的民间传媒,所有的官办媒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都尽量向民间立场倾斜,即便被多次警告、换血整肃和关门大吉,也难以使其彻底就范(广东的三报一刊《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和《南风窗》半月刊,其它省市的报刊如:《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社会科学报》、《华商报》、《蜀报》、《财经》、《书屋》、《中国改革》、《三联周刊》、《读书》、《天涯》、《万象》等报刊,一直进行着民间化的努力)。甚至连中共第一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用民间立场来标榜自己的某些栏目和专题(如“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读书时间”和“半边天”等节目),自称以“关注老百姓的问题”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宗旨。传媒的民间化趋势,不仅是民众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变化和媒体业者的职业良知所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间色彩也是传媒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必须。《人民日报》等党报每年都要为定户减少而发愁,所以只能利用行政力量来遏制发行量的日益萎缩。相反,广东的三报一刊根本不必借助于行政干预,而只靠市场化方式就能做到大把赚钱。读者的订阅取向是百姓价值偏好的试金石,鲜明地体现了他们对民间化媒体的喜爱和对党的喉舌的厌恶。以至于,连中共新闻出版署的高官都悲叹道:《人民日报》越来越没人看了。据传闻,李长春在广东任职期间说过:除了《南方周末》之外,我只看香港的报纸。(有关大陆媒体民间化趋向的评述,请参见我的《传媒界的民间化趋势与政治改革——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之四)》,载于《北京之春》2003年3月号)。

在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中,民间价值压倒官方价值的另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民间道义良知”的出现。而且,这种变化甚至早于改革开放,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的春天,中国就出现过“四五英雄”;接着而来的是“民间道义良知”的不断涌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墙英雄”,如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和知识分子英雄如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等人。特别是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造就了象王维林那样只身阻挡坦克的英雄,象丁子霖教授那样的人权英雄,造就王丹等学生领袖和王军涛、陈子明等着名“黑手”,而且中共的整肃和监狱也造就了许多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就了中共高层坚守政治良知的道义象征人物赵紫阳和鲍彤等,他们被中共排除出体制外之后,已经成为民间道义资源的重要部分。还有象李慎之、李锐、胡继伟、许良英等老共产党人,其政治立场已经完全民间化了,并以大胆敢言而成为民间立场的重量级代言人。尽管这类民间英雄不被官方价值所承认,但他们的存在却得到国内的民间价值和国际主流价值的道义认同。尽管由于中共的信息垄断和新闻封杀,这些民间道义良知很难在国内广为人知,但是在国际上却引人注目。而且,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流亡海外和仍在国内的民间良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所了解。“淡化六四”和“政治冷漠”,固然有利益至上所造成的社会良知萎缩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那是高压下的沉默,沉默大多数的心中埋藏着不同于官方的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是和平演变的民间基础——当一个政权的官方价值系统在百姓的灵魂里瓦解之后,除非政权做出顺应民意的重塑道义合法性的制度转型,否则的话,该政权的坍塌便不可避免。正如俄罗斯学者对前苏联体制崩溃的读解那样:红色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与其说是被外来的美国力量所拖垮,不如说是被内在腐烂所瓦解。而制度的内在腐烂首先就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在民间评价中的彻底贬值。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由于日益严重的普遍腐败和两级分化,更由于中共政权对民间自发信仰的打压,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处境急遽恶化,也使民众对中共权贵集团的不满日趋强烈,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也随之急遽衰落。但是,由于民众的合理的权益诉求和反腐败要求没有合法的表达渠道,也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应,所以民众就只能以示威、请愿等自发的群体抗议来争取自身的权益、揭露腐败和伸张正义。于是,另一类不同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民间良知应运而生,他们是“农民英雄”、“工潮领袖”、“反腐英雄”和“殉教英雄”。他们不是产生于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而是来自民间的维权运动,带有更为强烈的草根性。尽管由于中共政权对民间力量的严厉打压,使这些民间英雄的影响大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群体之内,还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号召力和动员力,但是,他们的那种来自草根阶层的道义正当性则勿庸置疑,而且随着民间维权运动的扩张和深入,分散的民间运动终将通过自发的组织化而凝聚起来,各地和各群体之中诞生的民间英雄也将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已经丧失道义合法性的独裁权力。

