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

严酷的考问

作为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之一,六四大屠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运动在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失败,即便在现实意义上失败了,也至多是悲壮的失败。相对于以实力暂时取胜的专制政权来说,八九运动在道义上具有长期优势,在我批评这一运动的时候,仍然怀有这样的坚信。

但是,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个祭日面对亡灵之时,在看到天安门母亲的抗争因孤立无援而举步维艰之时,悲壮感正在被一种自己不愿承认的“败得真惨”的感觉所侵蚀。由悲壮到悲惨只有一字之差,却标示出中国社会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烂,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谴责。

为什么,欠下血债却至今也不认错的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垮台,反而能够顶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义谴责,在短期内度过政治危机,而且十几年来不断地践踏人权?

为什么,中共政权主导的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早于苏东的社会转型,八九运动所形成的示范效应激发过其它国家的民间反抗,而十三年后,中国的政治转型之步伐却远远落后于苏东各国,甚至落后于臭名昭着的缅甸军政府?

为什么,曾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的中国民间反对派,至今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民间压力集团,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反对力量的道义声援和实质性的支持,没有达到在其它转型国家所达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权却得到了申奥和入世的成功?

为什么,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民间反抗运动的中国,屡屡与最具影响的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

中国人究竟怎么了?

凡是亲历过八九运动并至今还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国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严酷的事实:现在,以抗议大屠杀的悲壮牺牲而落幕的八九运动,形成过各阶层相互支持的大规模民间动员,第一次令世界对中国民间蕴涵的正义力量刮目相看,但谁也没有想到,八九运动的影响在十三年的时间内几近于消磨殆尽,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中共借助于暴力镇压、意识形态灌输和利益收买,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记忆,亲历过那场运动和大屠杀的人们,有些人因耽误了世俗前途而后悔不已,有些人不愿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记忆,而没有亲历的后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换言之,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利益诉求优先代替了道义诉求优先,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代替了社会各界的政改共识,受益的精英阶层和受损的平民阶层之间的两级分化,在利益上已经达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这种分化,使主流精英阶层更倾向于“稳定优先”和“经济优先”的保守立场,倾向于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权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国特色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能自动生出自由社会。而没有精英阶层的主动而广泛的参与,发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政改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弹诸如中共过于强大或中国经济成就或民众素质低下的老调,而是试图检讨民间反对运动自身、特别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反对派精英的作为。也由衷希望倾听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

令人汗颜的对比和昂山素季的启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缅甸政局的突破性变化。

1988年8月,仰光爆发了反对军政府的独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广场集会,昂山素季在有50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着名演说,奠定了她作为缅甸民间政治领袖的地位。9月27日,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成立,昂山素季出任总书记。在她的领导下,民主联盟迅速壮大,不到一年时间就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在野反对党,并积极投入全国大选的准备。军政府基于丧失权力的恐惧,于1989年7月20日以“煽动骚乱”为由对昂山素季强行软禁,民主运动遭到军政府的镇压。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缅甸的全国性民间反对运动,在运动的高峰时期,其参与规模远远超过缅甸,同样,中国政治环境的严酷和政权的野蛮,也远远超过军政权的统治,民间牺牲的惨烈更是缅甸人民无法比拟的。也是基于此,二者在之后十几年的影响和今天的结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缅甸,军政府的强权并没有吓倒民间反对派,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在1990年5月大选中,民主联盟大获全胜,赢得议会495个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对派一跃而成为执政党。但是,军政府用暴力否认了合法选举的结果,剥夺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上千名反对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国,大屠杀大逮捕以及随后的人人过关的清查,很快使全国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于戒严部队的枪口和坦克履带之下的无辜亡灵,都得不到公开的哀悼。

