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工潮的两面性

想吃回头草的“主人翁”

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次于农民群体的承受者,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要求,对不公正分配的强烈不满,对政治腐败的深恶痛绝,使主要源于利益驱动的工人群体的自发运动,远比八九运动的道义驱动更具体更实在也更具动员力,理应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如果群体反抗的驱动力仅仅限于当下的既得利益,要求社会公正的反腐败只是争取饭碗的功利主义诉求的附属物,而没有更高的道义诉求的引导,则很可能被传统毛派、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其结果将是,民间力量的反抗只能停留在各自为政的零散水平上,无法凝聚成推动政权进行制度根本变革的有效压力,其急功近利的短视所要求的绝非制度创新,而是旧制度的变相恢复,不是建立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而是又一轮专制强人主导的铁腕政治,回到以结果平等为目标的毛泽东时代。

事实也是如此。在目前的中国,地方的和基层的政权对弱势群体的欺压和剥夺,绝非群体的示威请愿本身所能消除,而必须仰仗来自更高一级政权特别是中央政权的直接干预,无权的民众只能乞求明主或清官的降临。在能够看到的反映弱势群体心声的资料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情绪弥漫在城市弱势群体之中,在毛泽东时代享有优惠既得利益的国企职工是毛泽东情结最浓厚的群体,毛泽东时代似乎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天堂,他们期盼着另一个毛泽东的降临。参加示威的许多人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常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很平等,人人都有安全感;而现在,太不公平,时刻都可能丢了饭碗,人人都有危机感。”在此次大规模的工潮中,辽阳的示威者抬着毛泽东的画像上街,大庆的示威者集体去毛泽东时代的学习榜样王进喜的墓前祭祀,即便在八九运动中,参与其中的许多市民也抬出毛泽东压邓小平。

这种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思潮,不仅在弱势群体中普遍存在,在中共党内和知识界也有不可小视的代言人。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始之后,党内毛派一直利用合法的言论阵地(《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和在民间广泛散发万言书的方式批评当局的内外政策。他们之所以敢于向现行当权者公开挑战,就在于他们的手中握有两张王牌,一张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法统资源,但是这张王牌的份量,在党内当权派和民众的意识双重转向的冲击下,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一张王牌是民意,特别是受损群体的民意,其份量则举足轻重。在腐败横行和两级分化日趋悬殊的背景下,党内毛派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举起反腐败、防止两级分化的社会公正大旗,把私营经济视为腐败泛滥的温床和贫富悬殊的根源,把加入全球化视为主动接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而“三个代表”,就是为之提供制度合法性的支撑。

切·格瓦拉不会挺身而出

与传统毛派遥相呼应的是大陆知识界的新左派,他们把西方舶来的左派理论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结合起来,拼凑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平等优先的理论,作为根治当前社会不公的灵药,甚至不惜再来一次“劫富济贫”的社会革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其核心问题是:平等优先的社会公正与自由优先的社会公正之间的相悖,加入全球化与抵御全球化之间的分歧,等等。新左派立场的通俗表达,在话剧《切·格瓦拉》中达到一个高潮,此剧之所以在大城市中引起反响,就在于它以极为粗俗而煽情的美学形式,在舞台上复活了已经破产的浪漫乌托邦和革命神话,该剧激烈抨击一切形式的不平等,追求一种绝对平等意义上的社会公正,不惜用革命造反等暴力手段来铲除所有人间不平,剧中重复率极高的台词是:“接过你的枪,奔赴战场!”

