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911反思录:论贫弱、富强与正邪

贫困和弱小值得同情,但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历史证明:邪恶帝国皆以代表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其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富裕与强大并不天然就是邪恶。二战以后美国历次出兵,就是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和人权,保卫弱势群体免受侵略和迫害,遏制共产极权。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是人类道义和历史发展的双重选择。

任何战争和恐怖行为,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平民,因为他们最弱也最无辜。萨达姆发动海湾战争,使伊拉克陷于国际孤立和日益贫困的深渊,但是他本人仍然在长期的制裁中耀武扬威、尽情享受石油换来的一切,修建了多座城堡;本。拉登本人以及一切恐怖主义的幕后元凶,雇佣和训练众多的亡命之徒,但是他本人决不会甘愿充当人肉炸弹,投入其为了信仰的“圣战”,以生命践行弱小民族向超级强权的绝望挑战。而且,恐怖分子不仅偷袭美国这样的强国,也照样对同胞实施恐怖屠杀,比如刚刚在偷袭中身亡的反塔里班联盟的领袖马苏德;恐怖分子对抗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甚至连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毫无敬畏地毁灭之。

十一岁童被培养成杀人工具

越是独裁者就越以滥杀无辜平民、制造无孔不入的恐怖、训练为他献身的愚忠者加亡命之徒为乐事,越对生命、文明甚至信仰没有敬畏和珍惜。昨天,在电视上看了一些拉登训练恐怖分子的画面,真的是从娃娃抓起,那些身穿迷彩服的孩子,至多十一、二岁,稚嫩的脸上全是威严的表情。他们从小就接受仇恨教育,被灌输献身精神和对生命的轻蔑,培养不择手段的杀人意志。拉登从来不会吝惜这些幼小的生命,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把他们训练成不眨眼的杀人工具。说恐怖主义为信仰和弱势民族的利益及尊严而战,纯属无稽之谈。正像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日成等独裁暴君,理想旗帜举得比任何人都高,道德高调唱得比任何人都动听,但是其统治比任何人都下流和暴虐,说他们“以万物为刍狗”,“视生命为草芥”一点也不过份。

为何阿拉伯世界不应反省?

现在,当共产主义极权世界全面崩溃之后,对世界秩序、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有两个,一是以民族主义为借口的区域性的武装冲突,一是以“圣战”为号召的无国界恐怖主义。特别是后者,专以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平民为偷袭目标。冷战结束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使全球性对抗程度降低,却使恐怖主义横行,近十几年来,基于政治目的的人质案和人肉炸弹满世界开花,而恐怖主义主要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最大温床。对于这种现实,难道阿拉伯各国以及伊斯兰教主们不应该进行反省吗?

穷人政权制造罪恶举世罕见

为阿拉伯人进行辩护的最大借口就是他们贫困、弱小、长期受西方人的欺负。贫困和弱小值得同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给予特殊优惠,如美国的“政治正确”就是优惠少数族裔的流行思潮。但是,贫困和弱小并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正如富裕与强大并不天然就是邪恶和歪理一样。物质上贫困和软弱的群体的行为,并不天然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历史提供的经验证据恰恰证明:穷人的暴力造反的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其他暴力崇拜的行为。证诸于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历代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证诸于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的兴起和共产极权,足矣!这些邪恶的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所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

伊拉克贫穷,但萨达姆家族富得流油,强悍得可以进行漫长的两伊战争、强行侵入科威特,在国内随便杀人;阿富汗贫困,但是拉登是亿万富翁,其邪恶的强悍,使整个世界充满恐怖。塔里班政权在阿富汗境内几乎无恶不作,就连自己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难逃厄运。英国作家拉什迪相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肯定是弱者,而正是一个伊斯兰政权下令追杀一个只有笔的文人!

犹太人是否应成恐怖主义者?

