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政治精英、权贵家族和政治改革

一、邓小平与改革

大陆中国的改革背景是一个全面奴役的社会,这一现代奴隶社会的造成,直接原因是文革,间接原因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愈演愈烈的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这种现代奴隶制和传统奴隶制的区别,只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组织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实质则完全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奴隶制没有政党,没有“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没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道德说教,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我标榜,没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洗脑,也没有现代科技提供的有效的奴役手段,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而没有以“人民公仆”的伪善面貌实施奴役的奴隶主,也没有以“国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誉被奴役的奴隶。

执政党控制的国家是奴隶制的载体,党魁就是奴隶主,民众包括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是等级不同的奴隶,对领袖个人的绝对人身依附,通过国家控制的单位和执政党控制的组织的双重操控,借助于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无所不包无处无时不在地剥夺着个人的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集体生活上和个人隐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恋,通过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个人只能别无选择地依附于党、国家和领袖个人,只有无条件的效忠和奉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反对和索取的权利。绝对独裁的政治、陷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物质供应的极度短缺、连沉默权都不允许的强制、普遍的人权灾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阶级斗争和连梦都不敢做错的恐惧气氛……总之,大陆中国进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灭绝人性,以至于红太阳刺瞎所有人的眼睛,社会主义的草覆盖了资本主义的苗,刚出生的婴儿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刨腹。

物极必反,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造成的灾难,在文革的后期达到了社会忍耐的极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之强烈和忍无可忍,甚至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通过“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已经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毛泽东本人。这大概中共执政27年以来,民众第一次自发地公开把矛头指向毛本人的群体抗议,而且是在中共政权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1949年之后,这里曾经只是举行中共执政的周年庆典、重大节日和百万人集会的地方,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八次接见造反青年的革命圣地。“四五天安门运动”预示了大陆中国的全面奴役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临界点了。即便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遭到天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住亿万人只有一个头脑的奴隶制秩序了。

虽然首先是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为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持,中共的政治精英阶层才有可能通过上层政变和推动思想解放来发动改革,但是,毫无疑问,从改革之初到目前为止,推动和主宰着大陆的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是执政的精英集团。单就精英阶层来说,首先是政治精英——中共集团内的被毛泽东打倒的受迫害者——成为发动改革的主要动力。他们利用老权威毛泽东自然死亡之机,清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义的继承者“凡是派”,通过对文革的清算和平反运动重返政治舞台,通过思想解放运动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公众的舆论支持,通过肯定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动了经济改革。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葬送现代奴隶制——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建立私有化、市场化和宪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而邓小平只是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权才进行改革——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政治上的平反和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解放。随着改革的发展,执政的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在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上,出现了持有不同立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坚持在维护旧体制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它的中远期目标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声音则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旧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彻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这种目标上的根本相左所导致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邓、胡、赵”核心出现裂痕。最初是胡耀邦因在“反自由化”运动的决策上与邓小平的分歧而被解除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尽管还保留了他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主要权力。接着便是八九运动所导致的公开分裂,赵紫阳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他的党内外支持者随着他的下台而基本全军覆没,还保留着党籍的赵紫阳处在准软禁的失去自由的处境中。至此,在党内的极少数敢于坚持根本改革旧体制的政治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而在维持旧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单纯的增量经济改革的多数派全面掌权。

尽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创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最基层的民间,但是这一制度创新如果得不到执政党的支持,就无法成功和长期生存下来;尽管在改革的决策上,民意也有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开明派和保守派之争,而且开明派曾短时期地左右过高层的决策,尽管江泽民时代的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加入wto等重大问题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会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单纯经济改革的政治精英集团。

由于大陆中国在邓小平死亡之前,一直处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所以其灵魂人物邓小平的立场对分析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一直在坚定地维护中共的绝对领导权的底线上左右摇摆。与陈云、李鹏等人相比,邓是右派,主张逐渐用市场代替计划;而与胡、赵等人相比,邓又是左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为了保持住他在执政高层的核心地位,他玩弄着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由于邓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惯性,他对左派就更温和,而对右派则心狠手辣。这也是中共自毛泽东彻底掌握大权的延安时代起的一贯传统:“左”总比“右”安全,不会犯政治方向性错误,因而也就更底气充足。

