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坛泰斗和植物人的荣辱——由巴金99寿辰想到的

已经有几年了,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的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所谓的中国仅存的文坛泰斗巴金(我的语气之所以有些轻蔑的意味,乃在于:从文学成就的角度讲,巴金实在够不上泰斗级人物,特别是在文学语言上,他对汉语的贡献还不如年轻轻就去世的萧红)。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老人,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高达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炫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

病夫治国,乃为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只能通过对口形猜测,却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现在,巴金病得比老毛还重,也仍然是“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前不久,这位“文坛泰斗”又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以99岁的高龄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基本丧失了身心功能的巴金本人,尽管在现代高科技医疗的帮助下,他的心脏还在跳,却已经感觉不到活人的气息了,曾经仅存的悲哀也离他而去。巴金,这位在1949年前创作精力很旺盛的作家,自从被中共册封为现代文坛的六大“楷模”之后,就象许多曾经优秀过的知名作家一样,荣耀加身之时变成了文学上的“植物人”,写出来的文字和发表的讲话,要么是假言,要么是媚腔,大都属于语言垃圾一类,除了毒化汉语之外,再无其它有益于精神发育的营养。即便巴金在改革开放之后说过些什么,并被奉为“说真话”的楷模,而翻开洋洋洒洒的几大卷《随感录》,那些真话也大都是些矫情骚痒的文字,并没有真正触到独裁现实和丑恶人性的痛处。他倡议建立“文革纪念馆”,确是良知之举,但在这一呼吁被官方打入冷宫之后,也再没见到巴金继续抗争。六四大屠杀及言论收紧的整个90年代,最需要他这样的名流说真话的时代,但他何尝说过一句!无怪乎著名学者朱学勤质问道:“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而围绕着这位“泰斗”的新闻焦点,不是他说了真话惹出风波,而是只剩下每年一次的寿辰庆典及其病情通报,以及巴金本人重复了无数次的感谢话。由黄浦江边踏进中南海的中共高官,江泽民以降的诸位,也大都在寿辰之时探望过病床上的巴金。随着巴金病情的加重和年岁的增加,庆寿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今年的99岁诞辰,更是官方、亲属和某些文人们的绝好道具。如果巴金还能再挺上一年,等到明年的百岁诞辰,祝寿的话语狂欢,相信会是更为华丽盛大的化妆舞会。凸现“继往开来领路人”的英明伟大,点缀政权营造的小康式太平盛世,需要各类钦定的角色,巴金在这一化装舞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恩宠荣光的统战明星而已。如此被假话充斥的十年,对于自誉靠说真话生存的巴金来说,无疑于自我嘲弄。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六大文坛楷模中仅存的硕果,要算是最幸运的,有望活成中国文坛的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死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不可能被游街批斗,也不可能被逼无奈地写检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杀或大狱的折磨之下。换言之,鲁迅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永存。尽管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地位,变成戏子之间相互混抡的整人棍子,但那不是鲁迅本身的过错,而是独裁制度的罪恶。鲁迅毕竟没有在中共制下变成文学植物人。而其它的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堕入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的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现在,硕果仅存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再由植物人变成政治花瓶。

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他曾数次请求安乐死,但是,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几经交涉,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和意愿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何况,中国还没有关于安乐死法律,巴金请求安乐死,显然不现实。但是,如果不是“大家”需要巴金活着,如果其亲人尊重巴金的愿望,还是能够使他尽快解脱尘世痛苦的。比如,降低特护治疗和紧急抢救的标准,既成全了老人,也能节省些纳税人的钱。

《北京晚报》上刊登的《解读老寿星巴金》一文说:1999年,巴金在某次大病初愈后对社会发言:“谢谢大家,我愿意为大家活着。”这个“大家”是谁?高官、亲朋、文坛诸人、文学爱好者?抑或就是全体国人?为什么全不顾忌巴金的意愿及其长寿的煎熬,非要老人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在一片长命百岁的虚假祝福中硬撑着活下去——哪怕是作为植物人活着?难怪袁庚老人说:“这叫不得好死”。

首先,党的需要就是最大的理由,再伟大的个人也要屈从。特别是在“三个代表”被自封为思想里程碑的时代,在江泽民把知识分子升华为“先进生产力”的人格化身之后,党就更需要巴老的长寿。巴金99诞辰之际,他的病房里挤满了中共高官的祝愿,新华社报道说:“巴老的病房内,洋溢着浓浓的庆贺华诞气氛,布置着鲜花、彩带和医务人员编织的”寿“字图案。四周摆放着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李岚清、贾庆林、曾庆红和王兆国、陈良宇等赠送的花篮,花篮缎带上写着”祝贺巴金同志九十九华诞“.赠送花篮的还有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海市负责同志刘延东、陈铁迪、王力平等。”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亲扶病榻看望巴金,自称是受中共中央和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李岚清、贾庆林、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委托,专程前来为您贺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也受中宣部和刘云山同志的委托,代表中国作协热烈祝贺巴老健康长寿。巴金的故乡四川省委也特地派人前来祝寿。什么“文坛泰斗”、“文学大师”、“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光辉作品和高尚品格”、“人品、文品,教育和激励了几代人”、“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事业、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多体面的华诞呀!当今中国文人中,大概只有巴金有资格享用。

