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正义与邪恶

贫困和弱小并不就天然代表正义
富裕和强大也并不天然代表邪恶

一、贫困和弱小并不就天然代表正义

任何战争和恐怖行为,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平民,因为他们最弱也最无辜。即便是正义的战争,也避免不了大量平民的伤亡。结束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柏林大轰炸和扔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夺取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二战后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都有大量的平民死伤和变成一无所有的难民。现在,中国人喜欢用苛刻的人道主义标准,谈论美国的原子弹以及二战后美国领导和参与的一系列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却对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坝造成的巨大平民损失,国共内战的生灵涂炭,出兵朝鲜和支援北越所造成的平民伤亡,采取比较宽容的原谅态度,更对毛泽东在和平时期造成的更巨大的平民死亡很少谴责。

说到对弱者的不公正的歧视和剥夺,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对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实施了长达几十年的准奴隶制的歧视和剥夺,不仅是政府,而且是城里人、特别是中心大城市的城里人,为了既得利益而参与了由独裁政府实施的歧视和剥夺。怎么没有听见多少人为农民鸣不平,为这一巨大的弱势群体代言?!反而视农民进城为洪水猛兽!当我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时,那种远距离的人道关怀就变得非常可疑。当六四大屠杀的冤魂及难属群体和成千上万受迫害的法轮功信徒得不到多少关怀时,同情巴勒斯坦人和阿富汗难民的大义凛然,就失去了起码的诚实,沦为一种精确计算中的下流聪明:遥远是安全的,身边是危险的。人道关怀变成了怯懦者的智力游戏和攻击他人的道德利器。

1、强悍独裁者统治下的弱势群体

萨达姆先是发动两伊战争,企图借吞并伊朗来达到他成为阿拉伯世界霸主的目的。吞并未成,转而扑向科威特,在国际社会的武力干涉下,又归于失败。连年战争,使伊拉克陷于国际孤立和日益贫困的深渊,但是他本人仍然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制裁中耀武扬威、尽情享受石油换来的一切,把救命的食物在黑市上高价换成货币,修建了十几座供其享乐和藏身的城堡。虽然本人是亡命之徒,但是他本人决不会甘愿充当人肉炸弹,投入为了信仰的“圣战”,以生命践行弱小民族向超级强权的绝望挑战。而且,恐怖分子不仅偷袭美国和预谋暗杀教皇,也照样对同胞实施恐怖屠杀,比如反塔利班联盟的领袖马苏德便亡于偷袭式暗杀。本拉登和塔利班还在利比亚和埃及建立基地,企图通过军事偷袭搞政变,推翻利比亚的卡扎非和埃及的穆巴拉克的合法政府,预谋暗杀约旦王储阿卜杜拉,还绑架伊朗13名外交人员并杀害9人。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对抗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他们对其他文明也毫无宽容。这样的独裁者和恐怖枭雄所控制的实力,相对于美国而言确实是弱势,但是相对于更弱小的国家、本国民众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又是绝对的强者,强悍到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根本不把任何人的生命当回事。越是独裁者就越以屠杀无辜平民、制造无孔不入的恐怖、训练为他献身的愚忠者加亡命之徒为乐事,越对生命、文明甚至信仰没有敬畏和珍惜。911事件刚过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段本拉登训练恐怖分子的报导,除了类似特种部队的训练项目之外,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一张张孩子们的脸,他们只有十几岁,却身穿军服,脸上没有丝毫童稚和天真,只有即将献身的庄严。本拉登从来不会吝惜这些幼小的生命,只为了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就从小给他们灌输仇恨、暴力、对生命的轻蔑和献身精神,培养他们不择手段的杀人意志,把他们训练成不眨眼的杀人工具。说恐怖主义为信仰和弱势民族的利益及尊严而战,纯属无稽之谈。正像一切极权暴君一样,理想旗帜举得比任何人都高,道德高调唱得比任何人都动听,但是其统治比任何人都下流和暴虐,说他们“以万物为刍狗”,“视生命为草芥”一点也不过份。

现在,当共产主义极权世界全面崩溃之后,对世界秩序、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有两个,一是以民族主义为借口的区域性的武装冲突,一是以“圣战”为号召的无国界恐怖主义。特别是后者,专以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平民为偷袭目标。冷战结束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使全球性对抗程度降低,却使恐怖主义横行。近十几年来,基于政治目的的人质案和人肉炸弹满世界开花,而恐怖主义主要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最大温床。对于这种现实,难道阿拉伯各国以及伊斯兰教主们,在要求西方国家进行反省时,你们自己不应该也进行反省吗?