邓虽然表面上故作开明,以拒绝出任最高职位来表示他对权力终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谁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样,实际地维持着自己在最高决策权上的终身制,废除终身制是他留给继任者的政治遗产,而对他本人则另当别论。也许,不在其位却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才是他自以为玩的高明和潇洒之处(现在谋求连任的江泽民也以邓小平的先例,为自己的半退进行合法性辩护)。邓小平对自己的权力的贪恋以及内心充满的不安全恐惧,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晚年,所以他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连续废掉了自己选定的两任接班人,对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这种满腹狐疑的变态心理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是专制制度的爱滋。在此制度中,没有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人能够具有免疫力。它从心理上甚至从生理上彻底破坏了人对绝对权力的免疫系统。

虽然与中共的其它领袖相比,邓具有过人的政治谋略、大胆的政治气魄和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在毛泽东死后迅速地掌握了最高权力,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势力范围,迅速地结束了主宰着全社会的斗争哲学,迅速地把国家引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他大量裁军,把物质资源尽量用于经济建设;他在早期就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的制度弊端,提出过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对外关系上,他放弃了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野心,提出务实的和平外交方针,用交往代替对抗,与西方国家全面修好,并且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显示了制度创新的能力,也于1992年促成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对话。

但是他的智慧、魄力、创造力和务实作风,皆被一种中世纪式的无知狂妄所束缚。老资格革命家的经历和毛泽东式的人格无知,使他具有大多数中共党魁那种根深蒂固的狂妄,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够拯救中国和建设中国,只有他能够设计出未来的蓝图、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出符合国情改革的策略;只有他恩赐给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决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采纳了别人的改革建议,其发明权也要归他所有。而任何有违于他意志的政见皆被视为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邓小平还能够理政的时期,所有重大的改革决策的“知识产权”都归于他的名下,出口就是“五十年不变”,闭口就是“一百年不动摇”。在他死后,所有的极端赞誉都随着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响彻天地,他是划时代的“总设计师”、他作为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的创造者,进入共产圣人的殿堂,“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引大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伟大旗帜”。1989年春天,赵紫阳在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不过是对确凿事实的公开客观陈述而已。正是这种事实陈述向全世界揭开了邓小平玩弄的废除终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隐藏在黑箱里的政治权谋,损害了他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权力虚荣,才使他最后下决心彻底废掉由他提携的接班人赵紫阳。在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一切,说不定哪句话就让独裁者听着不顺耳,随之发生的轻则是说话者个人的灾难,重则要株连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场社会性灾难。

极权制度的本质恰恰是娇纵这种顽童般的无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极权者不愿放弃这种制度,既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放弃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狂妄的资本。与这种制度化的无知狂妄所造成的灾难相比,意识形态的陈旧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么。回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金日成时代的北朝鲜……共产制度造就的无知和狂妄让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生命一项就高达一亿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极权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成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最惨烈也最耻辱的人类大劫难。

所以,当70年代末发自民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言论自由”的政治改革要求时,邓小平就毫不犹豫地对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专政,坚定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共政权的绝对权力,进而保证他的无知和狂妄不受挑战。

所以,当他为了巩固其权力、推行其决策时,他就重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内的开明派人物;而一旦他们的行为有违于他的意志、进而使他产生权力危机的恐惧感和虚荣心受挫的耻辱感之时,他就会联合其它的党内保守派将这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逐出权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赐予的一切权力,并把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境地。

所以,当他为了击败政治对手和确立自己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时,他就发动“思想解放运动”,让知识分子为他的“猫论”进行理论的论证和升华,提升到“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而当他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越来越背离他的意志和观念、进而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时,他就发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用党纪处分、行政剥夺乃至监狱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经为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出过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嘴巴,进而用专政的利刃割掉社会良知的舌头。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的支持重返权力宝座时,他就为“四五运动”平反,并把这一运动称为“反四人帮反文革反暴政”的伟大的正义之举;而当他害怕民心所向颠覆其权力宝座时,他就下令开枪,残酷地镇压“八九运动”,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平民,处死和监禁所谓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并将这一运动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甚至灭绝人性到不给死者以任何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赔偿,不准六四死难者亲属公开悼念无辜受死的亲人。在邓小平的权威笼罩下,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块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泪水公开洒落、一束献祭的鲜花合法地在亡灵前开放。

