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大陆媒体从业者的民间化努力

改革以来,社会对官话的厌恶和对民话的喜爱,已经成为民间评价系统的惯例。官话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普遍质疑,御用写手的“媚权”言论变成了最大的“媚俗”。而民营机构、民间写作和境外媒体的信息价值急遽上升。以至于,那些仍然在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记者和教授学者们,只要还在乎自己的文字声誉,就必然声称自己的写作坚守著“民间的”或“独立的”立场。以至于,连中共第一喉舌的央视,也用民间立场来标榜自己的某些栏目和专题(如“东方时空”、“实话实说”)。以至于,新上任的胡锦涛也对中央级喉舌发出指示:尽量减少新闻节目中党政要员的活动的报道时间和版面,增加对民众关注的信息的报道,以加强传媒的“人民性”来平衡“党性”的独霸地位。换言之,媒体界追求民间立场的趋向,不仅来自市场化竞争中的效益驱动和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巨变,也来自新闻从业者及其供稿人的观念更新、做人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追求言论自由的拓荒精神——以北京的地下民刊和西单民主为代表。《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沃土》、《人权》和《今天》等民刊,不仅发出了民间反对运动的第一声呐喊,而且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最宝贵的民间资源。我们会记住魏京生、徐文立、陈子明、王军涛、胡平、刘青、芒克、北岛和任婉町等人对开辟民间言论空间的宝贵贡献,并记住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同时必须提及的还有,始于八十年代的新闻业者们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特别是以刘宾雁、王若水、胡继伟、钦本立、戈扬等老一代为代表的新闻业者,对言论开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们的新闻良知的推动下,他们所主持的《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成为领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传媒重镇。他们发动并参与了关于传媒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大讨论,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大声疾呼,开启了媒体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即由“党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转变。为此,他们也都为坚守新闻良知付出了代价,或至今流亡国外,或被排挤到边缘和受到监控。特别是《世界经济导报》,由于在中共十三大后,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识分子大声呼吁政改的文章,又在1989年的多事之春,组织悼念胡耀邦的讨论会,积极介入伟大的八九运动,所以该报遭遇也最为悲壮,在八九运动初期即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强行查封,编辑部人员先后受到严厉整肃,主编钦本立在病床上被开除党籍并悒郁而终,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至今流亡美国。

尽管八十年代的言论春天被六四后的政治紧缩所中断,但对整个90年代的媒体民间化仍然具有示范作用。邓小平南巡以来的十一年间,尽管中共政权还不容许民间办媒体,但私人资本和自由职业者已经大量介入传媒业,许多媒体不过是打着官办旗号的民间传媒。同时,所有的官办媒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都尽量向民间立场倾斜,即便被多次警告、换血整肃和关门大吉(上至中央级媒体下至地方小报,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整肃),也难以使其彻底就范。

改革以来,尽管媒体在名义上仍然是党营的,但在办报方向上尽力追求“民间化”色彩,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其媒体一直走在言论开放的前列,以敢为天下先而著称,已经成为严肃报刊追求民间化的表率。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报刊发表的言论就曾多次引起过全国性的轰动。《蛇口通讯报》发表对中共御用的道德导师李燕杰的质疑长文,并被《人民日报》转载,从而引发全国性大讨论。《深圳青年报》更为大胆敢言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率先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及其它大胆言论,该报于1987年被查封,编辑部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20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以向民间立场倾斜而在全国纸媒体中一支独秀,成为大陆最受民间欢迎的严肃报纸,多次受到中宣部的警告和整肃,但是,即便2001年的编辑部大换血,也没有完全改变其向民间立场倾斜的特色,继续巧妙地拓展夹缝中的自由空间:价值观上的现代文明导向,新闻报道上关注敏感问题和揭露黑暗面,利益关怀上为弱势群体代言。十六大前后又有了新的突破:一改回避重大政治事件而专注于社会事件的传统,对十六大的政治意义和人事安排都做了不同于官方定调的解读,表现出符合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倾向:1,在对高层人士安排的报道上,全力凸出胡锦涛而淡化江泽民,其明显的挺胡倾向与北京上海的挺江形成鲜明的对比。2,通过社评、长篇新闻报道、学者专栏和专家访谈等方式,全力呼吁修宪及其政治改革。