2、贫困和落伍不是僭越人类正义的理由

为阿拉伯人进行辩护的最大借口就是他们贫困、弱小、长期受西方人的欺负。贫困和弱小值得同情,如果这种贫困和弱势是由于不公平的歧视造成的,就更应该帮助其摆脱受歧视的处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给予特殊优惠,如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和贫困救济,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和减免债务;再如美国的“政治正确”就是优惠少数族裔的流行思潮。但是,富人或强者,只要其财富和实力的来源具有道义上、法律上的正当性,并没有必然的义务资助穷人或弱者。资助是道义善举,不资助是人性本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主要依赖的是自身的制度优势及自由竞争;美国在二战后的超强地位,源于领导盟国打赢了一场正义的世界大战,以及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竞争中的制度优势,穷国凭什么嫉恨美国现在的超强地位?比尔盖茨迅速致富,并没有剥夺或抢劫,并没有以不合法的手段损害他人的利益,你凭什么非要人家给穷人以资助?何况,盖茨的巨大财富所创造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其慈善义举。

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留下的最具破坏力的理论遗产,一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二是虚构了一个在道义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三是在谈到资本家时,只讲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而不讲剩余价值的获得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否正当,剩余价值投入再生产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只讲工人出卖体力算作正当劳动,而不讲资本家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对生产的关键性作用。于是,穷人把资本家或广义的富人看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仇恨便由此获得道义上的绝对正当性。而中国又恰恰是中马克思的毒很深的国家。毛泽东把这套理论发展成造反有理的痞子革命和对财富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之于国人,当然不是甘愿一无所有,甘愿贫困并以此为资本,永远占领道义制高点,而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

必须分清,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能是权利上的,而决不会是分配结果上的。因权利的不平等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是一回事,因能力的高低所导致的贫富差异是另一回事。人类必须为消除前者而不懈努力,同时又必须承认并保护能力优异者不断创新和超前的探索精神,因为正是少数天才带动着人类的整体进步。如果是基于公平竞争导致的贫富差异,那么穷人对富人的嫉恨就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反而是人性阴暗使然。因此,贫困和弱小并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正如富裕与强大并不天然就是邪恶和歪理一样。物质上贫困而弱势的群体行为,并不天然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和人格上的高尚品质,也没有权力僭越起码的人类道义底线──因为穷,我偷我抢我杀人放火我甘愿充当人肉炸弹……就是理由充足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最先进,毛泽东所定义的卑贱者最高贵,即那种“六亿神州尽舜荛”的浪漫抒情,纯属异想天开的狂人呓语。

穷人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正如富人中既有品质高尚者也有道德堕落者一样。决不能以抽象的群体来作为进行道义褒贬甚至道义讨伐的依据。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政权的两个独裁狂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穷人家出生的人都是潜在的希特勒。带领西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自由国家的两位领袖──邱吉尔和罗斯福──皆是血统显贵,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出所有出身显贵的人皆是未来的罗斯福。恐怖头目拉登及其组织的核心人物,恰恰都出身显贵。

但是,历史提供的经验证据向我们表明:通过煽动仇恨来引导穷人进行暴力造反,其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其他暴力崇拜的行为。征诸于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历代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征诸于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和共产极权的兴起,足矣!这些邪恶的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所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富豪崩□且采炮萍捍准砭哂凶罡呱行叛龅娜跏泼褡澹□□□拿鹁复诵缘目植辣┬薪票纭□(原文乱码)