除此之外,在知识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智囊型人物,尽管对政府政策有一定影响,也因此而受到富裕阶层和国外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但在民间的评价中,也只能落得鲁迅所谓的帮忙帮闲形象。特别是作为“显学”的御用经济学家,他们在回避最核心的制度问题的前提下,对稳定优先、经济优先和腐败有理的辩护,被民间嘲讽为“权贵们眷养的看门狗”,一路上不停地摇头摆尾,振响脖子上的金铃铛,招摇过市。而象茅于轼这样的体制外经济学家,尽管其观点无法上达中共高层,却以敢于直面真问题和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而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作为官方智囊的代表人物的吴敬琏,也因其对股市散户利益受损的关注,在“吴市场”的称呼之外,又多了一个“社会良知”的民间美誉。其它学者如杨小凯、周其仁,因其经济学超越了数字游戏而上升为对农民权利和体制弊端的高度关注,而被誉为学问和良知俱佳的经济学家。再如刘军宁、秦晖,前者因对宪政民主的大声疾呼而被清理出官办社科院,却被民间知识界誉为“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良心”,后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杰出论证而屡被清华大学整肃,却被民间知识界誉为“秦晖底线”。同样,为农民请命而丢官的李昌平,仅凭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农民英雄。

在律师界,着名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因敢于为异见人士出庭辩护而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二人先后为敏感的异见人士鲍彤、王军涛、高瑜、魏京生、刘念春、刘晓波、方觉、徐文立、江棋生、新青年学会和辽阳工潮领袖姚福信做过辩护,并不同程度地遭到官方警告甚至跟踪。重庆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建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专门为民工们提供法律援助,先后代理过1019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打过600多起民工伤残赔偿官司,并收留那些因工伤而无家可归的打工仔,被民间社会誉为“打工仔律师”。但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打工仔律师”却很难见容于地方政权,周律师在深圳的事务所被深圳龙港区法院强行取缔。

(三)化公为私的另类私人化

在描述中国的民间升值现象时,还必须提及一种另类化公为私的私人性的成长,因为这类私人性的畸形发育,既得到了来自体制的纵容,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辩护:即作为社会公器的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官员,也由公共性向私人性演化。在政治上依然独裁的当下中国,官本位意识的空前膨胀和自利意识空前觉醒之间的相互激荡,使人们为了牟利而热衷于跑官买官和攀权附贵。于是,这种官本位的权力已经失去了社会公器的性质,而畸变为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具。换言之,中国最大的私有化,绝非财产的私有化,而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而且,这类私有化也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中共政权的本性。可以说,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说清中共权力的性质,而要说清中共权力的性质,就必须从公权力的私有化入手。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邓江时代,公权力的私有化从来没有改变过——公权力成为一党私具。至于是个人极权还是寡头独裁,是中共权贵家族的内部分赃还是有限地吸纳其它阶层的效忠者,都改变不了公权力的私有化这一最基本的事实。

就政权本身的性质而言,中国的公权力在本质上一直是私有化的,传统帝制时代是“家天下”,公共权力在一家一姓之内循环,科举制度不过是吸纳“家奴”的机制而已。1949年后的中共统治把“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中共从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公权力作为维护一党私利的工具,形成了财产公有制和权力私有制的畸形组合,“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道出了中共后代的权力私有意识。这种“党天下”的极端发展,甚至演变成整个中国沦为一人之私,数亿国人沦为毛泽东个人野心的实验品,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韩战,中国也将象北韩的金家天下一样,由“党天下”回归到“家天下(毛家天下)”。而改革开放之后,公权力的一党之私变成了特权寡头们的内部分赃和掠夺社会财富的私具,权力私有化和财产私有化皆要量化到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太子党”的出现绝非时代演变的偶然,而是中共政权的本质在不同时代的必然,是当下中共特权阶层的内部权力分赃。权贵家族普遍奉行的家族双轨制——有人当高官而有人做富豪——就是一种内部分赃的制度性安排。平民要想跻身于权力高层,并在权贵们地盘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就必须首先将自己变成“党奴”。但是,一旦遭遇内部权争和政治需要而必须拿出祭品之时,进入高层的平民子弟就会被率先送上权争的祭坛。而那些根红苗正的权贵子弟则大都安然无事,继续为所欲为。

