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主墙——邓小平实用猫论的牺牲品

当年亲历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内斗争的吴江先生,是70年代末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将之一。“六四”之后,他成为在野的党内开明派或曰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力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其思想倾向与李慎之、李锐、于光远、李锐、胡绩伟、朱厚泽、杜润生、王元化、秦川、邵燕祥、戴煌等人基本一致,而与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在野毛派针锋相对。

我与他素未谋面,却经常读到他发表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他的那些回忆性的文章,特别使晚生受益非浅。他的《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2001年10月号),记述了一些当时党内斗争的史实,特别是敢于触及中共的禁区“西单民主墙”的勇气,实在令晚生钦佩。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在政治上极为下流的一面:邓小平怎样利用民意支持重新执掌大权,掌权后又如何为安抚党内毛派、为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而牺牲民意的。

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邓小平当做维护其权力的牺牲品

作为支持邓小平复出的主要民意象征,是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开始于1977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二者的命运完全不同:前者得到了平反,并一直受到中共的正面评价;而后者却被残酷镇压,并始终是中共的禁忌之一。

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人,要嘛在当时被判重刑或流亡,要嘛在后来的89运动、组党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现在,民主墙一代的大部份人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为什么民主墙一代会遭到如此厄运?除了他们作为大陆民间政治反对派在观念超过了邓小平所能承受的底线之外(如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他们是邓小平维护其权力的牺牲品。这一点,从吴江先生的回忆中能看得很清楚。

邓小平利用民主墙运动

据吴江先生回忆,民主墙在78年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就已经出现。“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当时的“民主墙”受到了很多中共高层人物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在与日本社会党党魁佐佐木良谈话时,对“民主墙”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民众公开提出意见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而且,这种言论并不仅仅限制在内部传达,而是发表在1978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

全力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说得更明确。他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11届3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邓、叶二人之所以如此支持民主墙,就在于利用民意和社会舆论向党内的“凡是派”施加压力,为邓小平等人最终执掌最高决策权增加政治筹码。

邓小平掌权·妥协,为巩固权力而让步妥协

然而,当邓小平在11届3中全会上执掌了权力之后,这位实用主义的政客在“凡是派”的压力下,必然要为巩固权力而让步妥协。而这种妥协的最大牺牲品就是“民主墙”运动——这场为邓小平的重掌权力提供了民意支持的民间运动。

据吴江先生回忆,在1979年1月到3月底的“理论务虚会”期间,中共决策层对“民主墙”的态度由肯定和支持转向了质疑和批评。党内改革派经过与凡是派之间的讨价还价、利弊权衡,认为民主墙的言论已经发展到弊大于利,所以最终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取缔“民主墙”。这就导致众所周知的对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的审判。

胡耀邦等人的无力感

从吴江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胡耀邦等人(包括吴先生本人)对取缔民主墙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具有左右全局的权力,也就只能默许邓小平的这种“过河拆桥”的卑劣权术。

吴先生说:“对于‘民主墙’的过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去过一趟,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议论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当然谁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组有两位同志对‘民主墙’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材料,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从他们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墙’已经有两年历史了,开始被看作社会民主舆论的代表,改革势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后来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那里表现,也有外国人介入,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未经法律手续认可的团体和‘地下刊物’,还从贵阳跑来了一个什么‘启蒙社’(几个工人组成)。当然会有一些别有用心分子混迹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丑化共产党的言论;‘四人帮’的余孽也乘机活动,他们贴出了为江青翻案的大字报,全面攻击中共11届3中全会。事实说明,尽管‘民主墙’活动初期表现出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但是这种活动方式最后证明也容易为人所利用。”

把海外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作为讨伐的罪证

毛派们打压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的手法具有一贯性,比如,把海外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作为讨伐的罪证。

当时的海外舆论把中国政治领域的巨大变化称为“非毛化”运动。美国的主流媒体曾刊登过邓小平手拿扫把扫除毛泽东影响的漫画。务虚会期间,凡是派就把此作为王牌打出。

这种卑劣的手法在后来被反复使用,屡试不爽。直到前不久,以邓力群为首的毛派向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公开发难,其《万言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七一”讲话的肯定性评论,以证明“三个代表”完全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口味,充当了西方霸权在中共内的代理人,是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出卖和对政权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在帮助西方霸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推行和平演变,实现美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预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

吴江所写的报告:只剩下开头几句话

什么人利用了民主墙呢?吴江先生说是“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显然,吴先生提到的“过分渲染”的“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是指胡乔木、邓力群等;在凡是派压力下转变对民主墙态度的“某些领导人”肯定是邓小平等人。因为,吴先生叙述的总结务虚会的邓小平报告的起草过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吴江先生说:起草邓小平在务虚会上的总结报告,总负责人是胡耀邦,具体主持人是胡乔木,参加起草有五人,包括吴江先生。他们曾随胡耀邦去邓小平家中,听取邓的意见。吴江先生记得邓向他们讲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类的话”。回来后,几个人分工起草,然后交给胡乔木修改,再向胡耀邦汇报,最后交由邓小平自己定稿。对胡乔木的修改和邓小平自己的定稿,起草人不再有权过问。吴先生说:“我所写的第一部份只剩下开头几句话。”

毛派炮声隆隆

务虚会第一阶段于1979年2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开始。但是,吴江先生说:“……和第一阶段大不相同,象是听了报告就准备草草收场一样。”一时间,“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提”、“现在的政策比刘少奇还右”、“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农村出现包产到户,以及民主墙的问题,都同三中全会宣传民主、大讲解放思想有关,同平反天安门事件有关”、“知青闹事是发扬民主引起的”、“落实政策是烧纸引鬼”、“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等言论甚嚣尘上。同时,北京街头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指责“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

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迎合毛派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邓小平为迎合毛派的势力,在3月30日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显然已经基本否定了吴江等起草人所写的主要内容,把对思想解放的呼唤变成了反自由化。

本来,会议还安排胡耀邦就思想解放做一次总结报告。但是,邓小平讲话之后,胡耀邦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于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吴先生沉痛地写道。

非常明显,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决定了中国改革的专制型特征——在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前提下只进行经济改革。用吴江先生的话说就是:那次务虚会在反对凡是派和教条主义上做得远远不够。用我的话说就是:邓小平的讲话不但为镇压西单民主墙提供了合法性,而且为后来的一系列政治镇压提供了权威性支撑。

直到现在,江泽民发表的旨在宣扬三个代表的“七一”讲话,也要同时提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改革要有突破,必需走出邓小平的阴影

大陆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如果说,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无法走出毛泽东阴影的标志,那么,无论是现在的第三代江核心,还是未来的第四代胡核心,只要中共政权一天不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一天没有走出邓小平的阴影,中国的改革就一天无法取得政治上的突破。

江泽民如果想在退休之前超越邓小平、为江泽民时代打上载入史册的醒目标记,最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在2002年的中共16大上修改党章,进而在2003年的第6届人大上修改宪法,以“三个代表”取代“四项基本原则”。

2001年11月10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