3、后殖民时代的贫困及落伍

有人说,这些地区的穷,是由于西方殖民者造成的。但是,美国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等等。又会有人说,这些以白种人移民为主的殖民地,与以当地人为主的殖民地受到殖民者的待遇不同,那么亚洲的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却是以本地人为主的殖民地,不是也变成了现代化国家了吗?!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在非洲、在拉美、在中东、在亚洲,当强大的西方殖民者被迫撤离之后,这些地区便陷于无休止的战乱。同一块土地上的拥有种族、信仰、文化的同根性的群体,并没有因此就团结起来、和平共处、同建家园,反而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甚至搞宗教歧视和种族灭绝。那些因不同派别而引起的血腥的教派纷争,那些死于争权夺利的内战、频繁的军事政变的平民,那些因战乱逃离家园、无家可归的难民,总不能还让强大而富足的西方负责吧!而现在,最慷慨地向这些难民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恰恰是那些强大而富裕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而中国在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并没有走向强大、富足、统一,反而陷入更为血腥的贫困、衰弱、分裂之中。先是四年规模超过抗日战争的残酷内战,接着是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对外赴朝参战、支持越共、印尼共产党、红色高棉、炮轰台湾、与印度前苏联越南开战,对内镇反、三反五反、胡风集团、反右、大跃进、肃反、四清、文革、六四、法轮功……你总不能把这些导致贫困和落后以及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的原因,还统统归罪于殖民者吧!当美国帮助阿富汗逼迫前苏联撤军之后,这个本来就在战乱中积贫积弱的国家,非但没有团结一致重建破败的家园,反而内战不断、政变频繁,直到今天仍然进行着疯狂的自相残杀,人民仍然在强悍的塔利班的暴虐统治之下,其野蛮程度远远超过中共独裁政权,近似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殖民主义扩张是野蛮的罪恶的,但是西方的殖民者决不比本国的独裁者更野蛮,也不能把已经独立的前殖民地的所有贫困和落后,全部归罪到殖民者头上。何况,殖民者也在占领地做过不少善事,二战后的西方富国在帮助前殖民地摆脱贫困上更是出力最多者。这点历史常识,不用放眼世界,只要举出与大陆人同源的台湾与香港,足矣!

伊拉克贫穷,但萨达姆家族富得流油,强悍得可以进行漫长的两伊战争、强行侵入科威特,在国内随便杀人;阿富汗贫困,但是来自沙特的本拉登及其组织的核心成员也大都不是穷人,但是其邪恶的强悍,使整个世界充满恐怖。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境内几乎无恶不作,不但把所剩无几的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人民实行严酷的全封闭统治,而且抢劫联合国提供给难民的粮食;不但炸毁了1500年的佛教瑰宝巴米杨大佛,而且通过现代传媒向全世界示威,以表示其强悍和什么都敢做的亡命徒姿态。英国作家拉什迪相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肯定是弱者,而正是一个伊斯兰政权下令追杀一个只有笔的文人!

4、以维护信仰为借口滥杀无辜是对神的背叛

俄罗斯大文豪陀思朵也夫斯基说过:如果必须在拯救一个受难的孩子和坚持真理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真理而拯救孩子。而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为了信仰就可以蔑视生命,不但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别人的生命。毋宁说,他们恰恰是为了毁灭他人的生命,才把自己的命也搭上。

为了反抗压制信仰的强权而献身,是高贵的殉道者;而用信仰的理由滥杀无辜,特别是滥杀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信仰自由的平民,就完全是没有宗教宽容的中世纪时期的极端野蛮行为。中世纪的宗教不宽容,导致了太多的灾难,审判异教徒、滥杀女巫、十字军东征、政教合一的专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既是殉难者的榜样,也是不宽容所犯罪行的永恒象征。这种野蛮的制度在二十世纪的残余,一是法西斯主义,一是共产主义极权,一是激进原教旨主义,三者都是以实现信仰为借口滥杀无辜的主义。这样的主义,与其说有伟大的理想,不如说是以滥杀为职业为乐事;与其说是为了真主,不如说是背叛神的魔鬼。