新左派的道德高调有很大“革命秀”的成分,这些人自称是有品味有良知的独立知识人,我则称之为“自恋式的精神白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文化界新贵,钱包的厚度与商界的物质白领们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最典型的要算新近加入其中的第六代导演张元,他曾自称是中国地下电影第一人,经过一段与官方电影管理部门的聪明周旋和讨价还价,他终于期待已久地“浮出海面”,随着《回家过年》在国内公映,他立马开始高唱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调,前不久,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以极为煽情兼矫情的语言讲述了他正在拍摄的红色电影《江姐》,并且似乎是非常真诚地说:“我热爱共产党,我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平等和自由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还说,“爱祖国不变,爱社会主义也不变”;他怀着全身心的崇敬讲述十指被钉进竹签的江姐,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使他落泪;他谈到艺术创作和政治的关系时,居然用强烈的反问句式重谈阶级性的老调:“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非常资产阶级的,非人性的,光用艺术就能解决创作问题吗?”而非常讽刺的是,在他屡受中共打压的地下时期,他最初的知名度是怎么来的?是靠混迹于国内的先锋艺术圈、出入于北京的洋沙龙和西方强势文化的接纳而赢得的,那时他参加了众多的西方电影节,他最有影响的地下影片《儿子》也是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洋钱”拍的,他的护照曾被官方扣押半年之久,还是在西方人的压力下得以解脱。现在,他不但也过上的住豪宅、开奥迪A4的中产生活,而且仍然保持着地下电影时期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于三里屯酒吧和建国门附近的外国人住宅区。即便在高唱革命高调的《南方周末》的采访中,他在谈到《江姐》是否有市场之时,其自信居然也来自西方,因为德国和欧洲的许多主流电影节已经对《江姐》一片发出邀请。他在自恋地讲到自己凭艺术家的良知做过的严肃事业时,所举出的例证大都是与西方人的合作。张元的经历颇具幽默,最初的叛逆变成了官方认可的资本,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电影节,则塑造出这个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和仇恨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化界新贵。这类文化新贵的怀旧,绚丽得令人眼花缭乱,而就是没有失业工人的真诚,至多只是新经济泡沫和股市泡沫之外的革命泡沫。

造成这种怀旧情绪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一直没有清算毛泽东时代,特别是那些罪恶的制度因素:遮掩毛泽东时代对民众的残酷剥夺的历史真相;也遮掩了当前权贵们之所以享有腐败的特权,全赖于毛泽东建立的这个独裁制度——它使执政党权力无限而民众毫无权利,靠暴力剥夺全社会的财产所形成的公有制及巨额党产,以及盲目生育造成的巨大人口负担。今天,这个政权出于维护特权的自私目的,在疯狂瓜分毛泽东留下的巨额党产和掠夺新增财富的同时,仍然把毛泽东作为开国皇帝和人民大救星来崇拜,全力维护他的图腾地位和维持他留下的制度遗产。

“要饭碗”就是政治

工人阶级,这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享有全面优惠的庞大群体,其怨恨不满、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正是从以往经验和当下现实的对比中产生的,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大陆走向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在目前的卑贱境遇中,他们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产生一种被抛弃感,更怀恋经济上吃大锅饭、生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而且,中国历史教给他们的改善自己地位的方式只有期盼救世主和暴力造反。传统的“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依靠国家政权进行强制性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离他们并不遥远,现在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是让极少数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私营业主和其他精英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合法占有全社会绝大多数财富,而他们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全部丧失。所以,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而出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包;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他们的改革。

在一个健全的自由社会,工人阶层也是弱势群体,但补偿是完善的福利制度,他们也可以通过政治上的选举权来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宪法所保证的结社、言论、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的行使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中国的工人阶层和其他所有平民阶层一样,几乎没有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和与老板讨价还价的任何资源,他们既没有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言论、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因为中共根本不允许全民直选,不允许成立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所以,工人们对执政者和企业管理者的不满,对自身权益的捍卫和追求,既不能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表达,也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诉求渠道,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

政府在应对这类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应急性的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谈判机制和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这次东北发生的有组织、大规模、长时间的工潮,其主要驱动力就是“要饭碗”的切身利益,尽管辽阳地方当局逮捕了工运领袖,大庆市当局出动大量公安、武警甚至军队,但是就在这种恐怖气氛之下,示威者仍然坚持下来,并没有因为官方的专政威慑而停止。这也说明,政权对工人们的剥夺实在太过分了,城市弱势群体的忍耐力已经接近极限,官方的任何强制镇压都可能使冲突迅速升级,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现在,东北工潮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由于辽阳地方当局的愚蠢和野蛮,逮捕了四位工人领袖,使工潮又多了一个诉求: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要饭碗要公正的示威请愿运动向抗议强权的方向发展。当被捕的工人领袖中已经有人开始了绝食抗议之时,当被捕者的家属用下跪的极端方式乞求当局放人之时,工人们能够运用的和平手段已经用尽。如果官方仍然沿着传统的专政思维处理工潮,坚持关押工人领袖、并在谈判陷于僵局之时扩大镇压范围和提升镇压力度,早晚会有那么一天,把工潮逼向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的激烈对抗,而每一次动用专政手段求得工潮的暂时平息,都是在积累更深更大的怨恨,都是在透支维持稳定的后备资源。工潮越频繁,镇压也就越频繁,积累的怨恨随之成倍增长,未来的社会稳定将变得愈发脆弱,用不了多久,就会因支不抵债而崩溃。

利益与道义之间

现在,受损的工人群体把身份歧视的毛泽东时代视为平等、公正、安全的社会,却从不关心其他阶层在那个时代所受到的歧视和恐惧,特别是被打入另册的“九种人”及其亲属朋友们,不要说保住饭碗,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那是一个连国家主席都没有安全感的时代,怎么就会在国企职工的记忆中变成了“人人都有安全感”的时代了呢?

