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帝王戏里看文人的自我贬损——兼谈吴杨事件中的敌人意识

谁都看得出,央视近年来热播的帝王戏,“以古颂今”的倾向非常明显。已有诸多论者谈及帝王戏热与现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象雍正新政和朱镕基新政、康熙的收复台湾和中共统一的决心。而我要说的则是,一旦御用文人向权势者献媚,其自我贬损也就顺理成章。不仅献媚本身必须以自我贬损为前提,而且当今献媚者的聪明在于:既要正面暗示出中共第三代的政绩,又要反面贬斥给权势者制造麻烦的人,即把最让独裁者头痛的群体写成改革的绊脚石。所以,在两部热播的帝王戏中,抬高帝王与贬低书生就要同时上演。

《雍正王朝》在大书特书雍正新政的伟绩之同时,又以肯定的笔调突出表现雍正为了朝廷和百姓而敢于得罪“天下读书人”和不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壮举:这位立志改革的帝王,不但宁用目不识丁惟命是从的家奴而不用清廉自守犯颜直谏的名儒,而且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大肆诛杀敢于挑战皇权的谏臣言官。编导在赞美雍正对读书人大开杀戒的同时,又刻意编造出种种“清流”误事误国的情节,以证明那类自许清廉、一身傲气的书生士子,实际上皆为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之辈,甚至书生们自持清廉而直言犯上也是洁己沽誉之小伎俩,比只会巧言令色的贪官和溜须拍马的宦奴更可恶,所以更该严办。而这种对皇帝诛杀论政书生的赞美和对士大夫的清高孤傲直言犯上的贬斥,不仅是为历代帝王的文字狱传统辩护,更是为中共政权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当代史和现实辩护,甚至毫不顾及中国读书人一直弘扬的正宗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儒家人格。《康熙王朝》也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帝王与士子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抬高帝王和贬低书生,但又不同于雍正的血腥诛杀,而是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着重突出了康熙是怎样以“帝王的情怀”和“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编剧朱苏进语),一点点地降服了那些不可一世的高傲士子,怎样手把手地将满身穷酸气和迂腐味的书生,改造成治理一方的大员和心狠手辣的官僚。而书生士子的所有清高狂傲,不过是为了向皇帝邀宠要价而玩弄的苦肉计或撒娇游戏。此剧编导把“穷酸傲气”四字,变成康熙评价有才干的读书人的口头语,他就是要用皇权的威严震慑住书生的傲慢,用帝王的仁慈感化书生的抗拒,用龙廷的智慧征服了书生的博学。在荒漠上养马的落魄士子一跃升任统筹对台事务的地方大员,为民请愿的在野儒生旋即成为天子倚重的近臣,又被你死我活、阴谋肆虐的官场改造成老谋深算、冷酷狡猾的宫廷弄臣。这种对康熙不同于雍正的描写,显然与“七一讲话”之后,江核心想以“三个代表”来笼络知识精英有关。

按常识,帝王戏的主创人员肯定自视为知识精英,对于同类本该有一份“惺惺惜惺惺”的共同命运感,特别是经过了中共长期的迫害之后,今天好不容易争得极为有限的言论权利和社会地位,更应该为捍卫知识分子的应有尊严和独立权利而相互支持,为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早日实现而同仇敌忾。然而,我们看到的却常常是完全相反,非但不是知识界的相互支持及同仇敌忾,反而是为了争宠邀功、为了名利地位、为了自保身家而不断地进行狗咬狗的残酷内斗:面对面声讨和背后捅刀子、落井下石和故设陷阱、出卖朋友和打击异己、谄媚邀宠和揭发立功……这一切,贯穿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而且历久弥新,于今犹烈。这一切,不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公开肆虐,而且渗透到所有日常时间之中。两部帝王戏的主创人员对同类的刻意贬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劣根性的最新版本。虽然这种贬斥,无涉于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所指向的群体还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是对现行的跛足改革提出批评最持久最尖锐的群体。

如果说,文人相轻所导致的争斗和恩怨在任何制度下都无法避免,那么在一个健全的自由制度下,这至多是道德上的人性弱点,而与知识分子的言论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制度无关,也不会造成个人及某一群体的人权的严重灾难。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陆,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独立尊严的知识群体内部,这种道德上的人性弱点借助于野蛮制度的鼓励和纵容,就会变成极为残酷的无情打击和自相残杀,乃至酿成毁灭人身的极端人权灾难。下流文人为了自身的利禄,最爱利用独裁者所好在政治上置同类竞争者于死地。如此同类相残之悲剧,在中共执政的短短五十年里,已经周期性地频频上演,以至于使大陆文人深度中毒,毒性的发作也就无所谓运动时期还是平常日子。

现在,不光是帝王戏的主创人员玩弄着在政治上贬损知识人的献媚技巧,沸沸扬扬的吴征假文凭事件的当事人吴杨夫妇,也在无计可施之时想起了这样的绝招,指责对手为“反共分子”或“反华势力”,而他们夫妇自然就是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在国际反华势力眷养的“反共分子”和为国做贡献的“海外赤子”之间,别有用心的肯定是前者。

吴杨拿出“反共分子”的大帽子,显然是想一箭双雕:一方面是说给当局听,让当局了解“反共分子”的无所不用其极,暗含着希望官方出面保护的乞求;另一方面是吓唬国内外的置疑者,让他们不要上“反共分子”的当,更不能与之为伍,否则就有与“反共分子”同流合污之嫌。凡是在大陆待过二十几年的人,大都知道这一招的致命效力——无论我多么理亏多么缺德,也无论在争论中我曾处于何等劣势,只要我能够找到在政治上打击对手的凭据,哪怕是夸大的歪曲的编造的不着边际的凭据,我就可以在瞬间反败为胜并置对手于死地,让对手连继续辩解和争论的机会都没有。

我理解假文凭事件对吴杨信誉的严重性,他们出于利益而想尽办法进行自我辩护,情急之中的不择手段也不会令我感到惊愕。但是,我之所以在谈帝王戏的短文中提及吴杨事件,就是为了意在说明:独裁制度所造就的“敌人意识”对人性的毒化程度之深,以至于主要成长于改革时代且留洋镀金的吴杨夫妇,也会在没有勇气澄清真相的无奈之中出此下策。似乎再健全的制度也改变不了已经养成的人性险恶,再灿烂的阳光也驱不散灵魂深处的黑暗潮湿,一切向钱看的汹涌大潮已然冲垮了一切,却冲不垮敌人意识的堤坝。一有机会,哪怕不是机会的机会,敌人意识便乘虚而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厮咬。

而正是独裁政治所培育的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把大陆知识人的头脑变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场。

2002年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