只有那些除了恶毒的怨恨便没有任何其他情感的恐怖分子,才会肆意践踏最低的文明规则,制造911这样的大灾难。什么“圣战”、什么“弱小者对强者的反抗”、什么“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统统都不是,统统都是杀人的借口。无辜的平民(无疑是弱者),既是他们屠杀的目标,又是他们想免于追究的人体挡箭牌。对恐怖分子的打击极有可能大量伤及无辜平民,成了恐怖分子在作恶之后的又一个护身符。否则的话,为什么偷袭成功了还不敢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想让反恐怖战争找不到具体的目标?就是为了造成更大规模的灾难。这是一小伙充满变态仇恨、以极端手段追求轰动效应的纯粹恶魔,总在寻找对人类文明最具有象征性的目标下手。他们之所以把仇恨的首要目标对准了美国,因为美国以其富足、强大和正义而成为国际反恐怖主义的中坚,更因为美国世界第一,打垮了世界第一的人就是第一的第一,正如某些专门刺杀名人的变态狂一样。也如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笔下的变态少年,就要烧毁日本美的象征金阁寺。在大陆的网站,不是就有大量本拉登的东西吗?

在人类已经进入宗教宽容的时代之后,不宽容的宗教无异于自绝于人类文明。不宽容的法西斯已经被打败,不宽容的共产极权已经接近全面崩溃,不宽容的原教旨主义也越来越孤立,事实上,即便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走向宗教宽容,都在由圣战转向和平,阿拉法特由圣战领袖变成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就是最有利的证明。伊斯兰教的自救绝非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圣战,而只能是逐渐走向宗教宽容的和平共处。只要滥杀无辜就是犯罪,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国家、宗教、民族、主义的名义以及弱小、贫困、受压迫、复仇、圣战──都是犯罪!

5、专制下的落伍国家的“怨妇情结”

如果仅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由替恐怖主义进行道义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他们从出“埃及记”失去家园之后,一直是受迫害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如果把怨妇情结的发泄和复仇作为正义,那么犹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整个世界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到了现代,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战争、挥霍、教派纷争和恐怖活动,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

所有现代落伍的民族国家,大多是专制政权,都有种解不开的“怨妇情结”。越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就越要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的舆论权力,向国民灌输歪曲了的历史和现实,把国际关系中的西方国家塑造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内政的不满。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怨恨的主要目标,一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征、推广民主的中坚和维护人权的先锋,因而必然是所有践踏人权的专制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便通过垄断舆论的权力,把制度之争转变为民族之争,竭尽全力对美国进行妖魔化;二是美国的富足和强大,对于贫困落伍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点,又为独裁者播种仇恨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为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

而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还有一层传统的以国为天下的狂妄自负,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变为畸形的民族虚荣和自卑自傲,变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动不动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贬低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浅薄;动不动就拿“汉唐盛世”和“大清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华人个人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徵兆,甚至海外华人的个人成就也要寻根到民族历史的源头。

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似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国家。他们很少提及美国帮助中国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基本不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的内战全力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不提中国与前苏联对抗之时,也是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最孤立的60年代,美国坚决反对前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在70年代初主动向中国伸出和解的双手。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动力,固然是联中抗苏的国家利益使然,但是在客观上帮助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并为后来的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不提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每一个进步的支持(资金、技术、思想文化、新闻舆论等等),一直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之后,美国尽力帮助独裁下的大陆人争取人权,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为遏制中共独裁政权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

就是这样的美国,居然成了很多自称爱国的大陆人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

中国贫困落后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申奥不成功是美国人在捣乱,得不到诺贝尔奖是西方文化霸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居心不良,保护台湾免受中国武力攻击、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国,还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误炸使馆、撞机……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喋喋不休的诉苦、抱怨和控诉是他们所向无敌的法宝。而怨妇,一被调拨,最容易转化为泼妇,满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们撒泼耍混、破口大骂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网络又使怨妇们可以象蒙面的言论恐怖分子一样,怯懦而不负责任地让词语的炸弹遍地开花。而这怨和骂的内在动力,无非是在对外宣泄仇恨的同时,以要挟和敲诈的方式祈求一点可怜的恩赐:“你们让我们吃那么多苦,总该让我们骂骂街宣泄一下,总该拿出点实惠补偿一下吧。”

