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入世的代价和收益

2000年底,当中、美完成了双边谈判之时,中国入世已成定局,怎样应对入世后的新局面,国内的讨论也已经持续了一年。所以,11月10日,多哈部长级会议对中国入世的批准,除了官方媒体进行大肆渲染、以证明江核心的决策和中国的强盛之外,民间的反应并不强烈,与申奥成功和足球冲出亚洲的狂热相比,用极为冷淡来描述民间对入世的反应,也决不过分。

同时,反对中国入世的声音也很强大,理由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制度上和意识上做好入世的准备(只要中共不改变现行的独裁体制,这样的准备永远做不好);二是认为中国的让步太大,甚至认为中国为加入WTO被迫做出的让步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现代贸易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将使本来就处境悲惨的农民和产业工人雪上加霜,将给本来就难以改造的国有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将导致农村的破产和失业大军剧增,还将使已经非常悬殊的贫富差异进一步迅速扩大,为内乱埋下巨大的隐患。

民间对入世的冷淡反应以及反对意见,证明了官方灌输畸形民族主义的成功,更证明了中共政权的不负责任: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决心进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此大事,民众却知之甚少。中共在处理入世问题上,并没有象申奥和足球那样进行自上而下的民间动员,而是一直黑箱操作,既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也没有人大会议的辩论,更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向百姓公布中国入世协议的具体条款,特别是向欧美所作的巨大让步的内容。

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朱镕基也抱怨欧美国家要价太高,致使中国的入世谈判变成了马拉松──“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国内保守派的强烈质疑。但是,我认为,朱镕基针对欧美的怨妇式不满,恰恰找错了宣泄的对象。不是欧美国家或世贸组织延缓了中国的入世进程,而是中共独裁制度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真正信任。中国的入世谈判之所以历经漫长的十五年,中共之所以在入世成功后还不敢向民众公布协议的具体条款,就在于中共政权非常清楚,维持一党独裁乃最高政治利益,不仅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一党利益高于民众及国家利益,而且经济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皆要为政治利益服务,必要时要为政治利益牺牲。这种本末倒置的利益关系是中共执政后的常态,因而也必然体现在中国签署的入世协议之中。这就是中共隐瞒真相和无视入世后的种种弊端,而做出经济利益上的巨大让步的制度原因之所在。中共在农产品贸易上的巨大让步,就是典型的以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入世的政绩。

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价之高,其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利益上的讨价还价,更不是因为欧美的要价远远超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而是因为欧美国家知道:一方面,中共政权的独裁惯性,如果不经过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无法适应WTO的自由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核国家的尖端技术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又大力提升军力,为维持独裁政权是不惜牺牲其他利益的。所以,必须借此逼迫中共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更大的让步,以便促进中国按照WTO的规则加快体制方面的改革。

换言之,中共为维护一党独裁而对主要经济资源实行垄断,并没有提供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法治制度。世贸规则要求透明、自由、公平,而在中国,决策大都是黑箱操作、政府操控市场准入、竞争的不公平、政治特权的主导地位、法治的有名无实和实际的人治化、腐败盛行和全无商业信誉。所以,漫长的谈判过程和巨大的让步,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缺乏信任和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是中共为维持独裁制度而必须支付的高昂成本。

然而,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绝非中共政权,而是无辜的中国百姓,因为中共政权在入世问题上为凸现自己的政绩而不惜支付巨大的成本,无论是漫长的谈判、巨大的让步,还是入世后可能产生的弊端,这些代价最终都要由百姓来承担。民众所承担的这种不公正代价,首先不是欧美国家及世贸组织强加的,而是中共政权强加的。

然而,从对中国的长远影响的角度讲,入世的意义远远超过申奥、踢进世界杯等体育秀。这种积极的正面影响,与其说主要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如果说,入世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人治政治的结果,是否与国际规则接轨、接轨到什么程度,其决策权皆由决策者的主观意志决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么,入世后的开放就将纳入国际法的规则体系之中,必须以遵守世界贸易的法治规则为前提,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在此意义上,加入WTO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不仅是开放程度的数量上的简单增加,更是实质上的制度改革的开始──建立与国际的法治化的自由市场相适应的国内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共政权将不得不加快按照国际规范来修改国内法律的步伐,更进一步地向民间放权让利,降低私营资本的市场准入门槛,政府的垄断地位也将得到制度性的削弱。特别是私有产权的宪法保障将很快提上日程。这一切将为民间力量的发展提供广阔而安全的空间,民众争取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方式将更丰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也将加快。

一句话,入世的最大收益是促进中国由人治国向真正的法治国转变。

2001年1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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