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杨斌的被拘和仰融的逃遁

中共为了迎接十六大而全力营造繁荣稳定的氛围,十一的早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25万人观看升国旗仪式,各主流媒体皆在突出位置报道了这一新闻,以张扬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此同步,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省委书记》,音调高亢的主题歌凸现着“三个代表”和江核心的凝聚力。如,主题歌重复着这样的歌词:“跟着他,跟着他,我们什么都不怕!”

而非常反讽的是,中共当局发布的一系列内部禁令,媒体的严厉管制,封网的遽然升级,尽量缩小南京投毒案的影响,对所有敏感事件的封杀,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确保十六大的誓师大会,对党内保密的三令五申……在在从反面凸现了现政权的内在恐惧。

同时,为了平息民众对两级分化和大量失业的不满,先是朱熔基总理发出向富豪开刀的号令以及刘晓庆的被捕,接着是在高规格的关于解决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会议上,江泽民第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最近,富士比大陆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杨斌被拘和第三名仰融逃美,在境外媒体和互联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而中共主流媒体却讳莫如深,只用短短几十字透露了杨斌案,而对仰融在美国的公开露面则不置一词。此二人的当下处境,凸现出一党独裁制度下的大陆生活之怪诞:表面繁荣、颂歌和稳定包裹着内在的贫困、怨恨和恐惧,特别是那些富豪们,守着亿万身价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刚刚出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华裔荷兰人兼朝鲜政治新人杨斌,被中共警方以经济问题为由而监视居住。他之所以遭此厄运,绝非仅仅因为他在经济上不干净,更在于他自恃自己是外国人,因为中共一贯奉行优待老外而歧视国人的政策。特别是,杨斌自恃受到朝鲜当局的赏识和具有金正日义子的特殊身份,可以借外国国籍和政治身份的双保险,借中朝之间的盟友关系,化解大陆政府对其经济问题的追究。所以,杨斌才不怕朱熔基向富豪开刀的警告,坐镇沈阳的荷兰村总部大肆张扬新义州特首的地位;才在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面对中共警方,一直强调自己身为朝鲜高级官员所享有的外交豁免权。而据境外各传媒报道,杨斌被监视居住,主要原因恰恰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金正日给他的政治身份惹怒了中共当局。同时,杨斌本身的张扬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与杨斌相比,没有双重国籍和醒目政治身份的仰融,选择逃遁就显得更为明智。他在辽宁神秘失踪四个月后,突然亮相于美国,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自己的秘密来美完全是为了躲避辽宁省当局的迫害。也许,仰融没有撒谎,辽宁省政府确实利用特权抢走了他一手创建的华晨集团;也许,辽宁省政府握有事实依据,仰融真的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也许,仰融会一去不归,使这桩个人对政府的公案不了了之。但是,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仰融的道路是大陆富人的共同道路,不仅私营老板们如此,有背景的权贵们更是如此。即便他们个人及其公司总部还在大陆,其亲属的移民和资产的转移早已开始,本人自由进出国境的后路也已经留好。正如仰融的妻女早已是美国公民,他本人也具有香港身份和美国绿卡。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心向祖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理解“祖国”对于每个个体的真实含义?而历经灾难的人们,在理解了祖国的蛮横霸道之后,还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吗?显然不会!进入邓、江时代,虽然人们口头上高喊“振兴中华”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还从内心热爱“我的祖国”?从12岁的孩子到白发老人,从留学到商务旅行,从中共贪官到私人大款,从冒险偷渡到政治流亡……用脚投票的大逃亡,无疑是最好的答案。

在国内,面对这些逃离“祖国”的人,无处可逃的人们表现得越发口是心非,内心里嫉慕逃遁者,嘴上却骂他们“卖国贼”。但是,无论出于怎样的理由,无论对此做出怎样的道德评价,逃遁者的选择是明智的。他们之所以逃遁的主要动力,不是基于整体的抽象的宏观的理由,而是基于个体的具体的微观的生活经验。难道追求个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作为逃遁的理由,还不够充足吗!

有人会说:基于个人理由而不爱国,是自私的、冷酷的、贪婪的。而实际上,他们选择逃遁,绝非因为他们没有爱,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变得很具体很人性很低调。他们自爱,想过免于恐惧的人性生活;他们爱自己的亲人,想给亲人带来自由、安全和富足,所以他们才放弃了反人性的高调爱国。虽然,当下国人普遍奉行犬儒化的生存之道,但他们是从切身经历中学会了犬儒化生存:当祖国被独裁者劫持之后,正是祖国所要求的爱,才是极端的言行不一,才是自私、冷酷和贪婪。

当个人无权左右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祖国的主宰时,当人民无法成为祖国的主人而只能成为祖国的奴仆时,祖国已经成为独裁者奴役每个人的工具,道义高调不过是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政权用祖国的名义垄断对正义的解释权,把祖国变成类似上帝的偶像,变成人人必须敬若神明之圣物,人们被要求必须崇拜祖国,恰恰是把人性之爱变成一种强迫和愚民。祖国之爱在独裁者的操控下,自私到只为极少数特权者服务而忽略绝大多数具体的生命,贪婪到索要人们的无条件的爱,索要每个人的全部忠诚和绝对奉献乃至牺牲,冷酷到压制甚至残害人的自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爱。

当柔弱的个人无力改变强大祖国的自私、贪婪和冷酷之时,选择逃遁,就是对奴役制度的消极反抗,虽然无奈,却理由充足。

2002年10月8日于北京家中

【大参考】总第1713期(2002.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