更危险的是,泼妇们在以爱国斗士的姿态向本国的统治者献媚的同时,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正如毛泽东时代,对一切被钦定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一样。诉苦大会是怨妇诉苦,不惜编造和歪曲;批斗大会是泼妇骂街,决不吝惜恶毒和仇恨;最后必然发展为暴力。而当发财致富代替阶级斗争,实用主义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确计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战斗……之时,美国也由帝国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对美国的仇恨也由发誓消灭帝国主义变成了对财富和强大的既羡慕又嫉恨,变成了一边大骂美国,鼓吹超限战对付美国,一边想去美国镀金,挖空心思搞绿卡弄护照,利用国际大资本发财并把财产转移到西方。

他们内心里层层淤积仇恨塑造了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于反抗每天发生在身边的邪恶而是对遥远的国家进行疯狂的诅咒。如今,这类怨妇和泼妇不再具有毛泽东时代的愚忠式的朴素和发自内心的仇恨,而是小康时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泼耍赖。

中共执政后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时候,塔利班政权对阿富汗人民的残暴又远远超过中共对内的独裁。遭受独裁政权的野蛮压迫的民众,选择摆脱贫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愿接受独裁者和恐怖枭雄的妖魔化灌输,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虚构的外部敌人,把仇恨发泄到别人头上,而是奋起推翻本国的独裁者。而当民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认同和服从独裁者时,那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被杀戮、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非人生活,便永远没有尽头。主要的罪责固然要由独裁暴君来负,但是民众的愚忠、软弱及无奈的驯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二、多亏有自由富裕强大的美国

1、善良帝国战胜邪恶帝国

再来看富足而强大的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国的胜利而告终,原来局限于各自由国家内部的人权原则,便逐渐成为《联合国宪章》以及一系列国际法的主要道义来源,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裁判国家行为正义与否的国际法实践,传统的独立国家的绝对主权受到来自具有普遍性的人权的挑战,国际秩序的建立再也不是基于成王败寇的功利法则,而是基于超功利的道义法则。而这,正是汲取了以往国际冲突的深刻教训的伟大成果。

美国在二战中的决定性领导作用,对前苏联、英国、法国及整个欧洲与积贫积弱亚洲如中国者的支持,代表着正义对邪恶的胜利,使它在二战后成为与前苏联的“邪恶帝国”相抗衡的“善良帝国”。世界的幸运在于:“善良的帝国”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帝国”。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仅在经济上帮助自己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更重要的是把两个邪恶帝国──纳粹主义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自由世界的合格成员。美国在此过程中的公正执法和慷慨解囊,使之赢得了道义上和能力上的国际公信力。后来的东欧和亚洲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离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援助、压力和促进是不可想象的。而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最终分崩离析,就在于它的滥用强权和暴力而逐渐丧失了道义上的国际公信力。

这种鲜明的对比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再不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社会,而是一个平等对待、道义优先的文明社会。如果没有道义正当性,再强大的国家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仅靠实力的强悍而滥用暴力的野蛮行为,无论是发生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发生在一国的境内,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甚至人道主义干涉。当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其实力服务于“人权至上”的道义原则时,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国际公信力;而当一个强大国家以其实力维持践踏人权的主权和扩张侵略性霸权时,就会不仅在实力上日益衰败,更在道义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唾弃。两个超级大国50年的冷战之结局,已经充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

正是在国际法的基础由实力优先转变为道义优先的背景下,也正是在全力推进人类由丛林法则走向文明法则的实践中,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几乎与一切践踏人权的政权对抗,60年代柏林危机之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向世界宣布:“我是柏林人。”代表的正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的普世性的理想精神。美国在二战后所卷入的主要战争,在道义上都有可以辩护的理由。朝鲜战争起源于独裁者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称霸野心,首先撕毁国际协议、打响第一枪的是斯大林庇护和纵容的北朝鲜。美国出兵朝鲜是为了维护刚刚稳定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尊严;导致中国卷入的主导原因是斯大林的压力,次要原因是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的傲慢,使美国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卷入的政策归于失败。即便如此,当时的现实也并没有任何道义上和现实上的充足理由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是正确的选择。越战也是北方的胡志明首先破坏和平协议,美国在南越政权的请求下才出兵的,但是由于南越政权的腐败、中苏两大国对北越的支持和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于70年代撤军。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可以支持金日成和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武力扩张,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国就不可以支持南韩政权和南越政权,进行自由主义武力自卫?难道中国可以支持印尼、红色高棉等暴力组织屠杀平民,美国就不应该帮助巴拿马、海地、阿族从独裁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吗?!