这样的祝寿让我联想到:2001年12月,中共四巨头江、李、朱、胡出席中国文联七代会和作协六代会并接见与会代表。江泽民大施恩惠,作了长篇讲话,把灵魂工程师们煽得满面红光;朱镕基破例为代表们做形势报告,引得文坛精英们掌声如雷。江泽民还以屡屡周游世界的多才多艺,参加了联欢会,亲自上台,又是指挥大合唱,又是表演独唱,而且一连唱了三首: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俄语演唱《遥远,遥远》,中文演唱顾毓秀作曲的郑板桥词。胡锦涛也学着江核心的样儿,罕见地高歌一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之后,江泽民等人还与代表们跳起交谊舞。最后,“晚会在江总书记指挥的《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达到高潮。”中共各大媒体的报道如是说。正是在这次名副其实的戏子作秀的大会上,远在上海病房里的巴金,再一次给大会发来贺电并被缺席钦定为作协主席。

其次,文坛名流们需要巴金寿辰的舞台来表演。巴金99岁寿辰,《收获》杂志破例为老主编举办了寿宴,并邀请数位名作家来上海,新华社报道称:这是“国内作家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合家欢’”。名流们纷纷拿肉麻当赞美、拿假意当真心,献上夸张的祝寿词。借此良机,文坛戏子余秋雨宣布正在筹拍电视剧《家?春?秋》,作为明年献给巴金百年华诞的寿礼。其实,如果你私下里与这些大腕作家们聊聊,还真没有几个人看重巴金的作品,但他们就能如此坦然地高唱赞歌。王蒙的献词最具代表性:“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榜样!”这位在八十年代曾经风光无限的右派作家,六四后被官方冷遇,直到六届作代会,王蒙才再次受到恩宠有加的厚待,当选为作协第一副主席,成为重掌作协实权的人物,地位仅次于江泽民的亲信金柄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以领导人的身份作报告的前文化部长,代表作协致大会闭幕词,显然是心潮澎湃且难以自禁,表现出近年来少见的亢奋,即便在王蒙达到权力的顶峰时也很少见。他以宣誓般的高调代表新一届作协领导机构表示: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创新的精神和富于热情的劳动服务于文学界,和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一起回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唤,努力开创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局面。他念到闭幕词的结尾,更是近年来罕见的高亢词句:“这是一个激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去创造去奋斗的大会,……让我们把这次大会作为新世纪文学大军远航的开端吧!”这样煽情的言词与他献给巴金的寿词如出一辙,恍如回到空洞口号满天飞的毛时代。

更可笑的是,祖国的花朵们也需要巴金的照耀,把生命已经近于熄灭的他老人家当作理想的火焰。一群小学生为巴金祝寿,如同向国旗宣誓一样,有关报道也像歌颂某位大权势者一样:“17年前,巴金曾给惠山区钱桥中心小学10名寻求理想的学生回信并送了一头小瓷牛……像一团火焰,照耀着同学们前行。一批批同学在瓷牛前系上红领巾、告别瓷牛升入中学。17年后,钱桥中心小学举行巴金赠牛铜塑揭幕暨祝贺巴金爷爷九十九华诞活动,小瓷牛”长“成大铜牛,矗立在校园内……学生们捐款请泥人厂特制”阿福献寿桃“送给巴金,还组织学习巴金的回信,开展”诚信与理想“讨论,走访身边有理想的人,请来当年寻求理想的10名青年回校畅谈……再次掀起‘祝福巴老、寻找理想’活动高潮。”这样的意识形态灌输模式,不仅与学习“三个代表”相仿,也与校园拒绝邪教运动雷同。

最后的理由也许在实质上比党的需要更有力量,巴金的亲人需要他活下来,越长寿越好。当然,亲人们希望巴金长寿的真感情不容亵渎,我也决无丝毫亵渎之意。但是,无可否认,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被中共看重的文化名人,无论生死,对于名人家族皆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许多名人亲属吃名人饭的丑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老舍的妻儿四处贩卖其文学成就和悲惨遭遇,而全不顾及他们的无情也间接参与了对老舍的谋杀。而巴金的亲人们,从不拒绝官方所恩典一系列荣耀和特权,其功利性计算已经亵渎了珍贵的亲情。

众所周知,创刊45年的《收获》杂志,几乎就是巴金家族的世袭领地,现任负责人李小林乃巴金的女儿。《收获》出面参与炒作巴金寿辰,邀请众多名作家参加99寿宴,制造“空前大规模的合家欢”,完全是为正在策划设立的“巴金文学奖”造势,从而使巴金成为继鲁迅、茅盾和老舍之后,第四位单独设立文学奖项的作家,其功利色彩一望而知。正如目光敏锐的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所言:“难道巴金身边的亲人竟然还不了解他的苦痛,反而要在其病榻前制造话语的狂欢?……文学奖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还是一种现实利益的追逐。它要以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的名义,重筑金钱和荣誉的权力构架。”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得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庙堂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此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哪怕花瓶本身希望粉碎!

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正在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这所有极尽张扬铺排的结果,只能是通过对巴金本人已经毫无意义却又代价昂贵的长寿,也通过华丽艳俗和虚伪矫情的颂歌,更通过权力的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而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2002年1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