在中国,改革前工人阶级的优惠待遇与其他阶层的倍受歧视,改革后知识界及私营企业家的受益与工人阶级的受损,两种不公正的根源,都是中共的一党独裁体制造成的,皆源于民众没有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政治权利。两个群体本来应该对根本制度弊端有高度共识,利益也应该和道义是高度一致的,为争取对每个人都性命攸关的平等权利——政治的和社会的——而共同奋斗。在这点上,毋宁说,只有利益诉求而没有道义支撑的社会运动,无法形成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利益至上使人们只是短视地计算反抗风险和收益,为了眼下的既得利益而躲避承担风险的责任,瓦解了民众的共同命运感和道义共识。每个人或每一群体皆从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悲惨处境保持沉默甚至助纣为虐,很少在行动上体现出现代意识,即为保护任何人的人权不被强制剥夺而挺身而出,就是在保护每个人自己的人权。

相反,中共却在“六四”后成功地收买了社会精英,使受益阶层用对政治改革和对社会不公的沉默,来换取经济上的巨大实惠,执政者及其权贵家族和其他的富人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稳定共识,现在受益群体成了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使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在政治上对私营业主敞开了大门。而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有影响的文化名流,同样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极少数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也至多是用学术或社会评论的方式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决不会在弱势群体示威请愿之时挺身仗义执言。表面上,受益阶层用“市场经济”来解释两级分化,骨子里则是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出于恐怖政治下的懦弱,甚至出于“臭老九”时代的屈辱记忆——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滋养的报复心理。而象张广天、黄纪苏、张元等文化新贵,他们的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不过是一种精明的生存策略——直上云霄的道德高调包装着后现代犬儒的小聪明。他们最不可能甘冒风险,挺身出来做工潮的代言人、为被捕的工人领袖大声疾呼。

目前国企职工的利益受损和要求合理补偿的示威请愿,得不到其他阶层的公开支援,也许是六四后中共成功隔离中国社会的结果,也许是以往工人阶级对农民受到长期的制度歧视无动于衷,对当年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及小商贩被长期专政的处境也未给予同情所致。总之,没有社会其他各界支持,特别是有影响的精英阶层基于良知道义的挺身而出,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即便人数再多)与国家机器对抗,都无法取得成功,无一例外要被政府或镇压或收买,以两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这次辽阳工潮的平息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场数万人参与的示威请愿,结局却是几个领袖人物锒铛入狱,原因首先是社会其他阶层的整体冷漠,致使工人群体陷于孤立无援境地,最后的分化瓦解也就成为必然——多数示威者被恐怖政治所吓阻、被一点点安抚费收买。

如果,权益严重受损的各个阶层无法在道义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互支援的利益同盟,每个受损群体只能进行单独的抗争;如果,每个人、每个阶层投入风险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仅仅是自身的眼前利益,特别是当改革的主要受益阶层因良知缺失而不愿为受损群体仗义执言之时,那么分散的民间抗争终将败于国家机器的结局就注定了。其实,这是早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群体及身陷囹圄的异议人士被整个社会淡忘了,法轮功信徒的抗争没有得到其他群体的公开声援,农民和工人也只能各自为政的单独反抗。

换言之,有道义支撑的利益诉求既是眼前的又是长远的,既是自身的又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因为争取和捍卫人权的道义之举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将为每个人的稳定的长远的可预期的利益提供根本制度的保障。而没有道义支撑、只靠利益发动的群体运动即便获得暂时成功,得到的也只是眼前的狭隘的利益。基于根本道义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所凝聚起来的群体,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而只靠既得利益聚合在一起的群体大都是乌合之众。只要民间压力不足以从道义上改变公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专制政府永远不会放弃特权,以保障每个人人权为道义合法性的制度也就建立无从建立,不要说长远利益,就是眼前利益,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社会共识不复存在