所以,他才会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他只许诺给民众以小康的温饱,却认为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说到2050年中国在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象猪一样靠面包生存,而不配争取靠自由来安身立命的生存吗?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但是,邓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所具有鲜明的猪哲学的特征,从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欲求。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众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议;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资本主义舆论的认可,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只有极权制度娇纵的无知和狂妄,才会使独裁者真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一贯正确,才会以个人的权力意志为唯一标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翻云覆雨、为所欲为。这既是一种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种野蛮的思维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维上的表现就是全知型的决定论和唯一论。如果说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无神圣的狂妄的话,那么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为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说神性思维的最大恶习是通过对信仰的垄断来维护政教合一的现实秩序,那么人性思维的癌症就是用无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寻找并且自以为找到了人间天堂。

决不能小看这种独裁者的无知和狂妄,历史上的一切极权制度的强人和伟人,都有这种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的狂妄,自以为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人间建立天堂。其结果却无一不是把人民与国家置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这种人格和思维,头上没有上帝,眼中没有民众,四周没有法律,心中没有对高贵生命的敬畏和谦卑。它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卡斯特罗、金日成等第一代极权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于n代极权者的人格中。回忆一下李鹏在八九运动时期与学生代表对话时的傲慢,江泽民教训香港记者时的目无一切,朱镕基在讲话时动不动就“我给你……”的句式,无不浸透了这个制度所娇纵的权力者的狂妄。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执政者的无知和狂妄就将作恶一天。

二、胡耀邦、赵紫阳和改革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的全力幕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悲剧根源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胡的主要贡献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方面,赵的主要贡献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旧体制的变革方面。他们二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宽容胸怀。

胡耀邦随邓小平复出后,在中组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是政治上的。首先是平反: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五种人”的政治贱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时表现出了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获得解放,在政治上为邓小平赢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持,这在刚刚结束了残酷斗争的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其次是思想主持思想解放运动,他不仅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且他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的人格凝聚力,是中共第一代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任何一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难以比拟的。再次,他在解决香港、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1949年以来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坦率而真诚的检讨,至今仍然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再次是对知识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热情和行动的保护,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所以他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党内和民间的广泛义愤,引发八九运动。当时,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都对胡耀邦有很高的评价。

赵紫阳对社会转型的贡献主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言论开放方面。他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但是他还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这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死于中共的土地改革,这种意识的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首先是推动农村改革:赵紫阳在改革之初主政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当时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齐名的中共省一级干部。“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就是对赵之政绩的最好概括。其次是推动全面的经济改革:由于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成就,他奉调进京,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他是经济改革在城市展开后的宏观决策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虽然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是在92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蓝图则是在赵任总理及总书记时期确定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权力下放、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逐步放开物价的双轨制,彻底放开物价的第一次尝试(物价闯关),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市场的构想(即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都是在赵任总理时开始的。在他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面,其它的一律交给市场和价格调节。企业改革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进行。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的整体决策的进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主政时期、特别是在“反自由化”运动之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到他因六四下台这段时间,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评价。1、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他主持下的三所一会与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通过这一高层的决策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的参与,也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2、言论尺度的开放:在他的支持和保护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成为讨论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言论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政治经济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园地和凝聚民间精英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的思想,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而成为当时政府幕僚和知识界的热门话题。3、全面启动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所作的报告中,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赵紫阳的政治悲剧有在政治智慧的不成熟的原因,经济改革上的急于求成,使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提出闯物价关和“加入国际大循环”,造成了物价飞涨和民众抢购的社会紧张;在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对其幕僚提出“走向蓝色文明”和“新权威主义”的公开赞赏,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这些解读为“拥赵倒邓”。无论赵在内心中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保守派的倒赵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这种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的锋芒毕露,实在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幼稚。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政治韬晦术的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为他个人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

