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毛派公开挑战江泽民——评邓力群等人的上书

毛派凭借“共产主义道统”和“弱势群体代表”这两方面的资源,向江泽民发起了最露骨的挑战。这是因为江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如果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写入党章和宪法,毛派将失去生存条件,故而决心背水一战。

毛派的双重资源

大陆的极左思潮也就是“毛派”,在邓小平的“南巡”后曾经陷入极为孤立的窘境,但是,随着腐败日益猖獗、两极分化急遽发展和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受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在民间日益流行,从而使毛派的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们虽然失去了决策权,却拥有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道义优势,加上中共道统和现行体制给予他们的天然合法性,致使他们批评当政者的言论越来越大胆。毛派的主要言论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中国》和《中流》,曾经陷入过几乎无人问津的凄惨地步,而现在却重新获得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

在大陆现行的制度下,毛派具有正规制度上和民间道义上的双重资源:首先,他们拥有最具合法性的制度资源,即中共的“道统”──正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次,他们最大的民间道义资源是鲜明的民粹主义立场,高举代表广大的弱势群体向权贵阶层讨还公道的大旗。所以他们才能一边享受着特权待遇,把持三个靠财政拨款的专门刊物公开批评现行当政者,而且不断利用座谈会等方式、特别是利用“万言书”的方式屡屡向江核心发难而又毫无不安全感之忧,起码不会像自由知识界那样被封刊封口,更不会遭到异己人士被监视被判刑的厄运。

“三个代表”使毛派面临生存危机

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和朱镕基就任总理后推动国企改革的深化,左派们便在自己掌控的言论阵地上,不断地不点名地批判江、朱的改革决策。特别是二○○一年的半年多时间内,《真理的追求》把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和私有化,二是谴责腐败和两极分化,三是指责江核心对美国的妥协和软弱。在他们看来,如果不用铁腕遏制这三种倾向,那么就将改变中共的道统和根本性质,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崩溃或大的社会动乱,导致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成功。这种不点名的批判,终于因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而忍无可忍,变成了点名的公开挑战──直接向中共中央上书反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而要求以违反中共组织程序和党内纪律来给江泽民以组织上的处罚。

毛派之所以不计后果,如此大胆地发难,是因为他们真的感到了生存危机。种种迹象表明,“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定位,不同于以往的舆论造势,而是进入了组织动员的运作方式,显然是为了将其作为十六大的主题和写进党章,而做舆论上特别是组织上的准备。八月六日,官方对全国教育系统提出“三进”的要求,即“三个代表”要“进入教材,进入课堂,最终进入学生的头脑”。这就是为不远的将来进入党章和宪法做准备。

江泽民和江学说的弱势地位

江学说与毛思想、邓理论在寻求制度合法性上的最大不同在于:毛、邓都是政治强人,其理论的政绩支撑皆是开创了一个时代,是历史地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全国各界自觉认同,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进入党章和宪法的,二者都是先征服了人心而后成为“道统”。而江泽民则是后强人时代的党魁,他的“三个代表”从一开始提出就引起极大的争论。除了现行秩序的最大受益集团的支援之外,党内毛派坚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及自由知识界或反对或轻蔑,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城市职工和农民)因为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也决不会拥护代表富人的理论。所以,江泽民在无法获得足够社会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当下的垄断权力的便利,强行进行舆论上的造势和组织上的动员,为自己在十六大的权力分配上和未来地位上的定位提前做准备。江泽民想确立自己未来地位,走的恰恰是与毛、邓相反的道路,也就是先确立“新道统”的核心地位,再逐渐寻求征服人心。然而,“三个代表”想在未来成为中共和国家的新道统的概率极低,因为在江主导大陆的核心权力之后,既没有可以媲美于毛、邓的政绩,其理论也由于浮夸空洞、自相矛盾、面貌模糊而难于服人。

江学说的潜台词,潘岳政改报告

不过二○○一年上半年,颇受瞩目的潘岳《政改报告》正好可以作为“七一讲话”的潜台词与之相对照。此报告是六四之后,中共高层智囊团对决策者最大胆的政改奏折。

它围绕着“三个代表”这一核心,为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它以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为参照,否定之锋芒直指中共的“道统”──从暴力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从阶级基础到阶级斗争。因为是内部传阅的报告,所以它对“三个代表”做了更为大胆、明确、激进的论证,故而遭到始乱终弃的命运。但是,我以为,此报告对“三个代表”的阐述,仍可视为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的潜台词:只讲“三个代表”而不提“四项基本原则”,理直气壮地要求代表富人和各类精英,而且反覆提到先进生产力的人格化就是富人和其他精英,其主要构成因素是知识份子和企业家,倡导的是典型的威权体制下精英治国的路数。其经验依托,显然是亚洲一些国家政治现代化提供的成功示范。