之后的十多年,缅甸的民间反对派没有自消自灭,而是一直坚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季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并通过各种努力发出强有力的反抗之声。在她的高贵而无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联盟也一直坚持反抗。可以说,缅甸的民间反对派几乎是用填满军政府监狱的无畏精神坚持反抗的。正是这种无畏的坚韧,为反对派本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提供了充分的道义资源和组织资源,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2002年5月6日,昂山素季和她所领导的反对派终于迎来社会和解的曙光。军政府迫于国内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无条件地释放昂山素季,并相继释放700多名政治犯。军政府还承诺:先和民主联盟组成3-5年的过渡政府,并在此过渡期间制定新宪法,在2005-2007年之间举行全国大选,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

而在中国,尽管大屠杀把许多体制内的开明派变成了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尽管民间反对派向中共政权的零星挑战一直没有中断,但是,由于缺少类似昂山素季这样的象征性领袖人物,也没有类似民主联盟这样成型的民间反对派组织,加之八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面积流亡,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缺少道义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谈不上组织化和对民众的动员力,只能处在分散而孤立的状态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近两年,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中共换代的人事调整上,到了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境外媒体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焦点,无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换代话题,各种预测层出不穷,许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也很热衷此道,胡锦涛的单独访美又把这种关注推向一个小高潮。在国内,关心时事的精英们,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谈论十六大换代话题。人们传播着关于高层的各类小道消息,特别热衷猜测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预测第四代的政治倾向。大家希望江泽民能够为中共退休体制开创一个真正废除终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环以年龄的优势出任人大委员长并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换代后的新权威能够打破政治坚冰。

换言之,我们的近邻——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民间反对派经过十几年的坚持,终于迈出了走向社会和解与民主改革的关键一步。在昂山素季的无条件获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换代。人们把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第四代可能出现的不同于第三代的变化之上,寄托于第四代中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或蒋经国式的人物,而民间反对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关注之外,没有人对中国出现哈维尔、瓦文萨、叶利钦、金大中和昂山素季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号称政治年的敏感期,国内的自由派人士自觉保持低调,也有好心的朋友劝我暂时低调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在十六大的换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没完没了的猜测之中焦虑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经无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临,成为国人难以消除的人格顽疾。

对于中国的民间政治反对派来说,如此强烈的对比凸现出严峻而可悲的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实践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的贫困。这种贫困,绝非指数量而是指质量。从数量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比其它转型国家落伍:我们有着名的党内开明派,有举世瞩目的持不同政见者,有八九运动造就的一批年轻的学生领袖,也有在专制监牢中坐了将近20年的硬汉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们,接着的方励之们,八九运动造就的王丹们、王军涛们、赵紫阳们,还有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在海外从事民运的胡平们……不用再列举更多的名字,只要这些人能够凝聚成一个公开的民间反对派,中国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滞,国际主流社会也不会对中国的民运失望。当中国人本身无法形成对专制政权的足够民间压力之时,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

民间反对派的组织贫困

如果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算起,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已经持续了26年,中间还出现过震惊世界的八九运动,但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坚持,曾经辉煌过的广泛动员,曾经悲壮过的献身精神,非但没有修成正果,反而越发陷于道义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贫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间,这种组织上贫困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苍白。

中国人擅长暗中结党营私、名流个人的单打独斗和私下里发泄不满抨击时事,却很难基于公益事业的需要而形成公开的反对派组织。不是民间反对派运动从来没有过机会,而是具有多次能够形成组织化的契机,但,每一次都被浪费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西单民主墙时期出现的多种民刊,主持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参与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还有人成功当选。如果当时的民间人士的观念到位和操作得当,如果当时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会名流们能够支持民间反对派,完全可以联合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民间组织。

第二次是从“清污”到“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清洗运动,特别是后者大有把众多体制内的社会名流逼上梁山的趋势,被迫辞职的总书记胡耀邦,被公开开除党籍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经被中共政权制造成国内外舆论中的民间英雄,完全可以联合其它受到整肃的知名人士以及其它自由派人士,成立观点温和但独立于执政党的民间反对组织。可惜,他们在被迫辞职和被逐出党内的打压下,仍然对执政党抱有期望,虽然被逼无奈,却无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运动,为民间反对派运动的组织化提供了最佳契机,运动时期也成立多个民间组织,其中又以“学自联”、“首都知识份子联合会”和“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的影响最大。可惜,一是由于这些组织都缺少身负众望的权威人物,二是由于组织之间缺少协商和合作,三是由于在暴力镇压的恐惧之下,这些组织的头面人物纷纷逃亡,致使民间反对力量丧失了最佳的组织化时机。当时,最富众望的民间英雄方励之有意回避直接卷入运动,最后流亡美国。使他在此前积累的丰富道义资源和民间权威被闲置,错过了充当民间反对派的道义象征、精神领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时机。

