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贫弱和信仰决不是僭越正义的理由

为阿拉伯人进行辩护的最大借口就是他们贫困、弱小、长期受西方人的欺负。贫困和弱小值得同情,如果这种贫困和弱势是由于不公平的歧视造成的,就更应该帮助其摆脱受歧视的处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给予特殊优惠,如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和贫困救济,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和减免债务;再如美国的“政治正确”就是优惠少数族裔的流行思潮。但是,富人或强者,只要其财富和实力的来源具有道义上、法律上的正当性,并没有必然的义务资助穷人或弱者。资助是道义善举,不资助是人性本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主要依赖的不是殖民性的对外掠夺,而是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自由竞争和丰富资源;美国在二战后的超强地位,源于领导盟国打赢了一场正义的世界大战,以及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制度竞争中的胜利,穷国凭什么嫉恨美国现在的超强地位?再如彼尔·盖茨的迅速致富,并不是以强权为支撑的剥夺或抢劫,并没有以不合法的手段损害他人的利益,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救济穷人?凭什么以自己的贫困为理由诅咒人家。盖茨可以自愿在慈善事业上大量投资(他已经投入了很多,不仅是世界首富,而且是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最多的个人),但是没人有权强迫他非要给穷人以资助不可。盖茨的巨大财富所创造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其慈善义举。即便他对慈善事业没有热心,他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也应该赢得应有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留下的最具破坏力的理论遗产,一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二是虚构了一个在道义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三是在谈到资本家时,只讲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而不讲剩余价值的获得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否正当,剩余价值投入再生产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只讲工人出卖体力算作正当劳动,而不讲资本家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对生产的关键性作用。于是,穷人把资本家或广义的富人看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仇恨便由此获得道义上的绝对正当性。而中国又恰恰是中马克思主义的毒很深的国家。毛泽东把这套理论发展成造反有理的痞子理论和对财富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之于国人,当然不是甘愿一无所有,甘愿贫困并以此为资本,永远占领道义制高点,而是一旦尝到富有的甜头,便满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

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能是权利上的,而决不会是分配结果上的。因权利的不平等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是一回事,因能力的高低所导致的贫富差异是另一回事。人类必须为消除前者而不懈努力,同时又必须承认并保护能力优异者不断创新和超前的探索精神,因为正是少数天才带动着人类的整体进步。如果是基于公平竞争导致的贫富差异,那么穷人对富人的嫉恨就没有任何道义正当性,反而是人性阴暗使然。因此,贫困和弱小并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正如富裕与强大并不天然就是邪恶和歪理一样。物质上贫困而弱势的群体行为,并不天然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和人格上的高尚品质,也没有权力僭越起码的人类道义底线──因为穷,我偷我抢我杀人放火我甘愿充当人肉炸弹就是理由充足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最先进,毛泽东所定义的卑贱者最高贵,即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抒情,纯属异想天开的狂人呓语。

穷人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正如富人中既有品质高尚者也有道德堕落者一样。决不能以抽象的群体来作为进行道义褒贬甚至道义讨伐的依据。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政权的两个独裁狂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穷人家出生的人都是潜在的希特勒。带领西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自由国家的两位领袖──邱吉尔和罗斯福──皆是血统显贵,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出所有出身显贵的人皆是未来的罗斯福。同样,阿拉伯富翁很多,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象本·拉登那样,专以从事滥杀无辜的恐怖活动为职业。

同时,历史提供的经验证据向我们表明:通过煽动仇恨来引导穷人进行暴力造反,其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其它暴力崇拜的行为。征诸于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历代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征诸于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和共产极权的兴起,足矣!这些邪恶的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所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富豪本·拉登也声称自己代表具有最高尚信仰的弱势民族,为他的灭绝人性的恐怖暴行狡辩。有人说,这些地区的穷,是由于西方殖民者造成的。但是,美国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等等。又会有人说,这些以白种人移民为主的殖民地,与以当地人为主的殖民地受到殖民者的待遇不同,那么亚洲的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却是以本地人为主的殖民地,不是也变成了现代化国家了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在非洲、在拉美、在中东、在亚洲,当强大的西方殖民者被迫撤离之后,这些地区便陷于无休止的战乱。同一块土地上的拥有种族、信仰、文化的同根性的群体,并没有因此就团结起来、和平共处、同建家园,反而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甚至搞宗教歧视和种族灭绝。那些因不同派别而引起的血腥的教派纷争,那些死于争权夺利的内战、频繁的军事政变的平民,那些因战乱逃离家园、无家可归的难民,总不能还让强大而富足的西方负责吧!而现在,最慷慨地向这些难民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恰恰是那些强大而富裕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中国的实例就很典型。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并没有走向强大、富足、统一,反而陷入更为血腥的贫困、衰弱、分裂之中。先是四年规模超过抗日战争的残酷内战,接着是政府XX统治下的对外赴朝参战、支持越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红色高棉、炮轰台湾、与印度与前苏联与越南开战,对内镇反、三反五反、胡风集团、反右、大跃进、肃反、四清、文革、等等、你总不能把这些导致贫困和落后以及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的原因,还统统归罪于殖民者吧!被长期作为劣等国民的中国农民在49年以后的贫困,现在北朝鲜的饿莩遍野,难道也要美国人来负责吗?同样,当美国帮助阿富汗逼迫前苏联撤军之后,这个本来就在战乱中积贫积弱的国家,非但没有团结一致重建破败的家园,反而内战不断、政变频繁,直到今天仍然进行着疯狂的自相残杀,人民仍然在强悍的塔利班的暴虐统治之下,其野蛮程度远远超过中共独裁政权,近似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殖民主义扩张是野蛮的罪恶的,但是西方的殖民者决不比本国的独裁者更野蛮,也不能把已经独立的前殖民地的所有贫困和落后,全部归罪到殖民者头上。何况,殖民者也在占领地做过不少善事,二战后的西方富国在帮助前殖民地摆脱贫困上更是出力最多者。这点历史常识,不用放眼世界,只要举出与大陆人同源的台湾与香港,足矣!