就中共的各级官员来说,传统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的衰落,导致了惟利是图的实用主义从政动机,上下级关系变成裙带关系,乌纱帽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要挟,政治忠诚变成了基于利益的私人效忠,政治责任变成了利益交换。在表面上,权力代表着公共利益,官员代表着人民公仆的责任,而骨子里,却意味着私私相授和唾手可得的既得利益。最终,形成如此恶性循环:一方面,对乌纱帽的渴望只基于对权力本身的渴望,对权力的渴望又仅仅基于对既得利益的贪婪;另一方面,对失职的恐惧源于对乌纱帽的恐惧,对乌纱帽的恐惧源于对既得利益的恐惧,而越看重既得利益就越要为保住乌纱帽而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越不择手段就越没有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忠诚可言,就越容易导致权力腐败、玩忽职守和酿成祸患。

在制度本身的邪恶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也在吏治败坏已经普遍化的情况下,那些在官场权争中的失败者,特别那些因腐败而身败名裂的官员们,普遍地感到冤屈并产生“替罪羊心理”:大家都一样自私贪婪腐败,为什么霉运偏偏落在我的头上?还不就是因为我没有过硬的权力后台,才成为更有权势者、权力内斗和政治需要的牺牲品。于是,下级成为上级的替罪羊,官员个人成为权争需要或政治需要的替罪羊,也就是所有官僚都有可能变成制度原罪的替罪羊。

丢掉乌纱帽的恐惧、代人受过的替罪羊心理和利益要挟下的伪效忠,必然使整个执政集团的内部充满了恐怖的阴影、冤屈的仇恨和随时可能背叛的利益激励,剩下的只有对个人的追随而无对制度的信守,只有表面的服从和对丢失乌纱帽的恐惧而无内在的忠诚,只有口头上的徳治而无人格上的对政治责任和职业规则的信守,只有惟利是图的实用哲学而无任何对政治成就感的追求,只有井底之蛙的急功近利而无对自身前途的稳定的长远预期。在社会公器变成牟利私具的从政激励之下,国家公务员也就必然变成了公益事业的蛀虫。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成本最小化而利益最大化的交易方式,就是一种普遍化的赌徒方式:不在乎公益、不尊重法律、不讲道德、不计后果的胡作非为和短视行为。对各级官员来说,就是唯上级所好是从,不择手段向上爬,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挥霍心态,老子一天在位,就要不择手段地享受尊贵、聚敛财富和尽情挥霍,决不管明天早晨是否天下大乱、洪水滔天。一句话:现在的中共统治集团,再无远大的理想抱负和政治责任感可言,而是变成了赤裸裸的牟利集团。

大陆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在为这样的权钱交易的腐败和权贵私有化进行辩护,称之为交易成本低廉的现代化模式,其最具欺骗性的理由是:如此的化公为私,可以很轻易地把公产变成私产,导致私人的暴富,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发家致富,都是在削弱传统体制和政府资源,都是在扩张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源,也就等于高效率地为民间社会积累资源。而在实际上,腐败有理论只是僭冒自由经济学,故意混淆了个人权利优先和旨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公权力之间的严格界限,财产权私有乃为天经地义,任何剥夺合法财产权的行为都是强盗;政府权力的天下为公的性质亦为天经地义,任何化公为私的行为都是腐败。二者之间关系实为自由主义硬币的双面,既不能相互僭越也不能相互拆台,是缺一不可的相互支撑。

所以,中国的钱交易式或垄断式的化公为私,与民间社会自发的自利意识和财富积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私人化。民间社会能否健康成长全赖前者的发育是否健康,而后者成长得再快,也不代表真正的民间力量的发育,对促进民间社会的成长更是毫无益处。问题还在于,如此缺乏道义正当性的增长和暴富,不是公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全无自由的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带给弱势群体的除了不公就是苦难,带给中国社会的除了腐败就是仇恨;它绝非社会转型的正常代价,而是跛足改革的畸形代价,即完全失控的强盗式抢劫和裙带式偷窃的代价。而主流经济学家却轻描淡写地把它称之为转型的必要代价,且是可能付出的代价中最小的代价。这样的经济学,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特权主义。