在这三次大好时机的丧失之外,陈子明和王军涛在参与了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大学竞选运动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在知识精英中进行组织化建设,他们成立的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民间反对派组织之雏形。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个民间研究所在财力上和规模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在八九运动的后期成为主要的组织者。但是,由于当时陈子明和王军涛的社会威望不够,加入“维宪联席会”的大多数社会名流也没有坚持下来,使这个民间组织的影响只限于青中年知识精英阶层,没有扩展到全社会。

之后,大陆出现过几次民间反对派组织化的尝试,尤以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建最为着名,但是有利于组织化民间力量的生存和成长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新闻封锁和全社会的无动于衷,使中共将任何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镇压策略得以顺利实施。

在海外,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民联开始,海外民运在组织上虽然经历过数次重新整合的尝试,但是直到今天,由于缺少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缺乏道义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宽容,无法在最低的道义底线和利益互惠之上达成共识,所以钩心斗角、山头林立、四分五裂的状态并没有真正改变。致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更无法构成对中共政权的实质性压力和对国内民间反对运动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着名流亡者,在经历过短暂的众星捧月之后,其光芒便越来越黯淡,最后也变成了无首群龙之一。

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贫乏

凡是由独裁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不但有持续的组织资源的积累,还要有持续不断的思想资源的积累,两者的相辅相成才会造就成型的民间反对运动。而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少有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间的思想资源远比其它转型各国贫乏,而且没有持续积累。比如:苏东各国本身就深受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理论和文学艺术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更由于五十年代的解冻,苏东各国的民间知识精英创造出大量反对极权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政治贡献出通用名词。一部《古拉格群岛》的思想重量,胜过中国揭露极权主义罪恶的文字的总和。“古拉格”,作为共产极权的制度罪恶的代名词,其份量决不次于作为种族灭绝的代名词的“奥茨维辛”。还有哈维尔给捷克总统的公开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胜过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的所有宣言。

同样,在缅甸,昂山素季把两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资源结合起来,一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权至上,一是源于东方佛教的爱、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软禁中写就的《正义需要宽如来缓和》,就是两种普世价值完美结合的经典文献。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人士至今也发不出如此高贵的声音:“即使在被严格监禁的时候,我依然有办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跃。囚禁我的小屋被铁丝网团团围住,我整天被关在屋内。这些铁丝网时刻提醒着我自由的可贵。像佛经教义里所说的,障碍往往会成为有利条件,一个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对自由的可贵反思。”正如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词所说:在亚洲最近几十年里,昂山素季已经成为反抗压迫的重要象征,成为显示平民勇气的卓越典范。

而在中国,50年代末的争鸣时期,出现过诸多自由主义的声音,储安平和林昭的言论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反抗“党天下”的最强音。在文革中,出现过遇罗克以及更为深刻的顾准,出现过署名李一哲的呼唤法制的大字报,但是,这一切都很快就在残酷的镇压下销声匿迹了。甚至,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都没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运动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罗克和顾准的思想资源和人格遗产才被重新发现。

进入改革时代,八九之前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主流声音是邓小平发动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重新诠释马列主义毛思想之上,实际上是为党内改革派反对僵化凡是派、为争夺意识形态主宰权而呐喊。边缘化的声音,先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刊言论,就反专制的言论强度而言,魏京生对“第五个现代化”的呼吁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对言论自由的激情阐述是代表作。但是,这些言论在当时被主流知识界所忽视,并没有发生应有的影响。

