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互联网与民间言论空间的拓展

尽管目前的大陆还在一党独裁的统治之下,言论自由还是奢侈的梦想,对言论的操控和对异见的打压,还是中共的主要统治手段之一。但是,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引发的大变化之一,就是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极权转变为江泽民时代的寡头威权,与之相适应的是全能政府被逐渐蚕食和政权权威及其统治效力的日益萎缩,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民间社会从无到有,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整体国家和一元社会。

民间社会的成长,首先是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和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其次是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和非政治性中介组织迅速发展,第三是铁饭碗的砸碎使个人的灰色自由日益增加,最后是民间以言论参与公共事务逐渐增加。最早是邓小平为了与毛派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而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允许官办媒体突破一个个传统禁区。接着是平面媒体和图书出版进入多元化阶段,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使官方不得不依靠容忍民间的二渠道,许多有违主旋律的报刊和图书都是私营书商所为。而最大的突破来自1994年互联网在大陆的出现,这项新技术为民间言论空间的拓展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方便。据最新统计,大陆网民现在已经达到5600万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民大国,并且还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绝非是单纯的量的扩张(多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使信息传播和民间发言有了质的提升:为民众提供更便捷更客观更真实更多元的信息,为民间言论提供更方便更广阔更平民化言论空间,也为中共的言论管制除了一到难题。2001年4月,由社会院两位副研究员郭良和卜卫主持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面世,此报告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五大城市为取样样本。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对大陆的最大改变,就是民众获取公共信息的方式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方式。

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大陆人获取不到真实客观多元的信息之局面。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真实信息,就会上网寻求真相。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传媒更早的信息和更深入的报道,在平面媒体上被封杀的言论,很快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小布什清华演讲在官方媒体发布的文字稿被删节,民间网站马上就会出现完整的全文,并把洁本和全本放在一起,以此凸现中共政权的胆怯以及言论管制的无效。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媒介。以前,民间发言主要由知识精英垄断,一般的平民难以参与,公众表达处在饥渴状态,而现在,这种局面被互联网彻底打破,只要上了网,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并对公共事务发言。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如中美撞机风波、华裔间谍案、北京申奥、9·11恐怖袭击、加入WTO、香港特首选举、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江泽民座机窃听器,甚至十六大的权力之争等重大事件,无一不引起网上的热烈讨论和接受民意的评判。被互联网释放出的表达饥渴,甚至使网上的言论参与到了毫无道德自律的程度。

互联网对民间言论空间的拓展最具实质意义的贡献,就是为那些不同于官方主旋律的声音,提供了方便而广泛的发言渠道和传播空间。一类是被官方打压的民间群体的声音,如六四难属群体、民主党、异见人士、法轮功及其他民间的宗教组织的声音,大都是通过互联网在国内外传播的。另一类是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声音,网络不仅使已经成名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得以更广泛地传播,更让一批颇有实力和社会良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网络上迅速崛起,最有代表性有杨子立、李勇刚、任不寐、王怡、安替、秋风、杨支柱等人,他们的影响和成名全赖网络之赐。对于拓展民间言论空间来说,他们不仅在网上做个体发言,更是充分利用网络传媒,其最大贡献是创办了自己的网站,从《思想的境界》开始,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或半民间网站已经多达几十个,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网络民间社会,使自由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传播开来。甚至一些由官方媒体所办的网站,也有大量批判现存制度和高层决策的言论存在,

同时,国际舆论通过互联网参与大陆的公共事务,其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对华广播。海外中文新闻网、网刊和一些著名国际传媒的网站,尽管深受中共封锁之苦,但是它们还是能为大陆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被中共封锁的敏感新闻和异己人士的敏感言论、特别是法轮功的言论和事件,也大都通过境外网站反馈回境内。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旅美留学生李洪宽创办的网刊《大参考》,它已经成为关心时势的大陆网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个获得《大参考》的网民又会把它传给朋友,连锁传播使《大参考》的读者呈几何基数增长。正是依靠这些开放网络上的多元信息和观念启蒙,大陆网民才能对中共政权的决策提出置疑和评判。而这,正是现行体制下,民间力量不断突破官方言论管制、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最大希望所在。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很难估价这种民间的舆论参与对政府决策的量化影响,但是,民间通过互联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万象、公众人物甚至政府行为的影响,肯定要超过传统媒体。这种影响不仅明显地表现在社会问题上,诸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名单、赵薇服装风波、吴征假文凭、北大博导王铭铭剽窃、足球黑哨、希望工程黑幕等事件上,也表现在对政权形象极为不利的重大社会事件上,如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就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使朱鎔基总理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向受害者和民众致歉。南丹煤矿的严重事故,也是通过互联网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在媒体持续的追踪揭露下,受到高层的重视,对相关责任人和地方官员作出了严格惩处。甚至十六大前的党内斗争也在互联网上摆开了战场,毛派邓力群、魏巍等人公开反对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的公开信,就是首先上网才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自由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形成和成熟,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言论空间的建立,乃是最关键的一环。现在的大陆,以垄断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及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民间言论空间同时并存。尽管中共针对网络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管制条例,不断进行全国性的网络检查,封网技术也不断完善,但是,即便政权付出再大的成本,网络也是管不住封不了的。国内网站上的犯禁言论层出不穷,甚至连官方网站的论坛都经常越轨,言论管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技术进步在给专制政权提供统治工具的同时,也为民间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互联网作为民间言论空间的技术依托,将转化为政治上突破官方管制、实现言论自由的最佳工具。因为互联网不同于其他现代传媒,它在技术上的无孔不入使言论封锁无法真正奏效。

更重要的是,言论管制在道义上的绝对劣势,官方的打压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而只能采取秘密方式;民间网站为了生存下去,其反抗也相应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二者之间的较量主要在不透明的灰色区域进行。言论管制呈现出时紧时松的“刮风周期”。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打压,也只能有一时之功,无法达到长远之效。风头一过,肯定是恢复原样,甚至越来越大胆。可以说,每一次全国性互联网整顿,都是一次民间发言和官方管制之间的周旋,每一次“言论出格”都是对官方管制效力的考验,也是民间不断突破官方界限的尝试。

也正是在这样的管制和反管制的反复试探的过程中,民间的言论空间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拓展。民间进一分,官方就缩一点,黑白之间的灰色区域也随之扩张,当点滴累积的长期坚持把大部分言论空间变成灰色,突破言论管制的临界点,把言论自由作为公开化的民间诉求,便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02年4月25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