2、为弱小者伸张正义的美国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起因于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组,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确定巴勒斯坦分治,建立阿拉伯人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耶路撒冷国际化,由联合国托管。这是对犹太民族长期受迫害的补偿,因为那里也是犹太人早已失去的传统家园。以色列最初的定居点,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生存空间越来越窘促,便以金钱赎买巴勒斯坦领土,但是这种政策由于双方的激进而归于失败:以色列买来的土地拒绝一切巴勒斯坦人进入。就在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想通过武力夺回土地。由此引起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围攻,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人失去更多的土地。

美国在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反击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立足未稳的犹太国的围剿,先后促成了埃以和谈,叙以和谈、巴以和谈,熄灭了多年的战火,缓和了中东局势。而一位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献出了生命。正是美国,使几乎灭种的弱小民族站稳脚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即便后来以色列在美国及西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优势之时,美国也决没有纵容以色列的过份扩张行为。以色列正在美国的压力下把占领的土地逐步归还给阿拉伯人,这就是着名的“以土地换和平计划。”可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始,更没有今天巴勒斯坦争取建国的前提。

现在,单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色列无疑是强者,美国的中东政策也有偏袒以色列之嫌。但是,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犹太人毕竟还是极少数,是弱者。如果再结合历史上的三次中东战争,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是对未来的防范。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以色列能够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吗?中东地区会有现在的局面吗?实际上,美国在中东扮演的是一种极为艰难的调停人角色。以、巴双方都无法控制自己内部的暴力激进主义,以色列极右分子刺杀了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进者拉宾总理,致使强硬派右翼上台,最有希望的巴以关系急遽恶化。巴勒斯坦内部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屡屡在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制造恐怖事件,使本来有希望的谈判流产。以色列交给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黑名单就高达100多人。

在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美国还领导了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联合抵制、帮助巴拿马和海地人民推翻了依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恢复了民选政府和制止了内乱;反击伊拉克侵略恶行的海湾战争,赢得了科威特人民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感激;在科索沃,美国为弱小的阿族穆斯林向实行种族清洗的基督教政权宣战,防止了人道灾难的进一步扩大,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真正的民主建国之路……在上述美国的军事干预中,要么是赶走非法上台的军事独裁者,要么是帮助更为弱小的族群摆脱强势族群的侵略或歧视。而美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因为侵略意味着占领别国的土地,代替当地人行使主权。美国的每次干预,都是在秩序基本平定之后,把权力完整地交还给当地政府,没有占领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即便留有小部份驻军也是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在道义上,美国的对外用兵大都是为了保护弱势族群、惩罚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和侵略者、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伸张自由主义式的正义、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持世界和平。对于灾难深重的阿富汗,美国一直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国。2001年,就在“911”之前,美国给予阿富汗的援助就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大多数用于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现在,对塔利班的打击即将开始,美国又为阿富汗提供的一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本拉登没有给本民族人道救济,反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用于把整个世界收编在他认定的宗教信仰之下。现在的塔利班头目奥马尔,居然还号召逃离家园的难民们回来参加反美圣战。这与其说是为了让伊斯兰教的旗帜插边全球,不如说仅仅是为了让本拉登凌驾于全人类之上。

3、最有资格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

你可以争辩说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高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国家利益,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在诸多现实功利利益之外,美国还把在全球实现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崇高的国家利益,坚定不移地扩大推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外战略主轴便是遏制共产极权,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朝鲜战争、保卫台湾、越南战争、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及“和平演变”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国为实现这一全球战略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具体行为。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没有根本区别,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克林顿和小布什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具体策略而已。正如布什在就任总统后数次公开演讲中,反复重申了“扩大自由就是促进国家利益”这一主题。他说:“美国,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牢记,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美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

