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剥夺饭碗与精神洗劫

从3月1日开始,在国企职工失业率高达40%的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大庆、辽阳和抚顺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工潮。此次工潮的组织程度之高、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临时工会,推选出与官方谈判的代表,三地工潮的参加人数高达十万多人,而且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辽阳的工潮在地方当局的威胁和收买之下基本平息,但是大庆的工潮仍在继续。同时。北京、四川、新疆、河北、贵州等地也先后出现规模不等的工潮。工人们示威请愿的核心诉求是要饭碗、要公正、要求惩治腐败。

失业者之所以得不到起码的公正补偿,日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有些失业者已经窘迫到难以养家户口和维持温饱的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造成了政治权利的绝对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遍腐败和“损不足而奉有余”式分配方式。

一、跌到最低温饱诉求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群体示威运动,即1986年底的学潮和八九运动,后者持续了一个半月,形成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其声势浩大的连锁效应遍及全国多数城镇,运动高潮时期,有的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全部躲了起来,把市委市政府大院让给了学生,如四川的涪陵地区。但是,参与八九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只有运动的主体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有组织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而且他们的主要诉求是道义性的针对现行体制的政治诉求,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既得利益(饭碗)无关。正是这种超越特定利益阶层以及单纯功利主义的道义之举,才会形成广泛的动员,赢得热烈的支持,甚至当时的受益阶层(民营业主及个体户)也深深地卷入。

尽管运动后期出现过“工自联”和“市民联合会”等组织,但这些组织只有很少的骨干分子,对整个工人阶层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动员,工人参与运动,大都只是以市民的分散方式卷入,主要出于旁观、同情和随大流,其中也不乏看热闹的人。戒严之后,市民基于单纯正义感的参与大幅度上升,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还是在学生组织下的参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和自身的利益诉求。

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发生的抗议、示威、请愿等群体行为远比八十年代频繁,相比之下,示威请愿的阶层比较单一,主要是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受益阶层基本无动于衷),再也见不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影子,抗议活动的主体变成了失业、下岗和离退休职工。示威请愿的目标不再是针对现行体制的抽象政治诉求——要自由、要民主、平反冤案、反对官倒,而是经济诉求——实实在在的温饱利益。工潮即便提出反腐败的政治诉求,也是基于具体利益的严重受损,而非道义上的抽象的自由民主。

换言之,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现存体制对人权的首要剥夺,不是政治、信仰、言论等人权,而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对中共一直标榜的“人权首先是温饱”,具有很强的反讽意味,所谓“生存权”、“发展权”,一向是中共政权据以反驳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批评的法宝,此次东北工人的大规模示威请愿活动,向中共政权提出的人权诉求,恰恰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便是中共引以为傲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水份。

二、两极分化的根源是政治权利不平等

80年代到90年代的巨大变化,原因在于整个改革时代,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的时间很短,而随着具有特权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高速膨胀,利益分化便向着恶性的两极分化狂奔——由改革之初的普遍受益转变为改革中后期的极少数人的受益且受益者所得过于丰厚,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且损失过于严重。为改革付出最大代价的,无疑是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弱势群体,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城镇职工。

对于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来说,社会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政绩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1992年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之后的十年中,政权维持稳定的最大资本就是经济的高增长。其间,为了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局疯狂地追求经济高增长,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用来支持“保七争八”的增长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和赤字)、集权的新税制、稳定的货币政策、开放资本市场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更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高工资以刺激内需(甚至到了用延长休假日来鼓励旅游消费)、实施债转股和大肆剥离不良资产来拯救国有企业、甚至不惜依靠虚假的统计数字……在现行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这种近乎病态的追求经济高增长,必然导致稀有资源一边倒地向发达地区和强势集团倾斜,为大小权贵们疯狂地进行强盗式私有化敞开了大门。正是在追求宏观高增长和微观权贵私有化的双重疯狂中,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锦上添花过度而雪中送炭严重不足。

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大大小小的权贵家族,其次的受益者是私营老板,再次的受益者是白领阶层和知识群体——尽管不过是权贵们恩赐的残羹剩饭,而城市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最大受损者:工人们与国家的管理者阶层相比,在政治资源上更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与老板及专业白领阶层相比,在经济资源上处于弱势;与知识阶层相比,在文化资源上又是弱者;而那些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占有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又可以把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对极为稀缺的公共权力资源的占用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官僚阶层,不但可以通过合法的垄断特权,还可以通过几乎是为所欲为的非法的权力寻租,换取经济上的暴富和社会名誉。中国特色的分配不公,首先在于政治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其严重程度乃为天壤之别: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无,所谓有权就有一切而无权便一无所有。这是其他方面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更不公正的是,在中共体制下,任何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个人和群体,皆要遭受二次掠夺——第一次是对有形的权利、生命和财产的剥夺,第二次是话语垄断对受害者的知情权、申诉权和解释权的剥夺。被炸的血肉横飞的芳林村小学生如此,被镇压的法轮功信徒和异己人士如此,被整肃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如此,被剥夺的广大弱势群体亦如此!

