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国农业困境与制度成本——论中国农业面对入世冲击

一、中共把国内歧视签进了国际协议

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之低,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仅高于非洲国家和亚洲的极少数国家(越南、尼泊尔、孟加拉国三国)。1997年至1999年,中国农业的人均产值360美元,低于印度的395美元,与最高的52809美元的丹麦相比,其差距大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在机械化方面,中国每1000个农业劳力才拥有一台拖拉机,而印度六台,北韩19台,丹麦1133台。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只占农业总量的10%-20%,而发达国家则占80%。

但是,如此落后的农业现状,并没有让中共政权在入世谈判中确保农民利益。为了入世,中共政权向发达国家承诺:在2004年之前把农产品关税由目前的31.5%降到14.5%,取消进口的小麦、肉类和水果的卫生检疫,大幅度降低国家补贴。

反对中国加入WTO,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农业的落后现状和入世后将面临的巨大危机,起码在短期内,这一切将使本来就困顿的中国农业雪上加霜。中共在农业上对欧美的让步之大令全世界为之愕然,国外的主流媒体也不断地谈到这一点。无怪乎克林顿政府的农业部长丹。格雷克曼坦宣布在农业上,中国从中美双边协议中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利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政府太在乎美国农民的利益,更是因为中共太不在乎中国农民的利益,把国内长期歧视和剥夺农民的制度惯性也签进了入世协议,以出卖农民利益换取进入国际贸易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以出卖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换取政府的政绩合法性。

在发达国家,无论是市场最自由的美国还是实行福利制度的欧洲,农民都是各类群体中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因为,一般来说,由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交易成本高等特点,即便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权利平等的制度中,农民也相对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庞大,还谈不上对农民的政府照顾,即便民间有巨大的压力,政府也有照顾农民的良好愿望,优惠也是国家力所不及的。但是,政府起码能做到权利上一视同仁的平等对待,而政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对中国农民来说,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还不是要求给予政策优惠,而是要求减少并最终消除制度歧视。因为中国农民非但得不到照顾,反而受尽歧视,不要说和所有群体的权利平等,就连与同为百姓的城里人的权利平等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所以,加入WTO之后,最应该优先给予国民待遇的,既不是外资也不是国内的其它行业或群体,而应该是中国的农民和农业。这种优先给予的国民待遇也绝不是对农民的优惠,而仅仅是对以往备受歧视的农民的制度补偿而已。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所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困境和危机,并不是入世或被迫加入国际竞争带来的,而是中共独裁制度的不公正造成的。地少人多的矛盾、农业效益低下、对农民的歧视性剥夺和大量闲置人口,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限制农民进城,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城市稳定的全包型福利制度,盲目的人口大跃进等等,导致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比高度紧张,城市化进程远远低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无法吸收多少农村剩余人口,农业的边际效益递减就是必然的。现在粮食价格高于国际水平,也不仅是由于没有规模经营的密集型低效农业造成的,更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缺位和农业生产成本过高造成的。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乃因为国内农业生产的高成本,而高成本则是由于不合理的制度。所以,农业所面临的入世压力,在根本上是对中国的陈旧制度的压力。入世压力就是体制大变革的动力,入世为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带来的,不仅是价低质优的强大外来竞争者,也给中国政府必须改变管理农村的方式和现行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在国内反对入世的呼声中,居然有人把农民的悲惨处境归结为:中共政权以放权让利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已经用尽,弱肉强食的逻辑主宰着分配,如果再按WTO的规则要求向民间经济放权让利,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力完全丧失,愈演愈烈的弱肉强食将导致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不仅造成经济上的混乱,也将引发社会动荡。比如最强烈反对中国入世的韩德强说:“1985年之后,政府已经无利可让、无权可放,从那时起,弱肉强食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因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趋缓,而农民的负担却逐年上升。在城市,国有企业的领导层逐渐以各种方式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收入据为己有,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则不断下降。”

这种把农民收入的下降归结于政府的无权可放和无利可让的观点,要多荒谬就有多荒谬。政府抢来的土地所有权放了吗?政府强行从工农业剪刀差中捞到的利益让了吗?在搞了村委会直选之后,中共通过县乡两级党委和村党支部对基层农村的控制权放了吗?各级政府设置名目繁多的税费,从农民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榨取的利益让了吗?