因为,第一,它剥夺了民间权利的获得和成长的机会,使公权力变成一党私具,使公权力的产生没有任何公共性,其行使也不受公共意志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了极少数的一方占有全部权势而绝大多数的一方则毫无权势的社会结构。第二,它依靠不正当手段与民争利,掠夺大量本来应该属于民间的机会和财富,导致对民间私营经济的歧视,使平等而透明的健全市场无从建立,造成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巨大不对称,使民间资本必须屈从于权贵才能增值的分配格局,使民间资源永远无法成长为可以抗衡权贵阶层的独立社会力量。第三,权钱交易和权贵私有化造成社会公德的全面衰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变成了通行规则,生意人无信誉和商场无诚信变成社会信条,使相互欺诈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态,民间社会如同一盘散沙那样缺少凝聚力。第四,权贵集团为了保证既得利益的最大化,也为了逃避被清算的命运,必然要全力维持现政权的稳定和阻挠政治民主化,致使日益积累的深层危机得不到缓和化解,为中国的未来埋下足以导致全面崩溃的巨大隐患。事实上,中国政改难以启动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保守,而是权贵集团维持自身权益的自私动机。

以上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断裂程度之深之巨:极少数人构成的强势阶层与绝大多数人构成的弱势群体之间、少数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广大落后地区之间、城镇及其居民和乡村及其农民之间……的断裂,二者在权利、机会、收入、社会保障、资源占有、现代化水平等方面的巨大不对称,甚至恶化到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无的程度,从而使利益再分配变成了赢者通吃的游戏。与此相应的是另一类更致命的断裂,六四后的十三年,“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场”的分裂景观,乃为中国社会的不争事实,以至于逼迫官方不得不对其传统价值系统做出权宜性的调整(“三个代表”),即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公权力的私有化和公共权益的最大化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有靠暴力、谎言和利益收买所支撑的自私权力,而在道义上却威信全无。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是出于不得已,人们的歌功颂德完全是假意应付。社会诚信的沦落首先是制度、政权和官僚们的全无信誉,其次才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假冒伪劣盛行。

二、民间组织的发展

这个“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断裂社会,有两种不可遏制的动力推动着民间组织的发展。

一方面,财富再分配所导致的利益分化,思想启蒙和现实变迁所导致的价值多样化,形成了推动社会多元化(利益集团、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强大民间动力,特别在非政治领域,社会多元化、民间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私域空间的扩大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与僵硬的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当公众的民间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之后,民间力量必然不断扩张,积极要求自身权益的扩大,而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之下,民间的正当权益诉求既无合法化的组织化的表达渠道,也很难得到体制内的正面回应;民间的合法权益的受损也很难得到体制内的补偿和保护,无论是包青天式清官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司法系统,都无法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公正和政府信誉,正式制度的权威便在迫切需要社会公正和政府信誉的民众心中大幅度贬值,体制外的民间维权运动必然应运而生,民间运动的持续不断也就必然对民间权威和民间组织产生迫切的要求。于是,中国便形成了民间运动—民间权威—民间组织的体制外状态。中共政权对人权和政治异见的迫害导致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对广大弱势群体权益的长期无视和盘剥导致了民间的工运和农运,对官员腐败的纵容甚至保护导致了民间的反腐败运动,对价值多元化的不宽容导致了民间的宗教运动,对结社自由的镇压导致体制外自治组织的秘密出现……而一个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社会公正的急切渴望的政权、一种无法把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和反对声音合法地整合到体制内的制度,早晚要走到自己的穷途末路——制度性权威的完全丧尽和制度性镇压的整体失效。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被政权排斥到体制外的民间力量,经过长时间的压抑和积累之后全面爆发之时。

