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万延海失踪,是被捕还是被绑架?

民间防治艾滋病组织“爱知行动项目”负责人万延海,于8月24日在北京参加了“东京同性恋电影节”的播放活动后失踪,他的家属和朋友怀疑他被北京公安部门拘捕,他在美国的妻子苏兆声27日致信北京市公安局,他的朋友胡佳8月28日下午去公安局报案。

但是,时至今日,万延海失踪已经一周,任何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是被捕还是被绑架?是死是活?但是,根据知情人介绍的线索,万延海一直被警察跟踪。也许,只有那些跟踪者知道他的确切下落,但是他们似乎更喜欢让失踪者的亲朋们提心吊胆,而不愿意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对于警察国家来说,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法外行为,早已不是偶尔的或个别执法人员的失误,而是制度性的惯例行为。几乎很少有人被警察抓走后,其家人在法律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内得到通知。

万延海对艾滋病的关注和从事民间救助,在中国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陆还处在谈“艾滋病和同性恋”色变的时期,万延海就在1991年开始了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的关注,1992年开设了“艾滋病求助热线”。但被官方判定为“鼓吹人权、同性恋及同情妓女”,万延海被迫辞职。然而,万延海是执着的,1994年创立了民间的“爱知行动项目”,其宗旨是:增进社会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及性少数的平等权利和被救助权益。

当政府百般掩盖河南农民因卖血而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之时,民间的爱知行动做了许多救助工作,并根据事实向外披露了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遭遇。因此,就在世界艾滋病防治大会召开之际,中国政府却逆世界潮流而动,于2002年7月1日取缔了爱知行动项目。但爱知行动的成员并没有退缩,他们决定继续开展这一人道性的公益事业,并公开向政府申请注册为独立法人机构。

爱知行动项目对外披露的许多信息,皆是借助于互联网络进行的。中共有关部门今年颁布了《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并决定8月1日开始实施,全面封杀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的自由。爱知行动也办有自己的网站,这一封网法令必然殃及爱知行动的信息流通和真相披露,万延海便积极投身于捍卫网络自由的民间抗争之中,他不但是《网络公民权利宣言》的18位首批签名者之一,还发表了《8月1日,我宣布违法》一文,为了抗议政府的网络管制,呼吁“公民违法”运动:所有的独立网站公开向当局报告自己的“非法”行为。8月1日中午2点,万延海主动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讲述了爱知行动网站的活动,并表示将要继续下去的意愿。

万延海所从事的事业,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会对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构成挑战,恰恰相反,他的事业对国人对社会对政府对人类公同防治艾滋病,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公益。何况,现在的中国政府也不再讳言大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何况,只靠政府防治艾滋病又力不从心!民间的救治,不仅是对艾滋病这一弱势群体的帮助,也是为能力不足的政府分忧解难,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还要取缔并抓人?

首先,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害怕独立的民间力量,对于自发的民间组织,六四后一直奉行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打压政策。中共对民间组织的敌视,既不取决于民间组织的性质(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也不取决于民间组织是否真的构成对政权的挑战,而是完全取决于官方根据其内在恐惧的程度所做出的主观认定。因此,尽管爱知行动只是社会性的公益组织,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组织为民间所办,做得很出色且影响不断扩大,就令中共政权恐惧。同时,在中国政府封锁河南的艾滋病严重泛滥之时,爱知行动大胆公布了河南省艾滋病人死亡名单,其出色工作受到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万延海被列入2002年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计划并得到了经济方面的资助。在爱知行动的对照之下,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危害之轻视,对艾滋病人的冷酷,对地方政府的错误的掩盖……就显得格外不负责任,使政府的面子受到伤害。如果不是中共政权的打压太过无理,万延海这样理智而低调的自由知识分子,决不会走出公开挑战的一步。

其次,万延海虽然屡遭迫害却顽强坚持,并在忍无可忍之下走向公开反抗,是他此次失踪的最直接原因。从1993年的被迫辞职到2002年被迫取缔,如果万延海象其他被取缔的民间组织那样,不再继续从事他的民间事业,肯定还会有个人的半吊子自由。甚至他继续默默工作,而在爱滋行动被取缔后,不做出公开挑战的姿态,他决不会付出现在的个人代价。即便在退一步,在中共发布网络禁令后,他只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签名,而不做出以身拭恶法的公开行动,他大概也不会身陷囹圄。但是,他不仅始终没有放弃对艾滋病的救助工作,而且在新一轮民间抗议活动中,他只身一人率先做出了“自请违法”的抗议行动,这大概是官方最难以忍受的。由此可见,现在的中共政权要求于民间的,不是被管制者的真心认同,而是基于恐惧或基于利益的违心驯服。

万延海失踪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万延海的未来命运,大概也是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十六大召开前的敏感期,权力恐惧会随时造成严厉镇压的痉挛。面对这样野蛮的警察国家,逆来顺受是毫无出路的,只有通过越来越多的万延海式的主动抗争,才能期望国人免于恐惧的生活的早一天到来,类似万延海的神秘失踪现象才能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谨以此文,表示对万延海的敬意。

2002年9月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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