中共执政后,农民的诸项权利被长期剥夺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构性的危机,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即便改革后把土地使用权下放给农民,歧视农民的根本制度顽疾并没有真正消除。农民悲惨处境的首要原因,就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强制剥夺。中共通过土改消灭了所有的地主之后,政权本身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而且是不允许农民讨价还价的恶霸地主,是不懂如何经营土地的败家地主,是为个人野心而不顾广大农民死活的残忍地主,是好大喜功尽情挥霍有限资源的任性地主。即便改革之后土地使用权下放了,从宪法的规定和实际出售土地后的利益分配格局看来,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共基层代理人(县乡村干部)所有制,卖地钱大量由基层权贵们支配使用。同时,国家也参与土地利益的再分配,以低价征地而高价卖出。农民在这种利益分配中的收益程度,完全取决于地区差异的程度。少数富裕地区的中心城市郊区(如广东、北京、上海、深圳)的农民就可以受益,而大多数穷困地区和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受益者几乎全是大小权贵及其家族。

土地所有权是农民赖以为生的主要资本,所有权被剥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主要资本。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私有产权是有效经济活动的原点,无论从人权的政治角度讲,还是从效益的经济角度讲,这种权利的价值都昂贵到无法估量的程度。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的人,既无法具有生存尊严,也无法真正发财致富。所以,当这种权利被没有任何补偿地强制剥夺之时,被剥夺者所付出的成本之高和所蒙受的损失之大,甚至是无法估价的。如果中共敢于披露关于农村决策的所有信息,经济学家就可以把农民被强制剥夺的权利换算成成本与收益的量化数据,其残酷性肯定震惊世界。

在改革进行了二十年之后,力主中国加入WTO的朱熔基,他在与实行自由贸易的欧美国家进行艰难的入世谈判的同时,非但不在国内的改革上积极准备与WTO规则接轨——进一步向农民放权让利,反而在农村独断地实行与WTO的自由贸易规则格格不入的新统购统销。这种由政府全面干预甚至垄断的粮食棉花政策,怎么与国际规则接轨?既浪费了大好的准备时间,又仓促达成入世协议,农民的利益怎么可能不受到严重的损害?在中国入世成功后,朱熔基没有兴奋,反而忧心重重,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因为他作为主导着中国入世谈判的最高行政首长,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以出卖农民的利益换取了国际贸易中的平等权利。但愿他的这种事后的良心发现,能够在WTO协议实施前,变成为农民谋利的政府决策和体制更新的动力,落实到基层农村,从而加强农业的抗冲击能力。

二、制度成本之高使有限的土地不堪重负

现在的农村,不缺粮而缺钱。改革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水平非但没有随国力的增强而增长,反而越来越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增长连年下降,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2000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4%,而农民只增长2.5%,实际状况还要低。因为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都要虚报农民收入增长的水平。除了沿海和少数大城市近郊的农民富起来之外,大多数农村都还很穷,甚至除了农业收入外,再没有其它渠道的现金收入,而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之低,致使只具有使用权的有限土地资源又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功能,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农村,甚至每人不到一亩的土地就是一切:

1、供养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吃饭。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的歧视政策,农村庞大的人口无法自由流动,加之农民为了养老防老,不得不多生子女,致使农村人口难以控制,地少人多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土地所承担的人口压力无法减轻,形成了人口增长与贫穷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

2、农民没有城里人享受的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唯一的生存保障的资源,承担着农民各种福利保障费用,如住房、看病、养老等。

3、承担公益事业的费用,如教育、农田改造、水利建设、道路维修等。这些公益事业的费用本来应该从农业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出,但是在中国农村,县乡政权和村委会所主持任何公益事业,农民交纳的法定税费永远不够用,皆要在法定的税费之外另行收费。