接着,在文学艺术领域,是自我表现的朦胧诗、清算文革的伤痕文学、先锋派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摇滚乐。伤痕文学的主流是知识份子的诉苦和自我美化,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对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胧诗和先锋电影曾影响过一代人的审美倾向,但是,随着这一群体中的着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这一群体的民间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渐变成了西方汉学家的谋生资源和官方作协的反面点缀,最后成为寻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领域,是关于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的大讨论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论战。为人道主义正名的讨论,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点,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学”来突破阶级论设置的禁区,通过对现实中人的异化的揭示来批判现存制度。哲学上的主体性,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康德的主体论和东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着生产力决定论、社会本位论和群体主体性的沉重尾巴。文学上的主体性是借助于哲学主体性解释艺术创作,是康德美学、人道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的大杂烩,人为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论是一种新的类型化代替旧的高大全。文化大论战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间展开,前者借助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批判中共新传统,并怀有一种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后者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资源,借否定传统文化和鼓吹西化来批判现实专制,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简约化之嫌,还没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流派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做过区分。至于直接针对现实来讨论政治改革的声音的公开化,是在“反自由化”运动流产之后才真正出现。

但是,一是改革开放使执政党重新获得了民意支持,二是平反后的知识份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结,三是本土资源和理论准备的严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五是眼花缭乱的西洋景让人无所适从,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盖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代替深思熟虑的原创,八是没有个体的真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忏悔,九是无法实话实说的言论环境……这些深层的体制局限和精神残缺的综合作用,使这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启蒙弊端众生。清算毛泽东时代的言论大都局限在推卸责任和用苦难贴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鲜有深刻的负责的自我反思;而倡导自由主义的言说更陷于游移、浅薄和暧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余而思想不足,打擦边球过多而直来直去太少。致力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新儒家,无法理顺传统价值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衔接关系,“传统内圣”根本开不出“现代之新外王”,不经意中成了官方爱国主义的文化注脚和理论借口;致力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笼统和浅薄,也没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表述方式。中国文化思想界当时的现状是:启蒙者成长的思想环境,是被斗争哲学和语言暴力扫荡一空的文化沙漠,启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启蒙,怎么可能在一个急需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的大变革时代,发动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远见的建设性为一体的启蒙运动!当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识和善待人性的常识在精英阶层中间还远未得以建立之时,怎么可能把这种常识普及到大众水平。

因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民众中填补共产信仰崩溃所留下的灵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识形态,也不是知识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风靡的“气功热”、“武侠热”和“琼瑶热”,这三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载体,恰好与文化界的寻根思潮相互激荡。六四后,中共全力反对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变,高举爱国主义和弘扬传统文化,于是,气功热迅速发展为九十年代大规模的民间组织中功和法轮功。同时,王朔的小说和影视的风靡,以反讽喜剧的方式娱乐着政治高压的社会,帮助人们宣泄万马齐喑的压抑,在用嘲讽来颠覆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也具有着消解一切价值和理想的倾向,助长了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态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热风靡的大众传播中,前一种倾向日渐消失而后一种倾向却深入人心。

其实,无论是带有迷信和巫术的性质的气功热,还是具有颠覆和虚无的双重色彩的王朔热,它们的迅速大众化是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在正义感严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释放的无奈之中,人们转向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转向纵欲享乐和对金钱的贪婪,也就水到渠成。抛开官方的普遍政治腐败对社会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知识精英没有资格苛责王朔们和迷恋气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众。让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灵魂空白和道德糜烂负主要责任,是极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局限,王朔们所起到的颠覆作用已经足够,填补颠覆之后的精神废墟的主要责任,本应该由知识精英来承担。但是,当知识精英并没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之时,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气功来填补也就势在必然。