换言之,当一种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下列社会要求——通过能够整合官、民双方的普遍化法治秩序,既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特别是容忍对政府的批评或反对,又能把不同的利益、价值之间的冲突限定在合法竞争的限度之内,把对政府的批评或反对限制在合法表达的限度之内,把竞争和反对的方式限定在和平方式之中——之时,这种制度便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任何其它的稳定策略也就只能是权宜之计。正如西谚所云:人民只会长久地拥护那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政府,而决不会无限期地忍受那种只允许歌功颂德的政府。一个不允许合法反对的政权就是一个不具合法性的政权,这一政权对和平反对派的体制性排斥就是在为自己准备暴力掘墓人。能否体制性地容纳反对派乃为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在中共政权的严格控制和严厉打压之下,体制外的民间社团仍然难以抑止地迅猛发展,而民间社团发展的难以抑止,恰恰是社会多元化和民间社会逐渐成熟的最醒目之标志。也就是说,只要现行制度无法满足民间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只要百姓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合法的组织化表达,只要反对派得不到合法身份,无论中共对民间诉求多么漠视、对民间运动及其组织多么仇视和恐惧,其镇压多么严厉,也无法有效遏制各类民间运动的自发产生,无法完全扼杀在民间运动中诞生的民间权威和反抗性民间组织。体制外的民间运动将长期存在下去,民间权威和民间组织也将不断地产生出来,哪怕只能在充满人身风险的恐怖制度下,也将隐秘地顽强地灵活地生存并不断扩张,人所皆知者如:

1、准宗教的民间气功组织和宗教性的家庭教会。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两类民间组织。前者借助于本土的宗教和准宗教资源,后者借助于西风东渐的宗教资源。尽管法轮功、中功和基督宗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地下教会都受到官方的不同程度打压,但自发信仰的力量绝非强制镇压所能摧毁,正所谓“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六四之后,当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去劝诱力之后,也当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化途径被官方堵塞之后,民间宗教组织却能顶着官方的打压而获得超乎任何人预料的大发展,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参加者以数千万计。法轮功反抗官方镇压的动员规模、坚韧性和多样化手法,为自发民间社团在非暴力反抗中走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由于对法轮功的论述已经不少,我本人以前也多次专文论述过法轮功现象,所以此文从略)。

天主教和新教的家庭教会遍布城乡,官方统计大致有三千万信徒,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民间天主教徒与官方爱国教会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因为,新教徒只要承认《圣经》的权威即可成为教徒,其传教方式也是口口相授,没有统一的教会权威。而天主教的入教则相对严格,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只有一个神圣的教会权威即梵蒂冈,各国的天主教徒也只承认由梵蒂冈任命的神职人员,任何其它宗教权威和世俗政权无权任命各地的主教,即便强行任命也不会得到教徒的承认。而在中国却相反,中共拒绝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拒绝承认梵蒂冈的权威和大陆教徒自发组织的家庭教会,而只承认官方认可的宗教组织,神职人员也要由世俗政权指定,并依靠政治权力强制中国的天主教徒承认世俗政权认定的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所以,中国的基督宗教的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在其组织无法合法化、在梵蒂冈任命的神职人员不被官方承认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和教徒的虔诚,也就只能以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组织来坚守信仰。家庭教会的大发展,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的宗教政策的失败:官方可以动用专政机关摧毁民间的教堂和逮捕大量家庭教会的成员,但它仍然无法阻止诸多教徒参与家庭教会的定期团契,无法阻止信徒们每周都要举行祈祷和交流,无法让新教教徒在信仰《圣经》中上帝的同时信仰官方的“三自基督教教会”解释中的上帝,更无法让天主教徒们抛弃梵蒂冈的权威而接受官方的“爱国天主教教会”的权威,无法让他们远离由梵蒂冈任命的神职人员而承认官方指定的有着行政级别的神职人员(中国官方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也被分为副总理级、部级、局级、处级、科级,所谓局级牧师和处级和尚,此之谓也)。所以,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及其广义的基督宗教的家庭教会的自发发展,官方只有坐下来与梵蒂冈谈判,并达成以信仰自由为核心的协议,才能化解世俗政权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

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大发展也在提醒世人:中共政权对宗教自由的禁止,违背了寻求自主精神生活的广泛民意,也与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同时,如果民众不主动争取法治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而只被动地满足于物质上的温饱,民众便无法免于恐怖的生活,更无法获得灵魂的丰盈。