三、欺骗性的“改革代价论”

正是第一次经济剥夺的不公正,导致第二次剥夺,否则就不是“专政”了。官方控制着所有的主要媒体,一方面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首先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完全黑箱运作,不让国企工人知道内情,其次是严密封锁弱势群体为了饭碗和公正而示威请愿的抗议活动,不让社会知道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在舆论上一手遮天,在剥夺了弱势群体能够公开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的同时,利用党的喉舌、御用经济学家和知名老板大造舆论,用伪改革、伪市场化理论欺骗弱势群体,掩盖政治权利不平等导致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为权贵集团辩护,维持政权稳定。

为了安抚承担巨大代价的工人阶级,中共官方用一套颇具欺骗性的“改革代价论”来说服民众,标准的说辞是: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几年一翻番,创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普遍不景气之中一支独秀的奇迹,但是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此巨大的成就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即为了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所以进行剥离不良资产的企业重组就成了国企改革的重头戏,首先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的是普通工人,他们付出如此代价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

那些高喊“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必须保持中立”的主流经济学家,用舶来的“交易成本论”为权力寻租辩护,通常的说辞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化,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合理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权钱交易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用经济资源交换政府手中的权力资源,以推进市场化进程,因而,权钱交易是社会必须为之付出的交易成本,而且是完成经济转型的成本最小代价最低的方式,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公实在是无奈的选择。为了加强说服力,他们经常拿苏东改革作对比,以恶意夸大“公共选择式”改革的代价来凸现中国的“交易成本式”改革的成功,似乎除了容忍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之外,中国人别无选择。

先富起来的老板阶层和公司白领们,更以在市场的经济竞争中怎样求生存求发展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现在的大面积失业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立足,企业的管理者就要全力降低成本,裁员正是降低成本的通常手段之一。失业者作为竞争中的出局者,实乃“适者生存法则”之必然,要怪只能怪自己的无能,而与体制的合理与否、竞争的平等与否、再分配的公正与否,完全无关。

当局在为“改革代价论”大造舆论的同时,还动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的手段和宣传技巧,向改革代价的最大承担者灌输正统的道德高调:“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该具有无私奉献的胸怀,主动为党为国分忧解难”,其潜台词是:只有把失业下岗当作无私奉献而毫无怨言的职工,才配拥有“领导阶级”的光荣称号。一方面,官方运用树典型的传统手法进行灌输,制造或挑选了一些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型,开表彰大会,做巡回报告,最高规格的表彰和报告会当然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一方面,又利用现传媒特别是影像传媒,进行寓教于乐的灌输,主流媒体播出的关于国企改革和下岗职工的电视剧,无一不是“改革代价论”和“为党为国分忧论”的图解,而且,随着重量级作家和名演员的加盟,其意识形态灌输的技巧也日臻纯熟,故事和人物越来越生活化平民化。这些电视剧的主人公,无不具有善良勤劳、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品质,无不体谅国家和领导的难处,忍受社会的白眼和亲人的不理解,毫无怨言地担负起下岗后的沉重生活,并通过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二次创业,最后,不但自己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幸福生活,还要干出一番事业,帮助其他下岗的人再就业,把为党为国分忧解难落实到成功的再就业实践中。收视率极高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最为典型。

现行体制在从物质上第一次劫掠了弱势群体、使之在生活上朝不保夕之后,又对他们实施第二次精神洗劫,使之丧失为自己正当权益奋起抗争的意志,这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与精神鸦片,已无异于无赖的狡辩——强迫人们碰到劫匪不但不要反抗,反而应该体谅劫匪的难处,主动把财物献出,以显示道德上的高尚,等待劫匪的表彰。

四、惊人腐败挥霍下的高失业和低保障

直到今年初,中共当局还在宣称城镇失业率为3%左右,而在两会结束不久的3月27日,官方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城市失业率在10%左右,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的一组数字远远高于10%:“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五千四百万人,同期仅能安排三千八百万人就业,倘有一千六百万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三千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失业率在15%左右。而且,农村剩余的近2亿闲置人口,将有大量劳力向城市流动,而被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优惠惯坏了的城里人,常常为了面子,不愿意干那些又累又脏的“低贱活”,比如,现在城市里的建筑行业的主要体力劳力,基本被进城的农民工包揽,这就又对城市人的就业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同时,旧体制下由国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渐废除,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更令工人阶级的处境雪上加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残缺令人震惊: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三分之二以上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且,社会保障金总量严重不足,即便参加了这些社会保险的大多数人,也领取不到足额保障金,失业者人均领取的救济金还很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还有40%以上的失业者领不到救济金,医疗费也无法全部报销或分文不报。在失业补偿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失业职工必然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最近朱熔基表示要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咬牙才拿出46亿,而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指出,仅养老金一项,资金缺口以每年一百亿的速度攀升,1998年的缺口100多亿元,1999年增加到200多亿元,2000年增加到300多亿元。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是空白,使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对中共政权的严重挑战。