伊拉克贫穷,但萨达姆家族富得流油,强悍得可以进行漫长的两伊战争、强行侵入科威特,在国内随便杀人;阿富汗贫困,但是来自沙特的本·拉登是亿万富翁,他的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也大都不是穷人,但是其邪恶的强悍,使整个世界充满恐怖。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境内几乎无恶不作,不但把所剩无几的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人民实行严酷的全封闭统治,而且抢劫联合国提供给难民的粮食;不但炸毁了1500年的佛教瑰宝巴米杨大佛,而且通过现代传媒向全世界示威,以表示其强悍和什么都敢做的亡命徒姿态。英国作家拉什迪相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肯定是弱者,而正是一个伊斯兰政权下令追杀一个只有笔的文人!

俄罗斯大文豪陀思朵也夫斯基说过:如果必须在拯救一个受难的孩子和坚持真理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真理而拯救孩子。而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为了信仰就可以蔑视生命,不但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别人的生命。毋宁说,他们恰恰是为了毁灭他人的生命,才把自己的命也搭上。

为了反抗压制信仰的强权而献身,是高贵的殉道者;而用信仰的理由滥杀无辜,特别是滥杀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信仰自由的平民,就完全是没有宗教宽容的中世纪时期的极端野蛮行为。中世纪的宗教不宽容,导致了太多的灾难,审判异教徒、滥杀女巫、十字军东征、政教合一的专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既是殉难者的榜样,也是不宽容所犯罪行的永恒象征。这种野蛮的制度在二十世纪的残余,一是法西斯主义,一是共产主义极权,一是激进原教旨主义,三者都是以实现信仰为借口滥杀无辜的主义。这样的主义,与其说有伟大的理想,不如说是以滥杀为职业为乐事;与其说是为了真主,不如说是背叛神的魔鬼。

只有那些除了恶毒的怨恨便没有任何其它情感的恐怖分子,才会肆意践踏最低的文明规则,制造911这样的大灾难。什么“圣战”、什么“弱小者对强者的反抗”、什么“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统统都不是,统统都是杀人的借口。无辜的平民(无疑是弱者),既是他们屠杀的目标,又是他们想免于追究的人体挡箭牌。对恐怖分子的打击极有可能大量伤及无辜平民,成了恐怖分子在作恶之后的又一个护身符。否则的话,为什么偷袭成功了还不敢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想让反恐怖战争找不到具体的目标?就是为了造成更大规模的灾难。这是一小伙充满变态仇恨、以极端手段追求轰动效应的纯粹恶魔,总在寻找对人类文明最具有象征性的目标下手。他们之所以把仇恨的首要目标对准了美国,因为美国以其富足、强大和正义而成为国际反恐怖主义的中坚,更因为美国世界第一,打垮了世界第一的人就是第一的第一,正如某些专门刺杀名人的变态狂一样。也如日本作家三岛由几夫笔下的变态少年,就要烧毁日本美的象征金阁寺。在大陆的网站,不是就有大量本·拉登的狂热崇拜者,认为这个头号恐怖分子才是世界的NO.1吗?

在人类已经进入宗教宽容的时代之后,不宽容的宗教无异于自绝于人类文明。不宽容的法西斯已经被打败,不宽容的共产极权已经接近全面崩溃,不宽容的原教旨主义也越来越孤立,事实上,即便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走向宗教宽容,都在由圣战转向和平,阿拉法特由圣战领袖变成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就是最有利的证明。伊斯兰教的自救绝非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圣战,而只能是逐渐走向宗教宽容的和平共处。

只要滥杀无辜就是犯罪,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国家、宗教、民族、主义的名义以弱小、贫困、受压迫、复仇、圣战──都是犯罪!

2001年10月4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1.10.06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