在我看来,这篇《政改报告》最具有现代政党政治气息的部分,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角色的区分:与中共执政后的其他文献相比,此报告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陈腐说辞,没有中共天然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狂妄姿态,而是第一次以大胆的自我反省精神,从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定位的角度,论证了两者不同的代表性,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是政府而非政党。承认一个现代政党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就是执政党也不能,这无疑具有些许现代政党的谦卑。尽管报告的最后部分按照江泽民历次政改讲话的调子,明确提出“五不原则”: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不搞新闻自由,不搞军队国家化,不搞全民直选,但是“五不”在此报告里更像是一种不得已的门面,并没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如若能够被高层接受并作为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如若能写进党章并取代“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沉寂多年的渐进政改就将从中共的性质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开始。

但是,此报告潜藏着致命的缺陷:一是完全站在中共特权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急欲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提供新的法理基础,为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的强盗式暴富提供合法性论证,把中共政权转变为权贵俱乐部。二是过重的精英主义情结,即政治精英依靠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来推动政改,只允许特权集团搞民主(中共的党内民主),而不允许平民搞民主(全民直选),虽有赵紫阳时代的“新权威主义”之痕迹,却无赵时代的自由民主的未来取向。三是更多注重于理论论证而疏于现实应对,更像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号召,而不是政纲性的可操作奏折,回避了严峻的现实挑战。

毛派的背水一战

但是,不管潘岳的《政改报告》有多大缺陷,如果“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进而写进宪法,类似潘岳《政改报告》的潜台词就将名正言顺地被端上台面,成为难以遏制的舆论主流和执政方针,也将加快私有化进程和中共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就将从根本上动摇毛派所赖以生存的中共道统和制度依托,进而使他们在十六大的权力分配中彻底出局。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权力资源上的严重受损,是远比物质财富受损更为严重。因为没有了道统优势和制度依托,毛派也就失去了特权,进而失去谋求更大既得利益的资本。所以,毛派必须在十六大之前进行孤注一掷的反抗,才会如此大胆地拿出所有看家本领向江核心挑战。

首先,毛派从中共政权的思想道统和制度法统上,指责“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叛,是想变无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政党。

其次,毛派举起反腐败、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公正的道义旗帜,指责“三个代表”是为腐败泛滥提供合法性支撑。

第三,毛派自称是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民族主义者,指责“三个代表”完全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口味,是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出卖,是对政权安全的严重威胁。

第四,毛派以反对个人崇拜为武器,强调党的集体领导,拿出《党章》第四条禁止搞个人崇拜的规定。

毛派玩弄组织程式

第五,毛派第一次运用党法──《党章》──的组织程式和党纪的王牌与江核心进行斗争。这是毛派上书中的华彩乐章,从中见出毛派的进步。如果按照上书中例举的《党章》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追究起来,完全可以致江泽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因为江的上台就是无视党法、违反党内组织程式的。

然而,中共历史上特别是执政后的历任党魁,在争权夺利的恶斗中,何时遵守过《党章》所规定的组织程式?不用提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就是率先讲究法制的邓小平在废除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权力时,也从来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当时的邓力群非但不会向老邓提出这么尖锐的进言,反而全力推动老邓不经过合法的党内组织程式而滥用权力。

由此可见,组织程式、合法性等现代法治的形式主义原则,在毛派的手中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实用工具而已。即便如此,以此来直接质疑现任党魁,就等于间接质疑中共历史上所有无法无天的党魁,进而质疑中共整个党内斗争史,是为那些非程式性的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正名,这对今后中共的自我改造仍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一个在组织内部奉行法治的执政党,一个在党内遵纪守法的党魁,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可能无法无天。

看来,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对于治理社会来说,弱势君主还是比政治强人有好处,强人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随心所欲,而弱势之君起码要受到政权内部的游戏规则的某种制约。毛泽东、邓小平是“谁不听话,谁就下台”的第二代强人,尽管都是一言九鼎;而江泽民在党内没有绝对权力,在社会上没有威信,故而,至今还拥有党内道统优势的毛派,才敢于公开叫板。

【动向】2001年8月号