另外,论及中国的宗教问题,理应涉及藏传佛教以及新疆穆斯林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西藏宗教以及达赖喇嘛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中共承认西藏各教派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不承认西藏的最高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合法性,而这种矛盾性又来自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问题,所以,藏传佛教与中共政权的关系,不同于其它民间宗教组织和中共政权的关系,在此从略。感兴趣的读者请读王力雄的着作《天葬》和《与达赖喇嘛的四次对话》。

2、环保和防止爱滋病的民间自治团体。由于环境恶化和艾滋病泛滥乃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全球性问题,也使中国的这类民间社团在国外具有了一定的影响。民间环保组织“绿色之友”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经常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并得到国际捐助。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中,王力雄、梁晓燕等人经常去边远和贫困的农村,对农村孩子进行环保启蒙教育,意在让环保理念普及到边缘地区的民间。民间医生高耀杰和民间防治艾滋病组织“爱知行动项目”,不但做了大量防治艾滋病的实际工作,且联手把河南的艾滋病灾难(卖血传染)以及地方政府的隐瞒行为向世界爆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现在,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对严重的艾滋病问题遮遮掩掩了,而是公开谈论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并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但,官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资助。

必须指出,在中国,所有合法的社团实际上都不是国际公认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而是中共政权幕后操控的社团,其存亡完全取决于政权本身的利益权衡和权力恐惧的程度。表面上,这些社团的注册和管理归民政部门,而实际上决定其存废的权力在中共安全部门手中。如果安全部门认为它们的存在对官方利益没有威胁,它们就能生存下去;而一旦认为这类社团的存在具有威胁时,它们就必然或被取缔或遭整顿。比如,“自然之友”在2003年的社团年检中,受到安全部门的警告,要求该组织将异见作家王力雄除名。“自然之友”的负责人梁从戒马上惟命是从,先是规劝王力雄主动退出,在遭到王力雄的拒绝之后,就独断地将王力雄除名。王力雄作为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理事会成员,对该组织的发展、扩大影响及其实际活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他被开除却没有履行任何组织程序,没有召开理事会,更没有理事会上的民主表决,完全是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在当局授意下的个人独断。这样的合法民间组织,与八个花瓶民主党派一样,完全操控在中共手中,其内部整肃也与中共的党内清洗一样,完全是无制度无程序的人治行为。

近些年,中共越来越奉行机会主义的统治策略,应对国际压力的手段也相对灵活,特别是对于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社团,中共的态度完全是基于惟利是图的翻云覆雨。“爱知行动项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的悲喜命运非常具有代表性。当官方认为卖血导致的艾滋病有损于政府形象时,就取缔该组织并拘捕其负责人万延海。当时正值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之时,中共的野蛮行为引起巨大国际反弹,联合国的有关部门、西方的艾滋病组织和人权组织纷纷批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形象深受损害。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资助中国防止艾滋病的上千万美元,也可能将因此而告吹。所以,中共在经过利益权衡之后,觉得在艾滋病问题上隐瞒真相和整肃“爱知行动项目”,既有损政府形象,又使差不多到手的国际捐款流失,实在得不偿失。于是,官方出于修补形象和谋求国际资助的双重利益,不但很快释放了万延海,而且允许该组织正式注册,万延海也可以自由出入国境,以民间组织的招牌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被政府承认的“爱知行动项目”,也就必然失去了原来的民间性,而变成被官方操控的对外点缀。如果该组织的行为超过了官方界限,说不定某一天遭到再次被取缔的命运。

3、各类民间和准民间的行业协会和文化学术社团。这类民间组织凝聚了大量知识精英,有些学术社团完全靠自负盈亏来养活自己,并成为某一学术专业的民间中心。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双周一次的学术讲座上,自由的学术交流和思想交锋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享受。还有“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组织,也经常举办各类民间活动,最着名的一次就是2001年12月18日,该中心在广州番禺长龙大酒店举行“中国农民及私营经济问题座谈会”,邀请的主要人士大都是党内民主派,如朱厚泽、杜润生、李锐、于光远、吴象。最近,刘军宁等自由知识分子又成立了民间学术组织“九鼎中国事务研究所”。