遗憾的是,中共开明派的两位代表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与独裁者邓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旧体制的较量中,由于政治环境、政治资源、政治智慧和历史机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邓的牺牲品。他们虽然有着开明的观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择面前的良知,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摆脱中共传统所形成的政治人格。他们在掌权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自觉意识,即便有那样自觉意识,也没有戈氏的政治智慧(在完全执掌最高权力前的忍耐和驯顺)、执政环境(没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帮)、政治资源(党内支持度偏低)和历史机遇(八九的考验);他们在失势后又没有叶利钦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来表示不满,而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现实政治的失败所带给他们的国际性的和民间性的政治声誉和道义资源,把专制下个人政治生命的悲剧转化为抗争这一制度的民间反对派运动的正剧,这又使他们的悲剧平添了一种无奈的凄凉。在这二人中,从赵下台后偶尔发表的言论看,他对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来结束一党独裁的体制已经没有任何观念上的包袱,他所缺少的是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

胡、赵的悲剧命运引人同情,二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分歧更令人惋惜,赵紫阳在罢免胡耀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遭人病诟的选择。但是这种悲剧并不能简单用赵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权谋来解释,也不是一句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所能了断的。因为所有把政治作为职业的人皆有所谓的野心(我认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誉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权者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已经走到了胡、赵这样的高位上的从政者,没有政治野心和完全一致是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权力游戏规则是否公开、公正。

民主社会的政坛也有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和政见分歧,但是多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好处是:在权力争斗中不会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绝境,在政见论辩中不会依靠政治权力把反面意见打入地狱。而在大陆中国,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权力封杀不同政见的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后尤甚。仅仅在毛泽东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战友”、因此被打入地狱,邓小平时代虽然在处理不同政见的“战友”兼“同志”时的残忍性降低,但是其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到现在仍看不到多少完结的希望。由此出发再看胡、赵之间的分歧,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视角,进入制度悲剧的深处。

胡和赵相比,胡身上的中共传统的烙印显然比赵更深,更顽固,而赵的观念更开放更现代,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戈氏那样好的机遇。戈氏在执掌最高权力时,老人集团已经全部退位,他的头上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他谋取最高权力的韬晦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八九这样大是大非的挑战:一个决心埋葬集权制度的政治家,面对着极权制度的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民众之时,还能韬晦下去吗?也许有人能,但是那将背负着怎样的道义十字架。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屠杀过后,肯定将是极为漫长的旧制度巩固时期,他的政治韬晦也将看不到出头之日。而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在胡耀邦问题上韬晦了一下,但是由于撞上了必须对之表态的大是大非的考验,这种考验的残酷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智慧,而且是对其作为一个人的良知的考验,结果是人的良知战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韬晦,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韬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剧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说胡耀邦是中共传统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赵紫阳就是开始超越中共传统的现代政治家。即便假定赵的人格不如胡那样善良,但是二人如果继续执政,赵为改革所确立的目标肯定要比胡的更接近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尽管胡耀邦的个人风格在中共高官中已经很受赞誉了,但是,长时间的一党独裁的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的政治遗传。他在经济上的计划思想、在新闻上的喉舌思想、在权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导致胡、赵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环境中,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胡耀邦的计划经济思想、对赶超策略的热衷以及对经济的外行,使他在经济改革上如同胡闹儿戏的发言,变成了全民追逐高消费的时尚。这就必然造成他与当时主管经济的赵紫阳之间的分歧。当总书记的话在总理的权力范围内未必就能变成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政见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演变成权力上的争斗。胡与赵的分歧主要是经济上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必然涉及到党对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的问题。而赵紫阳主持的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进而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所以胡、赵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进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冲突上。赵作为既主持经济工作又坚持党政分离的政治改革的行政首脑,对作为党魁的胡耀邦经常利用党权越界干预行政权力的行为,肯定不满乃至采取行动上的抵制。而在坚持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的体制下,胡耀邦身为中共的总书记自然认为他有权干预一切,所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脑手中。赵紫阳在邓小平决定罢免胡耀邦的会议上所采取的暧昧立场,除了所有从政者都有的个人政治野心之外,应该也有他想借以摆脱当权干预的原因。从后来两人的政治命运上看,邓、胡、赵联盟的分裂的第一责任人是邓小平及其坚持的旧体制。而就胡、赵二人来说,胡应负的责任是对行政权力的过分干预,赵应负的责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时,没有像习仲勋那样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韬晦之策。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大陆中国制度转型的悲剧,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根源则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本站转载2002-4-17 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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