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专制独木桥还能走多久?——美俄结盟与中共的选择

美俄签署了消减核弹头条约,俄罗斯帮助美国建立NMD、俄罗斯成为北约理事会一员、布什和普京互称对方为值得信赖的盟友、美国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当西方接受了基本完成制度转型的俄罗斯之后,冷战遗迹被清除干净,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由和极权之间的竞争,自由制度赢得了道义和实力的双重胜利,所有民主国家的全球性联盟出现了。

这,虽不是历史的终结,却肯定是新纪元的开端。

就在国际主流社会为俄美新关系欢呼之时,中共政权却陷于口是心非的尴尬之中。现在的中俄关系,除了武器交易和车臣新疆的同病相怜之外,已经找不到更结实的纽带。即便如此,中共政权还要全力做出盟友的姿态,江泽民还是要在彼得堡“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表面赞赏普京的选择,但内心深处肯定有种再次被抛弃的无奈。中共基于一党私利的外交,已经把自己逼上越走越窄的独木桥,只能与邪恶国家称兄道弟。《人民日报》最近发表反击崩溃论和威胁论的文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政权的国际环境的恶化。

国内主流媒体上的相关评论,也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失落。这些评论闭口不谈美俄接近的制度和道义的原因,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在利益上做文章。有人分析这种新关系中的双边得失,计算出普京的惊人的让步和失分;有人认为普京和布什各有所得,打了个平手;有人搬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来解释普京的选择;更有人感叹俄罗斯衰落得如此之快,是从叶利钦开始的西化进程之罪。至于对新关系的未来以及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影响,大多数论调都是负面的:这将强化单极世界而不利于国际均衡,俄罗斯与北约是貌合神离走不了多远,这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而很少有人从制度及道义趋同的角度看待这种新关系,更缺少中国应该怎样向俄国学习的论述。

“西化”虽然没有“全球化”动听,也更容易遭致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却是20世纪历史进程的基本事实。全球化既是经济的一体化,更是基本的价值(人权至上)和制度(自由民主)的西化。在此国际大势面前,独裁的最终崩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已经走上转型之路的独裁国家,其未来命运的兴衰,全系于能否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果断地抓住历史机遇和顺应世界潮流。谁抓住了时机,加快自身制度的改造,谁就将赢得未来。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俄罗斯政治家果断地抓住历史提供的每一次时机,使之赢得了国内人民的拥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接纳。如果说,俄国开始“新思维”之时,还不能说中国错过了历史时机,那么,当邓小平因六四大屠杀而错过了历史良机之时,叶利钦却抓住“819政变”失败提供的机遇,开始了社会的整体转型;而普京抓住911之机遇,果断做出全面融入西方的选择。这,与其说构成对中国的严峻挑战,不如说再次为中共第三代提供了醒目示范和正面压力。

事实上,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像二战后的西方盟国那样),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基于利益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亚洲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和巩固权力,中苏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老大哥和小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旦处于小兄弟地位的极权者不甘于只当配角,也想扮演老大哥之时,极权者之间的冲突必然爆发,也必然演变为你死我活。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80年代末中苏的僵持关系解冻之后,以六四大屠杀和前苏联“819”政变失败为转折点,中共在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中,想拉住俄罗斯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一个在殖民时代对中国极为野蛮的沙俄帝国,一个在冷战时期先利用后抛弃中国的共产帝国,一个自以为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的俄罗斯民族,一个在红色帝国崩溃后已经基本完成社会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怎么可能把仍然独裁的中国视为盟友?中共政权在中美俄关系上干尽蠢事: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NMD、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每一次都是紧跟俄国反对美国的中国,突然之间被俄国抛弃。回顾一百多年的中俄交往史,只有中共一党从共产苏联处受益,而中华民族及其人民从来没有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真正的帮助,反而受尽屈辱和掠夺。

之所以如此,绝非单纯的外因所致,而是东方独裁劣根性使然。孙中山在北伐前的联俄联共是基于统一中国的权力野心;蒋介石在抗战后屈辱地同意斯大林的狮子口大开,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中共执政后的每一次媚苏亲俄,更是一党私利在作祟。联俄抗美,绝非象御用文人论证的那样冠冕堂皇——基于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维护一党的独裁和私利。因为,政党利益不能代表国家、民族和全民,乃现代政治的常识。而独裁者宣称自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利益的唯一代表,完全是没有征得人民同意的自我加封,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强权强加于社会的。正是独裁者把公器化为私具的自私,才导致了中共的一系列有损于国家和人民之利益的外交失败。

而美国,曾经在中国最危机的时刻,屡屡给予慷慨仗义的救助,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角度讲,中国应该把美国视为最友好的盟邦。现在的中共政权之所以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就在于美国是最大最具实力和道义感的自由国家,中国则是最大最具实力的独裁国家,中美冲突在实质上不是民族冲突,甚至不是利益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人性和非人性、自由与独裁之间的价值及其制度的冲突。中国化解中美冲突和摆脱国际孤立的最佳办法,既不是经济上的利益收买和反恐上的暂时合作,也不是美国抛弃台湾和对独裁恶行保持沉默,而是中共政权从人民、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对人类文明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贡献出发,抛弃一党独裁的私利,向普京学习,加快融入主流文明的进程。

否则的话,中共政权只能挟持整个国家和人民,在四面楚歌的专制独木桥上等待坍塌。

2002年6月11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