从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精神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和权贵们对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面前,知识精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来精英本身的权贵化。把平民推向枪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热衷于为权贵私有化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辩护,却对中共打压法轮功和利益严重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无动于衷,即便是关注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左翼和号称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的新老毛派,也决不会在现实行为中为受迫害者仗义执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只能是社会精神堕落的主动帮忙者或被动帮闲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王朔们李洪志们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不仅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社会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八九运动就是在这样贫乏的思想启蒙和残缺的知识品格之下开始的,自由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启蒙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胆量和能力。参与八九运动的大学生和市民,其轰轰烈烈的行动留下了丰厚的道义遗产,但是在精神遗产上,参加运动的知识精英们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思想痕迹。亲历过这个伟大运动的知识精英,如果回头看看自己当时发表的言论,凡是诚实的反思者都会觉得脸红。知识精英为这个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源与这个运动表现出的道义激情、动员规模、和平理性相比,简直太不相称。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伟大之比来形容。

道义凝聚力的贫困

如果没有民间的主动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个邪恶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已经腐烂瓦解,它也绝不会自动坍塌。改变沉默大多数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状态,首先是精英们要敢于打破沉默,表现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气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产极权制度整体破产的十几年后,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民间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间精英阶层的良知和勇气的贫困。

非常讽刺的是,六四大屠杀之后,为这种道义贫困进行辩护的最典型的理论,居然出自自由知识份子的笔下。他们完全不顾强大专制政权制造的政治恐惧始终在场的当下现实,完全忽视在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和从来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保守主义的含义有着根本的差异,无法直接进行横向移植。但他们偏偏要从英美的消极自由或保守主义出发,把八九运动的失败和错误作为法国式积极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并从消极自由中引申出“历史的缺席权”、“远离现实退回书斋”、“莫谈国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消极自由”的庇护下,精英们找到了拒绝直面严酷的专制现实的堂皇理由。结果是,不但对中国的现实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笔下变得如此苍白如此犬儒。

历史表明,凡是已经完成社会制度和平转型的专制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有一个持续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存在。民间反对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精英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反对运动必须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唤起勇气和开启民智的象征人物。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间反对运动之前就具有丰厚的名誉资源,他们一旦决心与专制制度决裂,以往的名誉资源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和感召力,他们是道义勇气的化身,是民间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间组织化的核心。苏联转型的完成,最初的道义象征是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索尔忍尼琴,前者是导弹之父,后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后是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着是叶利钦退出苏共而转向民间,成为自下而上推动苏联转型的领袖,他在历史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魄力和道义勇气,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民意象征。东欧诸国转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苏联放弃军事强权对东欧的介入,二是得力于民间压力的不断壮大。民间压力集团的不断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恐怖政治下的道义英雄之屹立不到。波兰有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捷克有以哈维尔为象征人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亚洲,韩国有为反抗军政权而几乎丧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长达29年的曼德拉,菲律宾有以身殉难的阿基诺,刚刚出现政治和解曙光的缅甸有宁愿失去自由也决不流亡的昂山素季,她在演讲时曾面对包围着她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她平静地对士兵们说:“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让人民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这些道义英雄对民间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动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气、智慧、毅力在领袖和民众之间形成相互激励。

反观大陆中国,一系列民间反抗运动和中共政权的打压,曾给一些人提供了成为举世瞩目的民间道义英雄的契机,可惜这些人或由于道义勇气不足或由于人格狂妄和胸怀狭窄,终难承担民间的凝聚核心和道义象征之重任。如果说,西单民主墙时期的着名人物还只是墙里开花墙外红,无法得到国内的民间认同,但清污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在当时则是国内外皆知的民间英雄。八九运动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国内外声名鹊起的风云人物:享誉世界的学生领袖们、着名知识份子们和民营企业家,党内自由派中也出现过很有份量的赵紫阳、鲍彤和许家屯及其幕僚。他们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甚至就是凯旋般的流亡,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几乎为中国流亡者群体所独享。在国内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国内外的特别关注。