即便退一步讲,就算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美国做的事既为自己赢得了收益,又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贡献,岂不是双赢的皆大欢喜。美国是自由国家,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当然希望促进自由和民主向全世界的推广,这样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非但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反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什么就不可以统一呢?!为什么,在启蒙时代以来的200多年中,曾有许多个帝国以强权和武力对外扩张而统统归于失败(拿破仑、希特勒、前苏联),而独独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向全世界的扩张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就在于这种扩张的内在动力,在根本上不是来自外力,而是来自人类的共同人性。正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一样,在以正当的手段牟取最大个人收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公益。

是的,美国并不完美,美国人也不是完人,美国犯过许多错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也有执法不严不公的时候,有些得到事后的改正和补偿(比如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同样,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误炸了英国的军队;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也曾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象5 时期的中国那样狂热,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有些是局势使然,有些还有待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我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二战开始时采取孤立主义,如果美国早一点担负起领导盟国的责任,欧洲不可能姑息希特勒最初的侵略行为,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亚洲所向无敌,世界更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直到成群的轰炸机把成吨的炸弹投向珍珠港,才把美国从自顾自的迷梦中炸醒。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表现,正是汲取了这一深刻教训。但愿恐怖分子投向世贸大楼的人肉炸弹,真正炸醒的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在如此邪恶的恐怖主义面前,任何姑息都是变相的共谋,正如1939年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对纳粹的姑息一样。

在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有一个角度是必须的:即在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作用的利弊权衡之中来谈论这个问题,而不能不加比较地、不顾历史和现实,一味抓住美国的错误不放。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及科索沃战争,确实在客观上给平民带来了不幸,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军事干预,伊拉克侵占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科威特,周边国家都难以幸免,这些国家的平民岂不是更加不幸。米洛舍维奇进行的种族清洗之下的弱小阿族,岂不是只能等待做劣等人甚至种族灭绝的命运。综观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利要远远大于弊(前面已作论述)。就连着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在批评美国的一些失误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强权之中,美国恐怕是最少领土欲望的和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领导的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两次武装干涉行动,都是为了帮助穆斯林受害者而对基督教政权发动的攻击。美国都没有获得任何物质性的收益,也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利益。”

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无赖国家和日益边缘化的民族,为了挽救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变得格外疯狂。正因为有独裁主义、激进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这样的国际流氓,就必须有国际警察。放眼世界各国,不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愿意担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正如宪政民主制度:它不可能完善,但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作恶最少的制度。同理,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其作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它能够做到利大于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美国也不是不能批评,事实上对美国的批评,即便在盟国中也时有发生。如果批评美国,是为了使之减少失误、执法更公正更严格,这种批评就极为珍贵(比如对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批评,对美国没有带头制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苏丹的烧杀劫掠的批评)。如果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把美国的国际形像妖魔化,就只能延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那才是人类的共同灾难。换言之,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联合国授权,而是人类道义和历史发展的双重抉择授予的。

有人担心,全球化可能导致世界的单极化。但人类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自由主义价值及制度安排普及化的世界,恰恰不是一元化的独尊白种人文明的单级世界,而是多元化的多种族文明的大熔炉。生活在西方的众多穆斯林并没有被迫改变信仰,阿拉伯裔的学者赛义德还能够着书立说,尖锐地批评西方。因为唯有自由制度,才能够为多元化的文化和个人的生存权利提供符合人性的平台和平等的交往规则,才能鼓励和保障每个人、每个少数民族、少数群体的自治权利,才会为世界的多元化提供制度性的根本保障。