另外,一些着名民营书店如北京的“万圣书园”、贵州的“西西弗”等,也都具有思想沙龙的功能。“万圣书园”经常邀请知识名流举办学术讲座、诗歌朗诵会甚至小型的现代艺术展,就热点时事、社会转型、弱势群体、两级分化、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民间讨论。2002年5月19日,该书店举办了美国着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和北京知识界的学术座谈会,在全国知识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4、大陆近几年兴起的个人网站也有着准民间组织的功能,有些网站的创办动机之一,就是以此来凝聚民间资源(思想和人员),如由刘军宁、王怡、陈永苗等人主办的“宪政论衡”,其宗旨就是为民间思想提供讨论和整合的平台、凝聚自由知识分子和推进中国宪政民主化改革(关于大陆民间网站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我的另一组文章《温和抗争,渐进自信》,发表于《民主中国》2002年3月号)。

5、自发而秘密的劳工组织和农民组织。大量失业下岗职工和受到残酷剥削的打工仔,对组织独立的民间工会的要求也日趋强烈,广大农民也不断提出组织独立农会的要求。尽管中共严格打压民间自发工会和农会,并利用官方工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是,民间的自发组织化是难以抑止的。频繁的群体性示威请愿活动为组织化提供了动力和资源,每一次成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都有领袖和组织核心,同一单位或同一地区的反复示威请愿,已经形成了自发组织的雏形,并出现了新型的工人领袖(如辽阳工潮中的姚福信等人)。

在农村,由于基层权贵对农民的榨取愈演愈烈,而国家的正式制度又无法满足村民的利益诉求(政府官员和司法都不会为农民主持公道),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农村中便不断地出现被誉为“农民英雄”的领袖人物,并在这些“农民英雄”的运作下,自发的反抗性的民间组织化力量也就应运而生。在中共不允许独立的民间自治组织存在的严酷制度下,这类“农民英雄”和反抗性组织的出现,是农民与政权之间的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四川省仁寿县谢安乡农民张德安带领广大农民依法抵制县政府的乱摊派,经过团结、勇敢、艰苦的持续斗争,最终推翻了县政府的摊派决定,从此负担大大减轻,持续10年处于全县最低水平。这样自发的组织化抗争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和智能。对于争取自身正当权益的农民而言,这样的自发抗争远比期盼青天大老爷更有意义。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就是对主奴意识的超越——与其被动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赐,不如自下而上地主动争取。

6、最后,即便是最为敏感的民间政治组织和人权组织,也在最为严厉的打压下坚持着,而且做出了不错的成就。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六四难属群体就是这类民间力量的杰出代表。在敦促中共纠正错误、追究罪责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运动中,毫无疑问,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这个由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更为可贵的是,尽管这一群体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自发的韧性抗争始终本着“博爱、宽容、温和、理性”的原则进行。所以,六四难属群体的人道运动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支持和同情,从1994年到2000年,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人权奖”: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1996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1999年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2000年获第二届世界民主大会颁发的“民主勇敢奖”。而且,2002年,“天安门母亲运动”还获得了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在1998年宣布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尽管在中共的严厉镇压之下,由于绝大多数骨干成员被捕而七零八落,但是在该党的核心层员要么深陷囹圄要么流亡海外的艰难处境之中,仍然有极少数民主党员秘密地坚守着该党的残余组织,也有身在大陆的该党成员不断以该党的名义对公共事务发言,使该党的名称仍然具有民间组党的象征意义。另外,极为有良知的几个青年人成立的读书会“新青年学会”,也被中共定位非法组织的,杨子立等四名该会成员至今仍在狱中。前不久,中共安全部门又以“涉嫌非法组织”而逮捕大四女学生刘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民间反弹。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对民间力量走向组织化的恐惧是何等强烈。