造成这种畸形社会分配不公现状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本身,更不是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致,而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权操控、惊人腐败和巨大浪费,是没有起码社会公正可言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为。这样的两极分化,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可以辩护的理由。

首先是现存体制下的非法腐败:一边是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的相对大幅度下降的失业大军,一边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官僚腐败:破产和负债的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贪污、受贿、挪用、渎职、挥霍和转移资产,所吞噬的财富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中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证实说:129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三分之二帐目不准确,不能真实反应它们的财务状况和业绩,坏账高达743.2亿元,占其总资产的11%;国家资产损失高达228.8亿,占其总资产的3.4%,两项相加近一百亿元,而现在国家财政监管的各类社会保障基金才620亿。记住,这仅仅是官方的数字,黑箱后面的金钱黑洞谁也看不见。

五、制度性的合法腐败

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和贫困地区的愈发贫困;另一方面是政权本身的极度挥霍和浪费。首先,日益庞大党政官僚机构所占用的民间资源越来越多,三十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官;纳税人不仅要养活党政两套系统,养活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不算,还要养活工、青、妇甚至各种号称民办的协会(如文联、作协等),最莫名其妙的还要养活八个民主党派。仅仅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中国的社会资源就已不堪重负。朱熔基下了大决心精简机构,也由于制度障碍而只能虎头蛇尾。

其次是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高昂决策成本,特别是独断的高层领导人个人偏好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致使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锦上添花的挥霍浪费和重复建设的无效投资,比比皆是。政府不惜用惊人的财政赤字来大面积投入大工程、提高军费和提高在职公务员工资。朱熔基作为政绩炫耀的2.5万亿的基础建设投资,有多少属于好大喜功的锦上添花和挥霍浪费,又有多少属于豆腐渣工程,百姓并不知情,但是我们知道,强行上马的三峡工程、50年大庆的巨额开支、主席工程的中华世纪坛和正在兴建的国家大剧院,将挥霍多少民脂民膏!

连年的军费高增加,今年又增长17.7!达到一千六百多亿人民币,加上隐形的军费开支,甚至突破六千亿元;连续四次为公务员加薪,增幅已经翻番。

今年两会,从中共高层到两会代表,纷纷表态要拿出切实的办法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朱熔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弱势群体”一词,两会的前10号提案皆与弱势群体有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在两会上热销,关注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也成为新闻舆论的一时焦点。但是,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承诺大都是无力兑现的空头支票,而那些锦上添花和挥霍浪费则是实实在在的巨额财富。

朱熔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财政赤字高达3000多亿,香港《信报》称其为“赤字总理”,他还老大不高兴地坚决否认。但3000多亿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黑箱后面的赤字是谁也说不准的天文数字。应该纳入隐形赤字之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股市泡沫、国有企业亏损及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等,皆不在政府公布的债务之内。

朱熔基说,财政赤字只占GDP的3%,而有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使政府债务占GDP总额的比重提高到70%,这些坏账造成的潜在金融风险大都由老百姓储蓄来承担。社会养老基金的债务,国务院体改办《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精算》课题组进行测算高达1.2万亿元,世界银行报告的测算是1.9万亿元(1994年),相当于当年GDP的50%;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社保所测算的债务大约为3.4万亿元(1997年现值)相当于当年GDP的58%.美国学者林双林测算在30512亿元至45768亿元之间。

这一切,不仅是在侵吞和挥霍当下的社会资源,更是实实在在地提前挥霍民众、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现在的改革对弱势群体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权贵阶层、私营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精英们先富起来,并脑满肠肥、挥金如土,而弱势群体则是铁饭碗、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的全部丧失。综合多家民意调查机构对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的结果,40项热点中,民众关注度排在第一的社会问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关注度高达85.4!而对排在第二位的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作为“领导阶级”捧着铁饭碗的人们,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绝望境地——社会没地位、家中没温饱,必然导致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失衡,怎么能不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怎么能不引发弱势群体的示威请愿活动?

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城镇愈演愈烈,仅2000年10月下旬以来至11月中旬,大陆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从1998年开始,平均每年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工抗议事件十万起以上。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精简(1999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分流四百多万人),使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在拖欠甚至想赖掉退休金、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金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居然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彼此之间第一次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在中共执政后实属首次。

下岗的党政干部加入自发抗议行列的现象,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在自利意识觉醒的时代,利益是人的行为的第一驱动力,任何党纪党风的教育和约束、什么“以德治国”方针、御用德育教授们提倡的“奉献美德”,皆无法与利益驱动相比,纵然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个人利益受到不公正的损害,一切说教皆不起作用。因为“以德治国”的前提是利益分配的公正,在一个没有起码公正的社会中,制度性的缺德状态决不会有根本改变,不根治制度性的分配不公,任何“德”都治不了“国”。

【民主中国】200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