西方人确实存在着种族、文化的傲慢,各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族歧视的问题,然而,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由于自由制度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西方人的种族歧视和文化优越感在落实到具体的社会行为上,就要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和制度本身的强力约束。即便只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白种人优越论,也不断地受到西方人自己的检讨、反省和批判。特别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在避免和减少种族歧视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建设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进步。如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自从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在平等对待不同种族上的进步有了质的飞跃,保护少数民族不受歧视成了国家的宪法条文,并通过一次次个案判决落实到生活的细节之中。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在种族平等对待的制度建设上,做得比其他文明要好的多。

世界需要国际警察,国际警察需要公信力,不能因为警察的抓强盗抓杀人犯时误伤了无辜者而连警察都不要了。大陆人对美国承担国际警察的责任的极端仇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政权建立的就是一个警察国家,而警察的存在首要目标,不是维护民众的权利,而是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权。所以,警察在公众的生活经验中,大都是不讲理的、滥用权力的、老百姓惹不起的。一个从没有享受过公正的司法对待的群体,在看待其他执法人员的作为时,很容易以己度人。明明美国在阻止悍然入侵或种族清洗,中共却站在入侵者和独裁者一边,借口造成平民伤亡来指责挺身而出与强盗搏斗的警察。也难怪,国人作恶棍的帮凶和帮闲的历史太长了,在本国帮助窃国者作恶的人,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国际上不为世界流氓助威。正是这样的无赖最喜欢质问:美国为什么不军事干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不出兵制止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所不为的烧杀劫掠、宗教歧视?这种指责,除了认为美国的干预不是基于人类道义的公平对待之外,还暗含着一种阴暗的心理──你不是以强大富裕才充当国际警察吗?那就应该事事都管,只要有一件恶行没有管,你就不够警察资格。

维持国际秩序和捍卫基本人权是每个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力小的国家可以少出力,但是不能既不出钱出力又在道义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再强大和富足,也不可能事事都管,这里既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牵制,又有事件本身对国际局势的重要性评估之后的先后秩序。美国平衡着大多数国际突发事件,花的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那些一向只作壁上观的国家及其国民,有什么资格指责美国。试问:除了美国之外,还有那个国家愿意并有能力承担如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呢?既要出钱出力又要秉公执法,而不出钱不出力的国家往往最爱挑剔美国的执法不公。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前苏联是怎样在社会主义阵营执法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美国虽然犯错误,但是决不会屡犯苏联式的原则性错误,犯到没有丝毫公信力的众叛亲离的程度。

911事件的发生,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已经证明了美国作为国际警察的所积累的声誉和公信力,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巨大的道义凝聚力。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的美国充当国际警察,而是美国如果退回孤立主义的老路,这世界就出现执法真空,而一个没有警察的世界,必将是各类战争狂、独裁者和恐怖分子泛滥的世界。别以为有191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就能维持现在的国际秩序,如果美国退出,多年来受官僚作风和无赖国家群体之害的联合国,连在经济上支撑下去都很难,就不要说有效地维持国际秩序了。同时,美国正在为自己维护国际和平和推广自由秩序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仅是生命、财产、心理的巨大伤害,很可能还要付出制度代价。最近,美国的主流民意已经倾向于为了公共安全的保障而放弃一部份个人自由,政府也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干涉新闻自由,众多可能侵犯个人隐私、限制移民、留学生的议案也纷纷提出……如果因911,美国重蹈40年代珍珠港被偷袭后的局面、重蹈50年代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的覆辙,那就不仅是美国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损失。因为自由的象征不再光彩夺目,而变得晦暗不明。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给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道义合法性,那么只能是美国历届总统一再强调的“自由”。“自由”是迷人的伟大的,因为自由的核心魅力不是暴力、强权,而是善待人性的柔性和美感──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对神圣价值的爱。这种魅力不但把美国成就为最有实力的国家,而且历史地把美国推向“全球霸权”的地位。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合法性,皆源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道义支撑。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在“911”大灾难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性和健康的公民风范,布什政府在准备对恐怖主义的反击时,所表现出令人刮目的的克制、审慎、理性和成熟,皆来自上帝赐予这块新大陆的自由。这不仅是政治智慧上的成熟,更是自由制度所培育的人性光辉。说句粗话:人人都想当老大,比来比去,还就真是老美当得最令人信服。

【北京之春】2001年11月号(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