三、政府应该尊重结社自由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国际通行意义上的NGO,即没有合法而独立的民间自治组织。大多数民间组织,要么是受到政府操控的合法社团,要么是受到政权打压的非法组织,民间社会还缺少组织化的凝聚力和动员力,民间的结社自由权利更缺乏法治化的保障,整体上仍然处在实质上的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在各类社会危机持续积累的当下中国,仅靠政府机器的刚性的外在管制来掩盖危机和压制不满,而没有合法地释放社会不满的泄气阀或减压阀,没有制度性地吸纳民间反对派的政治框架,更没有民间的独立于政府的柔性自我管理,民间与官方越来越形成相互敌对的两极,而民间反对力量与官方的统治力量不能合法地和平共处,无法在双方之间形成关于社会正义的基本共识,也就无法将双方纳入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包容的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所以,对于化解已有危机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来说,中国的现行制度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统治方式如果仍然维持下去,那么在社会多元化自发成长难以控制的现实条件下,长期积压的不满和处于秘密状态的反对力量,总有一天会形成百川归海的合力,使中国出现对任何人都绝无好处的危机总爆发的失控局面。

在中国,一方面,由于民间的合法自组织状态的真空,社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盛行,使外在的法律约束和内在的道德自律基本失效,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合法联系,人与人之间得以和平共处的基本社会公德,已经被法律之下和公德之外的灰色潜规则的通行无阻所代替,实际上社会已经处于普遍失范状态。换言之,现存秩序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以赤裸裸的暴力为后盾的恐怖秩序之上的,随时可能被深埋的仇恨和贪婪的横行所瓦解。江泽民当政的十三年,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自发群体抗议事件不断发生,并大有从农村向城市、由边缘向中心蔓延、由分散的小群体(农村的自然村和城镇的单位)向联合的大群体(农村的一乡甚至一县的联合和城镇的跨单位甚至跨城市的联合)的趋势,而且抗议运动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去年春天发生在大庆油田以及辽阳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而更为有力的证据是法轮功,该组织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国际性且高度组织化的抗议运动。

也就是说,目下中国的民间自发式政治动员,决不会以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是精英们想不想要底层动员或底层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为底层的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政治参与能量导入一种法治的非暴力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因为,上层的作恶多端和底层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底层所积蓄的政治参与热情早已足够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当民间的政治参与要求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参与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一旦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六四后被强制压抑了十几年的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必须记住如下国情:即便不谈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仅凭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大罪恶所积累的伸张正义的要求,就足以发动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因为二者皆是欠下超额血债的罪恶。常识所说的“压迫越深重而反抗越激烈”,此之谓也。

从眼下看,当代中国的城里人(特别是中心城市)是幸运的,1992年启动的经济改革,使之突然享受到从来不敢奢望的物质富裕,甚至提前享受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享受到计算机带来的网络全球化的后现代……与更广大的边缘地区及其更庞大贫困人口相比,这种物质享受简直是超前、太超前了。以至于,郊外别墅、私家轿车、远足休闲、出国旅游和波波族情调,不仅足以抚平大屠杀所制造的灵魂创伤,也足以无视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人权灾难,足以罔顾广袤中国还处在前现代化阶段的冷酷现实。

然而,从长远看,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均资源极端匮乏并处于激烈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即便有良性社会制度的保障,其资源竞争的残酷性也将远高于其它国家,绝大多数国人要想享受到现代化生活,也仍然要走漫长的坎坷之路,绝非江泽民许诺的再有20年就能实现全面小康——这种独裁者的信口胡说,只是用玫瑰之梦催眠民众,以便掩盖危机四伏的现实和不容乐观的未来。何况,中国的制度本身仍然处在恶性循环之中,且看不到官方决心走向良性制度的诚意。

在此情况下,中共政权必须启动政治改革,与其继续维持漏洞百出且效率递减的对民间组织的严控,远不如尊重民众的结社自由权利,通过修改“社团法”,以法治的手段对之加以规范和引导,既可以减轻政府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又能尊重公民的自治权利,充分动员民间资源和发挥民间的首创精神,使之成为民间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健康力量,为一个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出现和逐步成熟提供制度依托,最终形成良性的民间自我管理的自治秩序,使社会具有充分的自我维持、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整的能力,最终使中国进入大社会和小政府的良性秩序。

(有关民间社会发育的更详尽的研究,请参见张祖桦所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的第八章“培育民间社会”)

2003年2月9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