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人权觉醒:签名抗议精英色彩的淡化——从几个案例看民间人士对人权的关注

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对敏感的政治性人权案件的关注之外,民间人士也越来越关注不太敏感的人权迫害事件。由于关注此类人权事件的个人风险相对较低,官方的监控也相对较松,所以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就更高。如新闻记者权利被侵害,司法不公导致的各类人权迫害,民工的拘留遣送,收容所、看守所和监狱的刑讯逼供及酷刑,警察和其它执法人员滥用权力和暴力造成的人权伤害,同性恋者的人权保护,情妇接受婚外恋男人的遗产的合法性等……此种关注,不仅涉及众多具体案例,更扩展为对歧视人权的制度的广泛关注,对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发出持续的质疑,如户籍制及暂住证制度,两劳制度及收容遣送制度,上访制度及民众的知情权和申诉权,保证司法的程序公正等……。民间自发的言论参与、学术讨论和法律援助,不仅在官方难以控制的互联网上很普遍,而且在有些人权案例上的民间抗辩,还可以发表在控制很严且影响较大的纸媒体上。

1997年,戴煌、杜导正、李普、邵燕祥、张思之等十位著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表公开信《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为河南一位被冤判死刑的青年农民曹海鑫大声疾呼。他们的呼吁还得到了杜润生、李锐、胡继伟等人的支持。在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救人而四处奔走,为司法公正和扞卫人权而向制度性邪恶挑战。尽管他们的努力在独裁权力面前连连遭受挫败,也无法改变曹海鑫冤死的命运,但是他们的努力毕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惊动了高检、高法、人大和政协,使之出面关注此案。也引起了新华社、法制日报、中国律师杂志、南方周末、社会专刊等新闻单位的关注。1998年9月25日曹海鑫被秘密处决之后,戴煌等人仍然继续为冤案的平反和揭露事实真相而努力,并在1998年11月,完成了《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虽然此文的公开发表也历尽周折,但仍然在四个月后,《今日名流》1999年3期率先登载此文,并被多家报刊转载,使曹海鑫被冤杀的真相终于公诸于众。

2001年上半年,国内各媒体曾广泛关注“割舌事件”,即山西省岚县公安局为了封人之口,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嫉恶如仇的青年农民李绿松。警察们使用各种刑具,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并将其舌头割去1.2-1.5厘米,直到小伙子濒临死亡才被释放。《南方周末》对此执法违法、警察恶性伤人的事件进行了跟踪采访和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也迫使当地政府对有关警察进行了处分。

2001年5月,《南方周末》、《今日名流》、《书屋》等有影响的报刊被整肃,完全脱离体制的任不寐、傅国涌等人,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抗议和呼吁。而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借助于《问题与主义》网站就此事件开辟的“我们有话要说”专栏,每个人写下一句话,或表示对被整肃刊物的敬意,或对官方发出置疑,前后写下“一句话”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位,虽然出语大都温和,但也算是一种准群体签名的抗争方式。

2002年8月18日,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四位警察滥用拘捕权力,以怀疑一对张姓夫妇在自家中看色情光盘而将其拘留。民间对此事件做出了巨大反弹,在网络上出现了热烈讨论和诸多质疑,著名的《南方周末》等报刊从该事件一曝光就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邀请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刘军宁专门就此撰文。民间对“色情光盘”事件的关注,具有层层深入的特征,首先是注意到执法机关对个人隐私权的肆意侵犯,说明了公众对保护个人私域的高度敏感和重视,对司法机关肆意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厌恶与抗议。其次,抗辩扩展到对人权现状、对专政机关滥用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再次,上升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质疑现行司法制度的正当性,揭露家长式人治政治的弊端。一起执法者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人权案例,引起民间舆论如此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性讨论,凸现了公众的人权意识觉醒的广度和深度。现在,延安警方已经释放了这对夫妇,并向“黄碟事件”当事人张某做了诚挚道歉。除此之外,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并承诺将对本案的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不能说与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毫无关系。这样的人权觉醒和积极抗议在八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2002年最有意义的人权运动,发生在7月份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联署发布《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之后,民间力量争取言论自由的网络抗议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陈永苗和杜导斌两位网络高手,先后发表《保卫个人网站》和《抗议书》,并呼吁征集公开的签名支持,形成了几次公开信文本,最后发出了致最高法院的《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控诉书》,“控诉书”的签名者有近200名网友。同时,茅于轼、任不寐、余杰、杨小凯、吴思等17位海内外学者作家公开发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将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批青年自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迫害的个案,完全是出于人权意识的自觉和履行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良知。任不寐、余杰、安替、王怡等人,都曾专门撰文论述知识分子公开发表签名信的意义,呼吁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仅要表现在言论上学术上,更应该落实到参与扞卫人权实践的公共行为上。他们认识到,自由和人权不是书斋中的优雅坐而论道,更不是传统文化的“独善其身”,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是实际践行和公共关怀。特别是面对恐怖下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人权灾难之时,应该有勇气克服内在的自我恫吓,让自由主义的信念“活在真实的行动中”。民间人权运动已经超越精英化阶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最突出的例证就是扞卫网络言论自由和声援不?袗?老鼠。正如王怡指出:现在,“签名行动的精英化色彩前所未有的淡化”。这其实也是近年来整个网络公开信运动不同于以往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最大特点。……公开信的发起人对于签名者精英身份的认定和排比几乎已经不再重要。在近年来许多签名中,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与普通网友同在一份签名名单上出现已成为较常见的景观。而在八十年代,“签名信完全恪守了精英立场,基本上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向大众的喊话。每一次签名,谁能签,谁不够格,似乎在精英团体中有着隐约的梁山座次。”

【人与人权】2003年1月号

编者注:博讯刘晓波文选使用的是“签名不是排座次,人权抗议精英色彩逐渐淡化——从几个案例看民间人士对人权的关注”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