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理由,为恐怖主义进行道义合法性的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他们从“出埃及记”失去家园之后,一直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主要的迫害者,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如果把怨妇情结的发泄和复仇作为正义,那么犹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整个世界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而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挥霍,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可以说,在财富的升值和造福社会的意义上,阿拉伯富翁们做的最差。

落伍民族都有“怨妇情结”

所有在现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这种“怨妇情结”,越是专制国家就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的舆论权力,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向国民灌输歪曲了的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独裁统治的不满;而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之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和不满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抱怨是他们所向无敌的法宝,似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们,就连帮他们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国家,向他们的独裁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执政者善待自己的人民的国家,居然成了他们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怨妇最容易转化为泼妇,而如今的网路又使他们可以像蒙面的言论恐怖分子一样,让词语的炸弹遍地开花。更危险的是,泼妇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因为他们内心里层层淤积不满塑造了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选择美国为恐怖偷袭的首要目标,因为美国是国际反恐怖主义的中坚。同时,也不能排除以极端手段追求轰动效应的变态心理,因为美国世界第一。正如某些专门刺杀名人的变态狂一样。

摆脱贫困要奋起推翻独裁者

对于阿拉伯各国的民众来说,选择摆脱贫困和软弱的首要出路,就是奋起推翻独裁者。而当民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认同和服从独裁者时,那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被杀戮、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非人生活,便永远没有尽头。主要的罪责固然要由独裁暴君来负,但是民众的软弱及无奈的驯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就甘愿接受独裁者和恐怖枭雄的妖魔化灌输,把仇恨宣泄到别人身上,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虚构的外部敌人吗?

美领导自由世界对抗极权

再来看富足而强大的美国。美国在二战中的领导作用,对积贫积弱如中国者的支援,使它在二战后成为与前苏联的“邪恶帝国”相抗衡的“善良帝国”。在二战后,美国领导其他盟国,不仅在经济上帮助自己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更重要的是把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邪恶帝国,改造成自由世界的合格成员。东欧和亚洲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离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压力和促进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几乎与一切践踏人权的政权对抗,六十年代柏林危机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向世界宣布:“今夜,我是柏林人。”代表的正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的普世性的理想精神。美国所卷入的主要战争,在道义上都有可以辩护的理由。朝鲜战争起源于独裁者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称霸野心,首先撕毁国际协定、打响第一枪的是斯大林庇护和纵容的北朝鲜。美国出兵朝鲜是为了维护刚刚稳定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尊严;导致中国卷入的主导原因是斯大林的压力,次要原因是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的傲慢,使美国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卷入的政策归于失败。即便如此,也并没有任何道义上和现实上的充足理由,认为中共出兵朝鲜是正确的选择。越战的情况与此类似,但是由于南越政权的腐败、中苏两大国对北越的支援和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于七十年代时撤军。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可以支援金日成和胡志明的共产主义圣战,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国就不可以支援南韩政权和南越政权,进行自由主义圣战?

没有美国就没有中东和平进程

美国在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援以色列,反击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立足未稳的犹太国的围剿,从而使几乎灭种的弱小民族站稳脚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即便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援下取得了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优势、而巴勒斯坦处于弱势之时,美国也决没有纵容以色列的扩张行为。可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始。现在,单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色列无疑是强者,但是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相对于阿拉伯人的世界,犹太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如果结合历史上的三次中东战争,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对未来的防范。试想,没有美国的参与,中东地区会有现在的局面吗?以色列能够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吗?实际上,美国在中东扮演的是一种极为艰难的角色。何况,以、巴双方都无法控制自己内部的暴力激进主义,以色列极右分子刺杀了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进者拉宾总理,致使强硬派领袖沙龙上台,巴以关系恶化。巴勒斯坦内部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屡屡在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制造恐怖事件,使本来有希望的谈判流产。

扩大自由就是促进国家利益

在巴以之外,美国还领导了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联合抵制、反击伊拉克侵略行为的海湾战争、防止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的科索沃战争在道义上,皆是为了保护弱势民族、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伸张自由主义式的正义、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就在“九一一”之前,美国一年给予阿富汗的援助就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

你可以争辩说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高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国家利益,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在诸多现实功利利益之外,美国还有把在全球实现超越世俗功利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最高的国家利益,那就是在世界上坚定不移地扩大自由、民主和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外战略主轴便是遏制共产极权,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朝鲜战争、保卫台湾、越南战争、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及“和平演变”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国为实现这一全球战略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具体行为。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没有根本区别,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克林顿和小布什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具体策略而已。正如布什在就任总统后数次公开演讲中,反复重申了“扩大自由就是促进国家利益”这一主题。他说:“美国,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象徵。我们必须牢记,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人权高于主权”给予世界警察合法性