在此意义上,我更加惋惜八九运动的失败,因为那是中共执政后唯一一次社会各阶层相互支援的大规模民间抗议运动,其动员力和凝聚力主要来自道义而非眼前的利益。也许,国家机关干部的广泛参与,起作用的还有党内开明派和保守派之争的结局并不明朗的背景,但是当时受益颇丰的民营企业家及个体户对运动的参与和支持之力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最成功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被官方指控为黑手之一,另外两位副总裁也因此流亡国外,就他们个人的利益损失而言,几乎就是从亿万富翁变成维持温饱的平民;还有陈子明和王军涛所办的民间研究所,六四后被当局查封,资产被全部没收,也有上千万的规模,在八十年代末已是相当可观的财富。所以,八九运动是最有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民间政治运动。

换言之,对于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和普遍腐败,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各界层还有基本道义共识,而现在,社会共识已经随着利益大分化而不复存在。现行制度下的受益者和受损者的态度差异之大,甚至就是基本立场的水火不容,已经很难从道义上说服受益阶层向现存秩序挑战了。特别是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精英们,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害怕既得利益受损而沉默,不如说他们已经在基本立场上与弱势群体处于对立状态。即便是私营业主们,唯一能够动员他们向当局施压的改革措施,也只有与其利害攸关私有产权的入宪。他们可以为此而大声疾呼,但他们决不会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私有企业对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常常见诸于媒体。

我依然呼吁各界社会精英,一方面应在道义上支持弱势群体,对政府形成民间压力,敦促政府采取对话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决不能以强制镇压的野蛮方式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也呼吁弱势群体,不仅要争当下的既得利益,更争长远利益,摒弃怀旧和造反心理,寄希望于一个有人权保障和福利保障的自由平等的社会。

对执政党及其权贵家族,我也希望他们着眼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计算,而非不管身后洪水滔天,那么,一、主动但渐进地放弃特权,在力求社会稳定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建立公正的市场规则和分配规则,使剩余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具有权利平等的社会公正性,使致富者的财富既法律保障又有起码的道义理由;二、从现在开始,权贵们拿出一部分不义之财返还社会,通过投资公益事业和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以化解民间的怨愤;三、进行广泛的理性启蒙,呼吁民众的理智和对未来收益的远见。

不要玉石俱焚

换言之,执政党及其权贵集团以承诺政治改革,来换取民间社会的合作——不清算权贵们的不义之财,可能是今日中国大陆避免生灵涂炭的唯一途径。

不错,这是掠夺者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计算而进行的交易,即向被剥夺者偿还历史欠账,以求得自己财产的长远安全和合法合理的保值增值。当然,如果权贵们真有在道义上洗刷资本积累之罪恶的勇气和良知,那实在是中国的大幸。用索罗斯劝告俄罗斯执政者的话说:关键在于怎样把“强盗资本主义”转变为“合法资本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劝告中共当局:要搞就搞“自由资本主义”,而不要搞“国家资本主义。”

我所期待的机会可能很微茫。我曾经在《权贵家族和政治改革》一文中表达过如下估计:现在,能够带来暴利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回报逐渐萎缩,可以被瓜分的国有资产越来越少,政治特权和垄断行业给权贵们带来的预期收益也随之降低,而社会上进行再一次经济文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民间不满所引发的群体抗争活动,其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性越来越高,社会发生动乱的风险随之日益加大。同时,官场上权力争斗的险恶,导致利用反腐败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手段之运用越来越频繁,掠夺了巨额财富的权贵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也将与日俱增。所以,随着入世后必将到来的体制变革,已经发了大财的权贵们,基于长期的利害计算,和对财产及生命安全的忧惧,未必不拥护政治改革,如果能够把黑钱洗干净,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资本积累的罪恶,如果适当地策略使政改可以平稳地进行,那么,推进政治改革可以使私有化由不合法变成合法,仅凭这一点,推进政改对权贵们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一句话,权贵们避免被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主动地实施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结果,无论是对民众、对国家,还是对执政党对权贵,都将是利大于弊。

否则的话,中共的统治方式和跛足改革,正在自我毁灭、也毁灭他人及整个国家。一旦失控,全社会长期积压的不满于瞬间爆发,它所演化出的普遍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视,极有可能淹没任何理性的、对未来负责的和解呼吁;它的激进的革命式反抗将埋葬渐进的和平转型的珍贵时机。换言之,在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之后,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强盗式牟利方式,正在成倍地积累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而积累仇恨就是种植和培育爆炸性动乱。“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毛派就会借机高举民粹主义和均分财富的大旗,利用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和仇恨,进行再一次毛泽东式的革命。其结果,中国将再次经历大洗劫大破坏的恶性循环,在付出泥沙俱下、玉石俱焚的高昂代价之后,全面回归传统旧体制。

【博讯】2002.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