幸运的是,他们有机会也有足够的民间资源,不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个人代价更是大屠杀的鲜血,为这些风云人物提供了太丰厚的道义资源,八九风云人物所享有的社会名誉就是靠民众的鲜血成就的。对于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来说,六四后的最佳假设是:如果方励之能够走出美国大使馆去面对中共的审判,如果大家都留下来填满中共的监狱,如果赵紫阳能够象叶利钦那样公开与执政党决裂,并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将在六四后形成多么庞大的民间阵容,又将得到多么巨大的国内外支持,诺贝尔和平奖也极可能授予反对派精英中的某一位,如果这样,既能为民间鼓起反抗的勇气,又对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权构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换言之,任何一个关押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专制制度的监狱,都将成为千夫所指的罪恶象征,也将变成一个民族道义勇气的象征和民间反对派的核心。

这样的假设和期望绝非道德苛责,因为,风云人物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应该与其所享有的社会声望相匹配,对知名人物施以道义苛求绝非不近人情,而仅仅是社会常识而已(比如,婚外恋者比比皆是,但克林顿就要受到社会的苛责——法律调查、国会听证和舆论谴责)。何况,在中国,在八九运动中,知名人物付出的个人代价仅仅是牢狱之灾,与老百姓已经付出的生命代价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应该成为吃老本的私人资源,他们没有丝毫理由浪费和挥霍这泣血的牺牲。换言之,中国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与他们所享有的社会威望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之间,出现了极不匹配的巨大裂痕。当知名精英们不愿在最恐怖的关键时刻为坚守道义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个人代价之时,民众自然也就没有义务对他们再寄予厚望和给予支援。名流们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之时,也就是民众收回给予名流们社会荣誉之刻。当国内的法轮功信徒不畏强权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时,他们有权利有资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会也有权从道义上苛责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数的愚昧而是少数精英的懦弱和不负责任,成就了中共政权安然度过了大屠杀后的合法性危机。缅甸民间反对派的成功和中国民间反对派的失败,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运动的精英之间的天壤之别,一位昂山素季的份量胜过中国一打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孤立无援的民间反抗

六四后,中共政权安度政治危机和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孤立少数反抗者和收买大多数精英、物质上的钱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钱外交和国际社会在道义优先与利益优先之间的权衡……都在帮助欠下血债的中共独裁维持稳定。

与此相匹配的,是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目前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最典型的个案就是以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法轮功信徒的护法和弱势群体的示威。母亲们反抗暴政的道义勇气不可谓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谓不杰出,法轮功信徒的坚韧和殉难不可谓不惨烈,受损群体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的普遍冷漠中孤军奋战。

面对这样的现状,有人会辩护说,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只能如此。这种特殊国情论被人为地辩护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宿命。为这种可悲宿命辩护的是如下犬儒式论调:1、中共政权过于强大而民间力量过于弱小。2、现政权毕竟还在改革且创造了不错的经济成绩。3,中国民众的素质低,还没有进行民主化的文化条件。4、曾经长期受穷的国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发家致富的机会,所以先要面包而后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当中国人都吃饱了面包,自由的降临也就水到渠成。5、现在的跛足改革是国人所能选择的代价最小的转型方式。6、国家利益优先的外交战略对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约下的道义力量就会大大缩水,所以国际社会无法对中共政权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压力。

但是,我认为这绝非宿命(宿命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辩护,是懦弱者的无奈感和无所作为的另一种表达),而是中国民间反对派本身的贫困所致。正是这种贫困,使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缺少连续的积累,致使八九运动所积累的巨大民间道义资源迅速流失;民间力量的贫困,甚至会使本来备受合法性贫困压力的独裁政权,在不断的自我修补中显得自信而稳定。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你退我进此消彼长,民间力量长一分,专制力量就缩一分;民间力量缩一分,专制力量就长一分。每一次民间反抗暴政的行动陷于孤立无援的贫困,也就等于全社会都在参与对道义资源的变相出卖。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道义资源被全社会合谋出卖。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出卖于今犹烈。