新世纪到来,广东又有《21世纪经济报道》和《21世纪环球报道》异军突起,其自由主义导向从创办之初就极为醒目,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敢言,甚至超过了《南方周末》。如,两报关于十六大、新一届常委和高层新动向的报道和评论,在深度和力度上皆有所突破,其舆论导向是呼唤政治改革和产权改革。《深圳周刊》在十六大期间因出现“政治问题”而受到整肃,也就一点不奇怪。特别是《21世纪环球报道》,对其它媒体不敢触碰的敏感人权问题做了独家的长篇报道,一是关于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的最后一次访华,一是关于中美人权对话后对美方代表的独家采访(两篇报道均由近年成名的年轻媒体人安替采写)。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史上还是第一次。再加上《南方都市报》和半月刊《南风窗》,广东媒体成为民间立场最鲜明的言论重镇,代表着大陆新闻从业者们追求新闻自由的可贵努力。其它省市的纸媒体如《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社会科学报》、《华商报》、《蜀报》、《财经》、《书屋》、《中国改革》、《三联周刊》、《读书》、《天涯》、《万象》等,也一直进行着民间化的努力。

在这种民间化的努力中,最敏感的电视传媒也在报纸媒体的压力下有很大的进展,在央视的“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栏目的示范下,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创立类似的栏目。这类电视节目主要通过三方面的努力来追求民间化:一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爆光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阴暗面和热点社会问题,为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百姓鸣不平。二是把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记录片、现场对话和电视讲座等形式(如央视的“实话实说”、湖南卫视的“新青年”),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和关注“老百姓的问题”。三是邀请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入节目制作,或聘请他们做栏目顾问,或邀请他们做节目嘉宾,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有些栏目也因此受到过整肃,如湖南卫视请了朱厚泽和李锐做节目嘉宾,成为江泽民政权眼中的最大政治错误。

民间舆论空间的拓展必然不断地压缩官方管制的边界,甚至已经触碰到了最敏感的政治领域的边缘。如,《证券市场周刊》发表揭露李鹏家族腐败的文章,《南方周末》把为农民请愿而丢了乌纱帽的李昌平选为2000年度新闻人物之首,今年年度新闻人物的评选,候选人的名单中就有曾被中宣部点名批判过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即便是中共的舆论中枢中央电视台,也能把有良知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吴敬琏选为2001年经济界十大杰出人物之首。十六大后,广东报纸对十六大的另类报道,《南风窗》不断地发表呼吁政改的文章,北京的《炎黄春秋》公开发表李锐先生呼吁政治改革的上书和杜导正等人呼吁政改的文章。

在民间倾向比较鲜明的媒体任职的编辑、记者和为其供稿的知识分子,大都持有自由主义信念,但在大陆特定的言论环境中,他们的公开言论呈现出双重色彩:在纸媒体上谨言慎行而在互联网上大胆无忌。近一年来,一些还能在国内公开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经常在网络上讨论如何扩展民间言论空间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给定的言论环境中,1,如何在公开发言中,既坚持民间的自由主义立场又保证媒体生存?2,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媒体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体制转型?3,在必须按照主旋律口味写作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消减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让读者在字缝里读出弦外之音?4、学会打擦边球式的写作,究竟是一种有效的发言方式,还是灵魂自戕?

在讨论中,《21世纪环球报道》的驻京记者安替提出一种“新新闻”的写作方式,即在新闻写作中,以还原事实为核心,尽量做到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立客观。《21世纪经济报道》的社评写手王怡提出“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写作策略,如果自由知识分子自视清高,只为保持道德纯洁而不与官办媒体合作,那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参与推动和平演变的权利,放弃了渐进地推广自由信念的努力,而把大量本该可以利用的言论空间拱手相让,这才是对争取言论自由和扩展民间言论空间的不负责任。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公开媒体,努力和逐渐推动公开表达的自由度,不断将宪政民主的具体目标及其渐进政改的民间策略在公开发言中点出来,以此来尝试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大言论的尺度,越是在类似十六大这样的重大时刻,就越应该在公开媒体上争取发出声音,哪怕是不得不加以修饰!哪怕是以寄希望于大陆蒋经国的方式对胡锦涛施加启动政改的诱导性压力!

现在的大陆,以专制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不断拓展的言论空间同时并存,遂使公开挑战政权的道义英雄式的冲动和行为极为罕见,而不唱高调而踏实做事的年轻人则是这一群体的主流,他们既具有的自由主义常识和动手做实事的能力,又善于巧妙地策略地进行抗争和自我保护,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给定条件下,他们还要想尽办法改变周围的小环境;在民间无法创办合法传媒的条件下,他们就争取利用官方传媒的漏洞和创办个人网站——哪怕这些办法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彻底,也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3年2月6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