美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如果有人问,是什么给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道义合法性,那么只能是布什总统一再强调的“自由”。“自由”是迷人的伟大的,因为自由的核心魅力不是暴力、强权,而是善待人性的柔性和美感——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对神圣价值的爱。这种魅力不但把美国成就为最有实力的国家,而且历史地把美国推向“全球霸权”的地位。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合法性,皆源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道义支撑。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九一一”大灾难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性和健康的公民风范,皆来自上帝赐予这块新大陆的自由。

姑息恐怖主义=变相共谋

是的,美国并不完美,美国人也不是完人,美国犯过许多错误,有些得到事后的改正和补偿。而我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二战开始时采取孤立主义,如果美国早一点担负起领导盟国的责任,欧洲不可能姑息希特勒最初的侵略行为,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亚洲所向无敌,世界更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直到成群的轰炸机把成吨的炸弹投下珍珠港,才把美国从自顾自的迷梦中炸醒。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表现,正是汲取了这一深刻教训。但愿恐怖分子投向世贸大楼的人肉炸弹,真正炸醒的不只是美国和欧洲,而是整个世界。在如此邪恶的恐怖主义面前,任何姑息都是变相的共谋,正如一九三九年的“慕尼黑会议”英、法两国对纳粹的姑息一样。

美主导世界利大于弊

在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有一个角度是必须的:即在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作用的利弊权衡之中来谈论这个问题,而不能不加比较地、不顾历史和现实,一味抓住美国的错误不放。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利要远远大于弊(前面已作论述)。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无赖国家和日益边缘化的民族,为了挽救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变得格外疯狂。正因为有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这样的国际流氓,就必须有国际警察,放眼世界各国,不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的义务局长,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愿意担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正如邱吉尔在谈到民主制度时所说:它不可能完善,但却是作恶最少的制度。同理,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其作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它能够做到利大于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果批评美国是为了使之减少失误、做的更好,这种批评就是极为珍贵的。如果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把美国的国际形象妖魔化,就只能延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那才是人类的共同灾难。换言之,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联合国授权,而是人类道义的和历史发展的双重抉择授予的。

配合美国以减少平民损失

“九一一”恐怖惨剧的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性反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可避免,减少平民损失的最好方法,就是整个世界、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全力配合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最佳的结果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主动交出本。拉登,全世界都会感谢阿富汗和伊斯兰。因为,那样将会避免一场很可能波及平民的战争,起码会使战争的规模缩小,持续的时间缩短。为了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和损失,除了军事配合之外,更要进行情报上、政治上、外交上、法律上、经济上的全面合作,特别是在政治上孤立之、在经济上切断之,即便从承担为恐怖主义提供土壤和庇护的责任的角度讲,阿拉伯世界也应该以行动站在反恐怖主义一边,以此为大多数阿拉伯人赢得热爱和平和拒绝恐怖主义的清誉。否则的话,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命运将更加悲惨,反恐怖主义将演变成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核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世界将陷于长期的战乱之中。

站在哪一边要听其言观其行

“九一一”惨案之后,任何国家还想在反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恐怖主义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无论什么人都必须旗帜鲜明,要么反对,要么支援。令人欣慰的是,除了一两个无赖独裁者为恐怖主义辩护(很不幸,这类辩护在我的国家也很流行,在台湾也有李敖这样的文人)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站在反恐怖主义一边。那么,无论是谁,既然说了,就要践行。

想证明自己反恐怖主义的诚意吗?拿出行动来!

捍卫生命自由使人具有“神”性

不要以为长期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和西方人就怕死,在西方人反抗邪恶的历史上出现的“圣徒”和“殉道者”,并不比任何种族少。西方人珍视生命、热爱自由,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当生命和自由受到毁灭性的威胁时,那么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就必须战斗到底。因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清楚: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有着远比世俗的统治权力、民族国家或生活福祉更神圣的来源——上帝或神。这种神圣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主权国家或民族利益,甚至在极端的考验面前高于人之生命本身。当生命、自由与尊严受到强制奴役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时,反抗国家权力和恐怖主义以及任何其他势力对这种价值的贬损甚至毁灭,就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捍卫这种价值而放弃世俗福祉甚至生命本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这就是耶稣殉难的神圣价值,惟其如此,十字架才具有了永恒的象徵意义。

【争鸣】
【大参考】总第1338期(2001.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