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坚持在《猪的哲学》中所表达过的观点:血腥屠杀和严厉镇压只是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则是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的道义贫困。大屠杀对中国人的主动而积极地争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义勇气的暴力阉割,首先吓坏了学生精英和知识精英,大面积的逃亡使我们失去了能够支撑人性高贵的最佳时机。接着便是道义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尽情挥霍,不仅使中共轻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而且使当年的八九运动的普通参与者,感到他们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只是几个流亡者大吃人血馒头的资本,就必然萌生一种被精英们玩弄的受骗感和耻辱感。在一个全面专制的社会里,无形的道义资源是我们对抗占据所有有形资源的独裁政权的唯一支撑。最血腥的时刻也是道义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时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时刻,我们的道义象征人物能够不畏强暴地屹立着,那么,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杀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暂时的失败。但是,我们没有肩扛黑暗闸门的高贵骨头,精英们的懦弱和短视所导致的道义资源的流失和浪费,造成的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长远的失败感、失望感甚至绝望感。看破红尘的人就会视道义如无用的垃圾或谋取名利的工具,变成惟利是图之徒。

在一个政权仍然强大的独裁社会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民间压力,独裁者决不会主动放弃垄断特权而还政于民,即便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世纪降临之际,即便连执政党成员都对这个制度丧失信心之时,即便中国民间反对运动拥有比以往任何时间都好的内外环境,也无法对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动。由于民间压力的贫困,一方面,独裁政权可以在没有值得重视的民间挑战的情况下轻易地守住垄断特权不放,另一方面国际主流社会的支持在国内外都找不到民间着眼点,只能转而主要和独裁政权打交道。

如果说,国内的严酷环境,还多少能够掩饰可悲的现状所标示出的国人人性腐烂的深度的话;那么,在自由的国家里,流亡者中坚守八九道义立场的人越来越少的事实,便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国人精神堕落的可怕深渊。以流亡的着名学生领袖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们很少再能听到其它人的道义声音。他们也像国内的大多数精英们一样,用人血馒头作资本发大财去了,并用惊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无耻。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位,如今在波士顿当上了一个电脑软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她居然毫无愧疚地把六四事件当作“一些该抛弃的垃圾。”她未来的目标是:挣足够的钱,把中国买下来,然后用CEO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何等浅薄的狂妄心态,只有无耻和无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坚守在广场的勇气,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后,她如此放言的胆量(如果那位访问过她的Ian Buruma所记属实),只能让我唾弃!

好在,在国内外,还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动继承着八九运动的道义遗产:牢狱中的民运元老徐文立们、年轻的自由知识份子杨子立们,闯关被捕的杨建利们……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鲜血,毕竟显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毕竟让人们认清了独裁政权的本质,不再相信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和意识形态说辞;毕竟造就了公开的、持续不断的民间反对派运动;毕竟在执政党内部出现了第一位为道义而甘愿放弃权力和相关利益的老共产党人,以及使一大批体制内精英走上叛逆之路。尤为值得珍惜的是,毕竟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倒下,唤醒了母亲们的沉睡良知,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以其反抗暴政的无畏勇气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颇为可观的受难者群体。这群普通母亲们的十年坚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为六四的伟大道义价值做出宝贵的见证。她们见证着记忆中的高贵人性对自由和尊严的激情。今天乃至将来,六四仍然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道义激励,那个血腥而悲壮的黎明,作为中华民族记忆中必须解开的悲剧之结,毕竟为我们这个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严、活得高贵的机会,也为民间反对派提供了摆脱贫困的丰厚道义资源。如果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能够肩负起对亡灵和社会进步的负责,那么八九运动的失败就是悲壮,悲壮将成为滋养民间反对派的最好资源。

当独裁政治的恐怖无孔不入之时,当恐惧感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一种习惯之时,让我们记住昂山素季是怎样克服自我恐惧进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作为一个沉思的从业者,我有许多打破习惯的方法。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学”和“知行一体”而着名的哲人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国知识人大都处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状态。在分工日趋详尽的当代世界,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权威所左右,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而身处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谎言所恫吓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气,诚实地说出你的知。

这是知识份子的天职。

在中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识上的渊博,而是道义上的勇气!

2002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