4、没有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参与权的农民,无法真正反抗中共政权的肆意盘剥。农民要养活庞大的基层政权,承担额外的管理成本,不光是基层的村委会干部,更是县乡两级政府吃皇粮的干部。农民的种粮收入,不仅要交土地承包费、农业税、乡统筹和村提留,还有经过层层加码这样,各种违纪违法的收费,最低统计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20%-30%,甚至更多,而国家规定不能超过5%。根据曾任过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法定负担总额1.7亿元,县政府擅自增加到2.2亿元,多征收5000万元。到了乡里再加码,实际征总额是3.87亿元,比法定增加了2亿多元,超出1.27倍,比传统中国的经典税率“什一而税”要高出一倍还多。安徽农村在费改税的试点时期,农民负担普遍下降40%-50%。这种为证明费改税的政绩而统计的正面数字,反证了农村不合理的收费远远超过20%-30%。

5、养活与农业有关的产业,如种子、化肥、农机、农药、水电。体制本身的弊端又使农用产品价格奇高,农村的电费普遍高出城市一倍多。有些地方甚至高出数倍。比如,北京的电费一度为0.39元,而我去过的安徽、贵州、四川等农村,普遍是一度电0.80-0.90元,最高的达到1.20元。

6、农民没有贸易自由,农产品流通的国家垄断和专卖体制,既造成自给自足性农业的比重过高,又造成国内市场支离破碎和贸易壁垒重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流通领域中的哄抬价格和管理成本的额外上升就成为必然,最后都要由农民的土地产出承担。

7、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农民无法挑战中共政权用农业补贴工业和城市人口的福利的歧视制度。由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城乡二元制度,是一种半农奴制度,是最大的侵犯人权制度。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各项本应享有的权利,而且在经济上也受到残酷的制度性剥削,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剪刀差是七千亿人民币,邓小平时代的是一万五千亿。

有经济学家做过统计,城市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起码占总成本的30%甚至50%以上,国有企业长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成本太高而效率太低。以此类推到农村,这种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过高成本,分摊到每个农民的头上,决不会低于城市职工承担的,而只能大大高于城市。有统计指出,农民的人均收入仅是城市的人均收入的40%,而他们人均负担的各种税费却是城市人的九倍。这些税费负担,在以土地为主要经济资源的农村,最终都要由土地的产出来承担。即便最会种地的农民把直接成本降到最低,也负担不起这些高昂的间接制度成本。

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是中共执政后长期形成的制度顽疾,由此造成的不合理的高昂成本,皆是农民为一党独裁制度付出的额外成本或叫权力税。在农民主要靠土地为生的情况下,最终都要作为土地产出的成本。按照国际通行的个人所得累进税制,农民的收入水平根本就不应该纳税!而中国农民的处境恰恰相反,非但要纳税,还要承担诸多基层政权的明抢暗夺。如果说,所有中国百姓都在为独裁制度交纳额外的权力税,那么,按照收入水平和缴税比例计算,农民就是交纳权力税最多的群体,有的农村所上交的权力税甚至是负数,即农民辛苦一年还要欠政府的税费。

三、不入世是被动等死,而入世则是主动求生

反对入世者说,中国农业经不起外来的冲击,入世将使农村破产,农民将无家可归,因为中国城镇现阶段的发展规模,远远容纳不下大量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不改变现行的歧视和剥夺农民的制度,即便不入世,未来的农村就不会破产、农民就有家可归了吗?我看未必。1985年之后,农村改革基本停滞;1992后短暂的乡镇企业热也早已冷却;每况愈下的农产品价格、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以及大量闲置人口,已经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困境。国内当下在农村实行的改革举措,或因完全错误而无效甚至负效(如粮棉的新统购统销),或因表面作秀而有名无实(如村委会直选),或因阻力太大而中止(如费改税),指向未来的改革动力又严重不足,政府找不到更是不愿意寻找有效的制度改革途径。在此困境下,即便不入世,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只能愈演愈烈,甚至其危机的恶化只能比入世还要迅速和强烈。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由密集型转向集约型,这种转变的主要先决条件有二:一是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二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所形成的大农场式经营。而入世,恰恰提供了进行制度改革和科技改造的动力和契机。看一下《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前一部分是农业技术的合作与交流,美国将增加对中国农业科技领域的援助,中国将为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农业的投资开发,主要包括大田种植、园艺作物、生物技术、那类、家禽和牲畜、水产养殖、自然资源、环境等方面。这种协议明显是双赢,甚至对于农业科技极为落后的中国来说更为有利可图。

更重要的是,如果入世能够逼迫政府改革长期歧视农民的野蛮制度、不合理的垄断制度和臃肿而低效的管理制度,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形成土地能够自由买卖的市场化交易规则;把层层加在农民身上的额外负担卸掉,就会使农业生产的制度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也就等于降低了整个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粮食价格也就可以降到经得起国际市场冲击的程度。也就是说,虽然在入世的冲击下,粮食价格降了,农民种地的直接收入少了,但是农民卖粮所得的额外支出也少了。可以肯定地说,最关键的是,如果目前加在农民身上的所有不公平的权力税统统取消,那么,这笔收益,不但可以弥补粮食价格下降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农民的实际收入还会有所增加,农民不至于活不下去盲目外逃。

在此意义上,入世对于农民来说,非但没有害处,反而是天大的好事!什么时候,还产于民的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随之逐渐展开,中国人、特别是9亿农民不再为独裁制度支付高昂的额外的权力税,中国农业的制度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就不再害怕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从宏观的角度看,入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于拆除高关税壁垒和让外国商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而在于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所造成的根本性冲击。换言之,中国入世,首先受到根本冲击的,不是各种行业而是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的高垄断行业(如金融、电信、能源、传媒、粮食流通等),不是弱小的民营经济而是作为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领域而是中共的根本制度及政府的管理方式。WTO的法律规则首先约束和改变的,不是企业经营方式而是政府管理方式,因为中国的企业经营方式能否与国际市场真正相适应,关键在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能否发生根本的转变。如果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无法与WTO的规则相适应,那么企业经营方式的真正转变也就无从谈起!政府的职能和管理方式,在WTO规则的逼迫下不得不进行转变,这恰恰是对中国改革的最大推动力。从赵紫阳时代就高喊的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改革,至今仍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没有象WTO这样强力的外来推动,党管一切和行政权力主宰市场和企业管理的局面,就更看不到有根本改观的希望。因为中国的深层危机不是入世造成的,而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唯有改变制度,才能化解危机。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入WTO,制度的改革就缺乏动力和方向,只能使危机愈演愈烈。而加入了,虽然也有一定的短期风险,但是从长远看,入世恰恰为化解根本的危机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除了鼓吹格瓦拉式或毛泽东式的革命的极端新老左派之外,主张改革的各个阶层(包括左派中的温和派)基本上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国的改革需要渐进而不是激进,需要决不停止的小步行走或点滴改良。而且在中国这样的一党独裁国家,任何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即便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根本上都是政治决策,都将推动体制变革。党权缩一分,民权便扩一分,而入世带来的党权收缩之深广度,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在此意义上,江泽民和朱熔基力主入世,即便其主观上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凸现第三代的政绩和维持政权,但在客观上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对于中国的制度改革来说,其实质意义远远超过主办奥运、园了足球梦等体育花腔。

入世固然不是万灵药方,但它却是治疗中国制度顽疾的猛药,最起码不是中共长期贩卖的改革假药。至于这副猛药发挥的药力如何,就在于我们能否真心用药和真的对症用药了。苏东当初用了“休克疗法”的猛药,在短期内确实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但是从长期看将受益无穷。变天后的俄罗斯经济,曾经作为改革失败的例证,似乎反衬出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着实让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者兴奋了十年,甚至俄罗斯经济从2000年开始的强劲复苏势头,也不能让那些鄙视“休克疗法”的喋喋不休的国人闭嘴。为了长远的利益,俄罗斯人宁愿承受改革阵痛时期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也不愿保守那个一党垄断所有资源的独裁制度!现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之所以开始全面的复兴,就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完成了体制的基本转变,没有这份新体制的丰厚遗产,普京就是再强势也无法拯救俄罗斯,更谈不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了!

一句话:不入世是被动等死,而入世则是主动求生。

2001年11月2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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